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注意是，在胡人和武人家族里，符合儒家伦理的家法门风在唐代逐渐形成，这是儒家礼法文化下移的重要表现。唐代前期的武人家族以李勣家族为代表。李勣是瓦岗寨出来的武人，《旧唐书》卷六十七有一段论及其为人，前面一段说其统帅一方，行军打仗，极具领导力、亲和力，既忠且义，深得部下爱戴；后面一段是家教部分：
与弟弼特存友爱，闺门之内，肃若严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药，即取服之；家中召医巫，皆不许入门。子弟固以药进，勣谓曰：“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宁容浪就医人求活！”竟拒而不进。忽谓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乐。”于是堂上奏女妓，檐下列子孙。宴罢，谓弼曰：“我自量必死，欲与汝一别耳。恐汝悲哭，诳言似差可，未须啼泣，听我约束。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此后略不复语，弼等遵行遗言。
这里特别提到房玄龄等前高官“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他嘱咐弟弟李弼三条遗训：一、严格教育子孙：“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二、简葬：“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著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三、还有官宦人家特有的遣散遗留的姬妾：“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李勣的这一套家教具有代表性。

这里面提到打杀教训不肖子孙之后，上奏朝廷，本来就是历史的典故。汉武帝时金日磾曾经因为儿子在宫中行为不检点而杀之，连汉武帝都“心敬”之。现实生活则是因为儿女的行为会连累到整个家族的兴衰。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房遗直兄弟不睦，被牵连进一场政治事变中，被素来不和的长孙无忌除掉。这是李所亲见之事。官宦人家的家教不仅是家族的事情，也牵涉到国家的兴亡。这个叫作“居官治家之法”。
唐代后期武人势力壮大，胡人家族以及武人家族却倾慕儒风，如濮阳杜氏家族。唐代濮阳杜氏出自北朝独孤浑氏的后裔，是唐代胡族儒家宗族化的代表性家族。杜暹曾任开元时宰相，“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谨，事继母以孝闻”，为官清廉，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余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余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俄授郑尉，复以清节见知”。杜暹“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时亦矫情为之。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其子取名杜孝友，谨守家法。父亲死后，玄宗谥以“贞孝”。除了皇帝的赠予外，“尚书省及故吏赙赠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约，皆拒而不受”。
唐代后期的武人家族以李晟为代表。李晟，陇右临洮人，“代居陇右为裨将”。他本人自幼为孤儿，却“事母孝谨”。李晟是皇室危难时节，挺身而出的大英雄，官至宰相。《旧唐书·李晟传》记载其忠贞事迹，令人动容，其中有一段云：
初，晟在凤翔，谓宾介曰：“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此搢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性沉默，未尝泄于所亲。
临下明察，每理军，必曰某有劳，某能其事，虽厮养小善，必记姓名。尤恶下为朋党相构，好善嫉恶，出于天性。尝有恩者，厚报之。初，谭元澄为岚州刺史，尝有恩于晟，后坐贬于岳州；比晟贵，上疏理之，诏赠元澄宁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抚待勤至，皆为成就宦学，人皆义之。
理家以严称，诸子侄非晨昏不得谒见，言不及公事，视王氏甥如己子。尝正岁，崔氏女归省，未及阶，晟却之曰：“尔有家，况姑在堂，妇当奉酒醴供馈，以待宾客。”遂不视而遣还家，其达礼敦教如此。
以上这一段话，体现了李晟为人的三个方面。首先是忠诚于国；其次精明治军，善于待友；再次是持家严格，尊奉礼教。李晟的家法在后来的子孙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晟十子，宪、愬最仁孝。”

（摘自《唐代家庭：生活、生计与家风》，为方便阅读，省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