斯文在兹 修身为本 ——楼宇烈先生的传统文化情怀
评论内容：
楼宇烈，1934年生于杭州。哲学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等，今年结集出版八卷九册《楼宇烈文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楼宇烈先生以其六十五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的经历，形象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魅力。从青春年少到耄耋暮年，他坚守三尺讲台，始终在讲授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感动我们的，并不仅是楼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辟论述，还有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怀和身体力行。楼先生是一位哲学教授，更是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
治学：质朴而通透
1993年我到北大哲学系跟随楼先生读研究生，自此以来三十余年，对老师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说话通透。上学的时候，每到期末我们就问老师作业要写多长，楼先生总是说“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那时候的北大，文史哲各个系的老先生都会给自己的研究生交代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楼先生在课上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乃至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务必要有“综合的整体研究”。他说，“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融会贯通，整体把握”。
楼先生在教学生涯中，一直在探索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质，努力贯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传统，并从学术研究、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三方面体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整体特点。
楼先生在学术界的形象，首先是深耕文献，对经典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版本校勘，综合历代注释。他完成的《王弼集校释》，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经典，是王弼研究最权威的文本，也是魏晋玄学或新道家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王弼是我国历史上曹魏时期英年早逝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的“以无为本”“举本统末”“得意忘言”等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乃至影响到中国人对印度佛教思想的辨析和抉择。经过楼先生的努力，这位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得以系统地呈现在今人面前，并以历史上早已佚失的《王弼集》命名。中华书局1980年8月出版的《王弼集校释》，楼先生是1978年10月交稿的，好多人很惊讶他怎么能在“文革”结束后这么短时间就写出如此高质量的著作。他在该书前言里说，该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他跟我说，自己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时就对王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着手收集王弼著作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研究。楼先生是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成为北大全面实行五年制本科的第一届学生。而且，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哲学系，就在北大。这是楼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教育制度大变革。高考时，这位生在杭州、长在上海的青年人，对文科、理科都很喜欢，一直想找一个能够文理兼学、文理兼顾的专业。所以他就想考哲学系，学哲学是他的第一选择。本科就这样读了五年，1960年毕业，带着对玄学和古代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和扎实基础，他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此后到1980年《王弼集校释》最终出版的二十年间，虽说书稿“置于箱箧十余年，未暇顾及”，但楼先生对该书的资料整理并未中止，只是到最后算是有了整块时间能进行校勘注释。在此期间，楼先生还对《荀子》做了深入研究。1979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荀子新注》，作者署名“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此书实际上由楼先生召集完成。王弼、荀子成了楼先生平生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晚年的楼先生无论是平时交谈，还是正式讲课，总是那么质朴，深入浅出，又是那么通透，让人回味无穷。这种通透，来自他人生最早一段学术的“苦寒期”。他出第一本书《荀子新注》时，已经45岁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也没能署上。出版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王弼集校释》，孕育了整整二十年。谁能知晓其中的苦乐？我从没有听楼先生抱怨过那段不寻常的时光。整个80年代，楼先生还在为学术界整理珍贵的文献资料。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很多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连一套汉文大藏经都没有，社会上能看到的佛教原典极少。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在征求了石峻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后，动手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到1992年出了四卷十册。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没人没用过这套资料。楼先生点校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从1984年到1992年出了七种，是康有为学术著作的首部整理稿，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楼先生平时跟弟子们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关注清末民初的思想人物，他们在大变局的时代有着惊人的勇气和复杂的思想。这是楼先生“通透”的来历，穷究古今之变，贯通三教之理。而他的质朴，便是甘于二十年如一日的沉潜功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其方法的质朴，乃在于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展“总体上的综合研究”，每篇文章不论长短，都要有感而发，绝不虚伪，更不能以偏概全。
正是有了通透的完整理解，楼先生把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的概括，承袭了中国儒家经学的传统理路。“三玄”之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已很流行，是对《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合称。楼先生将“三玄”置于“四书五经”前，有别于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做法，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色彩和哲学特色。这些经典综合了儒道两家的主要典籍，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最近付梓印行的《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册，凝聚了楼先生六十五年在北大杏坛传道的学思感悟，呈现其质朴而通透的治学人生。其中既有一个甲子的岁月印记、时代巨变，也有冉冉不知老之将至的矢志不渝、使命担当。
文化观：人文立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楼先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他认为，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或被物欲左右，或无奈地祈求神灵。“人文精神”最主要的意思是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而不受制于内心的物欲、外在的神灵。因此，楼先生常跟我说，现代社会的建构应当坚持“人文立本”。
文化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用来表达生活态度的符号体系和意义模式。文化每天都在延续，每天又都有变化，文化的传承是一件极复杂的事情。看似客观的实证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清楚古今之间的连续性，更难以呈现连续和断裂的对立统一。楼先生将“人文”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质，隐含了一种将文化传统视为精神生命的内在体验的意思。这种基于生命体验的“人文”，包含了一个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经典系统和社会制度，以及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修养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作为哲学教授，楼先生尤其重视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重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经典体系。直到今天，年逾九十岁的楼先生还保留着一个文人的优雅和从容，宛如魏晋名士，对自己叹服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这是儒家礼教的基本要义。楼先生对“人文”的诠释，植根于儒家这种“体履”精神，强调个人的身体力行，对自己宣扬的内容要有认同和实践，而不是拿来规训他人。唱昆曲、吹笛子、传古琴、练书法、讲中医、说茶道，他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对“人文”的理解。现在身体行动多有不便，他仍坚持每周半天给弟子们讲解传统文化，线上交流讨论最新的思考，也回答弟子们学习和生活上的疑问。楼先生有一部讲稿《中国的品格》，2007年初版以来多次重印，好评如潮。该书火爆的原因，我想，首先是楼先生的亲身体验感染了读者，他并没有试图说服别人，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有感而发、娓娓道来的亲切和自然。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是一种能成为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得乎心、形于体。他说的“人文立本”，是对先圣“斯文在兹”的时代化诠释。
楼先生认为，“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代表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他有一篇我认为极重要的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年12月）。该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而是“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与代表自然界运行法则的“天文”相对，“人文”代表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人文”一词虽最早见于《周易·彖传》，是战国时期的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文精神”，把人视为“万物之灵”，不受神、物的支配，这种思想“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从生养的角度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根本，但从治理的角度说，人有其主动性，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人的相互交感，“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楼先生认为，这里的“天”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关键是“顺自然”，注重因势利导，不违天时。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关键是“疾敬德”，注重道德修养，克尽人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想主线，道家和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贯通于“人文精神”。
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楼先生所说的“人文精神”，更准确的表述是他常说的“人文立本”。朱熹以礼乐制度解释“斯文”，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或“人文精神”通于“斯文”，但又不完全同于礼乐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道家的自然无为，禅宗的自性自度，也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文”这个根本，楼先生有时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常用于现代汉语却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的根脉相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贯通古今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准则，“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所以，像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以后，都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洗礼，否则也不可能在中国社会立足生存。楼先生把自己毕生研究佛教的论文集起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其寓意因此也就十分清楚。
“人文立本”是楼先生作为一位哲学家的社会理想——社会的根基应是“人文”。当代中国人如何继承中华文明的根脉？主动权全在我们自身。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看客，而是要有一种主体意识。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去看传统文化，自己就会多几分责任。他说：“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姿态，就是“守正创新”。楼先生还结合道家思想，尝试从中提炼出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为若要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现在常以“科学合理”为自己辩护，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自然合理”。又如，我们现在特别习惯于专业分工，但在古代，中国人相信“殊途同归”。楼先生由此概括出“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他晚年经常讲解中医哲学，认为中医的精髓就在处处讲究阴阳的平衡。一切疾病都来自身体阴阳的失衡，只有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楼先生以“自然合理”“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三个概念概括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从表象的层次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今天在讲解儒家礼乐制度时，首先要以“人文”的方式说明儒家礼教，即要尊重人的主动性和特殊性，体会蕴涵于礼乐制度的“体履”精神，其次还要体会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道两家的共性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时代气息。楼先生对“人文”一词的创造性诠释，赋予“人文”一种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或可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动力。
修养论：道艺并进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个体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既包括平时我们常说的“修身”，以道德操守为主，也包括与整个知识体系所关联的实践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行胜于言”。
楼先生治学，越到晚年，越注重体悟和实践。刚过2000年的那些年，楼先生七十岁左右，常和北大禅学社的同学在一起，被同学们起了一个“楼体悟”的外号。那段时间，他常穿着旧旧的“唐装”，印象中有一件是蓝色的，有一件是淡黄的。儒学、玄学、佛学，楼先生娓娓道来，完全没有晦涩的学术语言。能如此洒脱自然，原因还在于他能吃透经典，心知其意，于根本处说真体会，并非从文字到文字的论证诠释。从2010年至今，每到新年，楼先生都给大家编印一册精美的“周历”。每周配一段他自己手书的古训，内容从孔孟老庄、《史记》《淮南子》到诗词名句、民间谚语，都是他晚年依旧念兹在兹的嘉言警句，含意隽永。他到八九十高龄，还在追求真参实悟。
凭借参究体悟的功夫，楼先生尝试以整体关联的方式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在他那里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平时亲近楼先生的朋友，大概都能记得，他总能忙里偷闲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谈起中医、茶道，也能如数家珍。很长一段时间，楼先生每周三下午都在北大校园内组织一场昆曲雅集，雷打不动。他还在自家附近租了一套小房，起名“国艺苑”，每到周末，琴声悠扬。这位江南才子，从青春年少起，就对艺术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爱。有好长一段时间，楼先生已过古稀之年，总跟我说，他想办一个“国艺苑”，并不是要弄一个办展览的场馆，而是想给小朋友、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提供一个能亲身体验传统艺术的地方，完全不营利。大家能在那里捏陶器、造房子、做手工，弹琴吹笛、唱曲练声、学画写字、下棋吟诗，甚至还能射箭、打太极、练武术……建筑手工是技艺，琴棋书画是文艺，射箭太极是武艺，古人讲的“游于艺”，就是把平日所学的知识融化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能有所体现。我能理解老师的想法，但这样的场馆，单凭我们这些学者的力量，当然开不起来。最近二十多年，楼先生总在呼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一定要与保护中医和传统艺术相结合。他的那份认真近乎执着，我经常为之感动。在编楼先生文集时，我给最后一卷起名《中国艺术与传统医学》。
楼先生认为，中医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从我1999年毕业留校开始，他好多次劝我有时间要读《黄帝内经》。这么多年，我跟着先生认识了很多中医界朋友，体会到中医确实完整保存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主张气化宇宙论，“通天地一气”，认为天地之气是生命的本源，气分阴阳，阴阳之间又有五行变化。中医用阴阳五行说明人的生理、病理和治病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医术。它的养生理论，关键也在“顺其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
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人文精神，而其最大的作用是在“育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还包括人之为人的综合素质。《周礼》有段话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御书数，统称“六艺”，这是先秦时期精英教育的基本科目，艺术是其中的重要门类。楼先生谈国学，总会强调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在楼先生的学生中间，流传着老师论艺术的“十六字心法”——“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中国艺术首先看重的是“意境”，追求整体上的气韵生动，而不是它的形式。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书法、绘画、诗歌、音乐、建筑、茶道，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有彼此相通的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跟随楼先生已三十余年，我发现他做学问，从来不枯燥。雅集唱曲论礼乐，习字品茶听琴音，他平时有这么多艺术实践。楼先生在1990年前后，长时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还在2009年创办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过去有好多年，每到新年元旦前，他都要组织校内外学生、朋友在北大校园里举办一场京昆古琴研究所的迎新年汇报演出。这些活动，让北大在学术之外，还有很多清雅平和、透着那么一股空灵的人间温情。可以说，楼先生是一位有艺术情怀的哲学家。他的这份情怀，又始终连着中国文化的根本。他说，“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更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楼先生的教学生涯，洋溢着这种艺术精神，做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接触楼先生，我经常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特别在乎的“教养”两字。我有时候反省我自己这一代人，感觉我们是有知识但缺教养，很多学问索然无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大成于乐，德配天地，这是一种人格的圆善，“止于至善”。这也许是我作为弟子对老师的溢美之词，但我希望今天的中国文化能传承五千年相续的中华文脉，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作者：李四龙，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2025年11月，楼宇烈（前排中）和弟子在一起，后排着西装者为本文作者李四龙。
楼宇烈（中）和学者方立天（左）、牟钟鉴在一起。
中华书局
楼宇烈，1934年生于杭州。哲学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著有《王弼集校释》《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荀子新注》等，今年结集出版八卷九册《楼宇烈文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楼宇烈先生以其六十五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的经历，形象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魅力。从青春年少到耄耋暮年，他坚守三尺讲台，始终在讲授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感动我们的，并不仅是楼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精辟论述，还有他对传统文化的真挚情怀和身体力行。楼先生是一位哲学教授，更是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
治学：质朴而通透
1993年我到北大哲学系跟随楼先生读研究生，自此以来三十余年，对老师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说话通透。上学的时候，每到期末我们就问老师作业要写多长，楼先生总是说“不要超过五千字”，随后补一句“《老子》才不过五千言”。那时候的北大，文史哲各个系的老先生都会给自己的研究生交代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楼先生在课上反复强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佛教，乃至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务必要有“综合的整体研究”。他说，“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地体会其深层的、内在的共同特性”，也就是“融会贯通，整体把握”。
楼先生在教学生涯中，一直在探索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质，努力贯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传统，并从学术研究、日常生活和艺术实践三方面体验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整体特点。
楼先生在学术界的形象，首先是深耕文献，对经典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版本校勘，综合历代注释。他完成的《王弼集校释》，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经典，是王弼研究最权威的文本，也是魏晋玄学或新道家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王弼是我国历史上曹魏时期英年早逝的重要哲学家，他提出的“以无为本”“举本统末”“得意忘言”等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乃至影响到中国人对印度佛教思想的辨析和抉择。经过楼先生的努力，这位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得以系统地呈现在今人面前，并以历史上早已佚失的《王弼集》命名。中华书局1980年8月出版的《王弼集校释》，楼先生是1978年10月交稿的，好多人很惊讶他怎么能在“文革”结束后这么短时间就写出如此高质量的著作。他在该书前言里说，该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他跟我说，自己在北大哲学系读本科时就对王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已经着手收集王弼著作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研究。楼先生是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成为北大全面实行五年制本科的第一届学生。而且，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哲学系，就在北大。这是楼先生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教育制度大变革。高考时，这位生在杭州、长在上海的青年人，对文科、理科都很喜欢，一直想找一个能够文理兼学、文理兼顾的专业。所以他就想考哲学系，学哲学是他的第一选择。本科就这样读了五年，1960年毕业，带着对玄学和古代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和扎实基础，他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此后到1980年《王弼集校释》最终出版的二十年间，虽说书稿“置于箱箧十余年，未暇顾及”，但楼先生对该书的资料整理并未中止，只是到最后算是有了整块时间能进行校勘注释。在此期间，楼先生还对《荀子》做了深入研究。1979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荀子新注》，作者署名“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此书实际上由楼先生召集完成。王弼、荀子成了楼先生平生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晚年的楼先生无论是平时交谈，还是正式讲课，总是那么质朴，深入浅出，又是那么通透，让人回味无穷。这种通透，来自他人生最早一段学术的“苦寒期”。他出第一本书《荀子新注》时，已经45岁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也没能署上。出版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本书《王弼集校释》，孕育了整整二十年。谁能知晓其中的苦乐？我从没有听楼先生抱怨过那段不寻常的时光。整个80年代，楼先生还在为学术界整理珍贵的文献资料。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很多重点大学的图书馆连一套汉文大藏经都没有，社会上能看到的佛教原典极少。出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他在征求了石峻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后，动手编纂《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到1992年出了四卷十册。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几乎没人没用过这套资料。楼先生点校的《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从1984年到1992年出了七种，是康有为学术著作的首部整理稿，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楼先生平时跟弟子们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定要关注清末民初的思想人物，他们在大变局的时代有着惊人的勇气和复杂的思想。这是楼先生“通透”的来历，穷究古今之变，贯通三教之理。而他的质朴，便是甘于二十年如一日的沉潜功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其方法的质朴，乃在于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展“总体上的综合研究”，每篇文章不论长短，都要有感而发，绝不虚伪，更不能以偏概全。
正是有了通透的完整理解，楼先生把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概括为“三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的概括，承袭了中国儒家经学的传统理路。“三玄”之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已很流行，是对《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合称。楼先生将“三玄”置于“四书五经”前，有别于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做法，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色彩和哲学特色。这些经典综合了儒道两家的主要典籍，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
最近付梓印行的《楼宇烈文集》，八卷九册，凝聚了楼先生六十五年在北大杏坛传道的学思感悟，呈现其质朴而通透的治学人生。其中既有一个甲子的岁月印记、时代巨变，也有冉冉不知老之将至的矢志不渝、使命担当。
文化观：人文立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一直是楼先生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词。他认为，现代人最大的精神痛苦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或被物欲左右，或无奈地祈求神灵。“人文精神”最主要的意思是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而不受制于内心的物欲、外在的神灵。因此，楼先生常跟我说，现代社会的建构应当坚持“人文立本”。
文化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用来表达生活态度的符号体系和意义模式。文化每天都在延续，每天又都有变化，文化的传承是一件极复杂的事情。看似客观的实证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清楚古今之间的连续性，更难以呈现连续和断裂的对立统一。楼先生将“人文”作为中国文化的特质，隐含了一种将文化传统视为精神生命的内在体验的意思。这种基于生命体验的“人文”，包含了一个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经典系统和社会制度，以及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修养的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作为哲学教授，楼先生尤其重视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重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经典体系。直到今天，年逾九十岁的楼先生还保留着一个文人的优雅和从容，宛如魏晋名士，对自己叹服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半点虚情假意。“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这是儒家礼教的基本要义。楼先生对“人文”的诠释，植根于儒家这种“体履”精神，强调个人的身体力行，对自己宣扬的内容要有认同和实践，而不是拿来规训他人。唱昆曲、吹笛子、传古琴、练书法、讲中医、说茶道，他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对“人文”的理解。现在身体行动多有不便，他仍坚持每周半天给弟子们讲解传统文化，线上交流讨论最新的思考，也回答弟子们学习和生活上的疑问。楼先生有一部讲稿《中国的品格》，2007年初版以来多次重印，好评如潮。该书火爆的原因，我想，首先是楼先生的亲身体验感染了读者，他并没有试图说服别人，字里行间透出一种有感而发、娓娓道来的亲切和自然。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是一种能成为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得乎心、形于体。他说的“人文立本”，是对先圣“斯文在兹”的时代化诠释。
楼先生认为，“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代表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他有一篇我认为极重要的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载于《国学研究》第三卷，1995年12月）。该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本主义”，而是“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与代表自然界运行法则的“天文”相对，“人文”代表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人文”一词虽最早见于《周易·彖传》，是战国时期的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文精神”，把人视为“万物之灵”，不受神、物的支配，这种思想“远则可以追求至中国文化的源头，近也至少可以推溯到殷末周初”。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从生养的角度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根本，但从治理的角度说，人有其主动性，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人的相互交感，“天人合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楼先生认为，这里的“天”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关键是“顺自然”，注重因势利导，不违天时。人与天命之天的“合一”，关键是“疾敬德”，注重道德修养，克尽人事。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思想主线，道家和儒家的基本观念，因此贯通于“人文精神”。
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楼先生所说的“人文精神”，更准确的表述是他常说的“人文立本”。朱熹以礼乐制度解释“斯文”，楼先生所说的“人文”或“人文精神”通于“斯文”，但又不完全同于礼乐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道家的自然无为，禅宗的自性自度，也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人文”这个根本，楼先生有时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常用于现代汉语却又植根于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理性精神的根脉相通。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贯通古今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准则，“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所以，像佛教这样的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以后，都要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洗礼，否则也不可能在中国社会立足生存。楼先生把自己毕生研究佛教的论文集起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其寓意因此也就十分清楚。
“人文立本”是楼先生作为一位哲学家的社会理想——社会的根基应是“人文”。当代中国人如何继承中华文明的根脉？主动权全在我们自身。作为中国人，我们并不是传统文化的看客，而是要有一种主体意识。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去看传统文化，自己就会多几分责任。他说：“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对待传统文化的这种姿态，就是“守正创新”。楼先生还结合道家思想，尝试从中提炼出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为若要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现在常以“科学合理”为自己辩护，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是“自然合理”。又如，我们现在特别习惯于专业分工，但在古代，中国人相信“殊途同归”。楼先生由此概括出“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人文思维。他晚年经常讲解中医哲学，认为中医的精髓就在处处讲究阴阳的平衡。一切疾病都来自身体阴阳的失衡，只有主动调整自己的生活，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楼先生以“自然合理”“整体关联”“动态平衡”三个概念概括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将对“人文精神”的解释从表象的层次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今天在讲解儒家礼乐制度时，首先要以“人文”的方式说明儒家礼教，即要尊重人的主动性和特殊性，体会蕴涵于礼乐制度的“体履”精神，其次还要体会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儒道两家的共性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代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时代气息。楼先生对“人文”一词的创造性诠释，赋予“人文”一种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或可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想动力。
修养论：道艺并进
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强调个体的实践。这里的“实践”，既包括平时我们常说的“修身”，以道德操守为主，也包括与整个知识体系所关联的实践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行胜于言”。
楼先生治学，越到晚年，越注重体悟和实践。刚过2000年的那些年，楼先生七十岁左右，常和北大禅学社的同学在一起，被同学们起了一个“楼体悟”的外号。那段时间，他常穿着旧旧的“唐装”，印象中有一件是蓝色的，有一件是淡黄的。儒学、玄学、佛学，楼先生娓娓道来，完全没有晦涩的学术语言。能如此洒脱自然，原因还在于他能吃透经典，心知其意，于根本处说真体会，并非从文字到文字的论证诠释。从2010年至今，每到新年，楼先生都给大家编印一册精美的“周历”。每周配一段他自己手书的古训，内容从孔孟老庄、《史记》《淮南子》到诗词名句、民间谚语，都是他晚年依旧念兹在兹的嘉言警句，含意隽永。他到八九十高龄，还在追求真参实悟。
凭借参究体悟的功夫，楼先生尝试以整体关联的方式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在他那里成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平时亲近楼先生的朋友，大概都能记得，他总能忙里偷闲领着大家唱昆曲、弹古琴，谈起中医、茶道，也能如数家珍。很长一段时间，楼先生每周三下午都在北大校园内组织一场昆曲雅集，雷打不动。他还在自家附近租了一套小房，起名“国艺苑”，每到周末，琴声悠扬。这位江南才子，从青春年少起，就对艺术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爱。有好长一段时间，楼先生已过古稀之年，总跟我说，他想办一个“国艺苑”，并不是要弄一个办展览的场馆，而是想给小朋友、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提供一个能亲身体验传统艺术的地方，完全不营利。大家能在那里捏陶器、造房子、做手工，弹琴吹笛、唱曲练声、学画写字、下棋吟诗，甚至还能射箭、打太极、练武术……建筑手工是技艺，琴棋书画是文艺，射箭太极是武艺，古人讲的“游于艺”，就是把平日所学的知识融化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能有所体现。我能理解老师的想法，但这样的场馆，单凭我们这些学者的力量，当然开不起来。最近二十多年，楼先生总在呼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一定要与保护中医和传统艺术相结合。他的那份认真近乎执着，我经常为之感动。在编楼先生文集时，我给最后一卷起名《中国艺术与传统医学》。
楼先生认为，中医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思维特点。从我1999年毕业留校开始，他好多次劝我有时间要读《黄帝内经》。这么多年，我跟着先生认识了很多中医界朋友，体会到中医确实完整保存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主张气化宇宙论，“通天地一气”，认为天地之气是生命的本源，气分阴阳，阴阳之间又有五行变化。中医用阴阳五行说明人的生理、病理和治病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医术。它的养生理论，关键也在“顺其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一脉相承。
中国文化的根本是人文精神，而其最大的作用是在“育人”。《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还包括人之为人的综合素质。《周礼》有段话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御书数，统称“六艺”，这是先秦时期精英教育的基本科目，艺术是其中的重要门类。楼先生谈国学，总会强调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在楼先生的学生中间，流传着老师论艺术的“十六字心法”——“以道统艺，由艺臻道，道艺并进，形神俱备”。中国艺术首先看重的是“意境”，追求整体上的气韵生动，而不是它的形式。不同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书法、绘画、诗歌、音乐、建筑、茶道，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有彼此相通的意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跟随楼先生已三十余年，我发现他做学问，从来不枯燥。雅集唱曲论礼乐，习字品茶听琴音，他平时有这么多艺术实践。楼先生在1990年前后，长时间担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委，还在2009年创办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过去有好多年，每到新年元旦前，他都要组织校内外学生、朋友在北大校园里举办一场京昆古琴研究所的迎新年汇报演出。这些活动，让北大在学术之外，还有很多清雅平和、透着那么一股空灵的人间温情。可以说，楼先生是一位有艺术情怀的哲学家。他的这份情怀，又始终连着中国文化的根本。他说，“礼乐教化是培养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礼教是伦理教育，乐教是艺术教育，后者使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多样的艺术形式中，它引导人们向善向上，更强调文以载道，以道统艺。”楼先生的教学生涯，洋溢着这种艺术精神，做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接触楼先生，我经常能体会到中国文化特别在乎的“教养”两字。我有时候反省我自己这一代人，感觉我们是有知识但缺教养，很多学问索然无味。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大成于乐，德配天地，这是一种人格的圆善，“止于至善”。这也许是我作为弟子对老师的溢美之词，但我希望今天的中国文化能传承五千年相续的中华文脉，与时俱进，生生不息。
（作者：李四龙，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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