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中原
评论内容：
四大将虽然持四种意见，但刘韩张三人的态度，与其向来主张相符，而岳飞的态度最为奇怪。岳飞与韩世忠一样，素来积极主张收复中原，而在这次龟山大会上，却认为不可用兵，实在令人疑惑。
此次龟山大会还有个更令人疑惑的问题。龟山地处淮上，是宋金战争的最前线，何以远在各地驻守的四大将，以及王朝的政府首脑，千里迢迢赶到此偏僻之处开会？真是令人不解。
不过，不管此次会议是否真实，张浚与岳飞的将相矛盾却是众所周知。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在战略取向上如此一致的重臣，为何没能携手对敌。
宋人的北伐尝试，开始于绍兴二年（1132）。
这年五月，吕颐浩从临安出兵北伐，走到常州时，他的前锋叛变，终结了这次北伐尝试。
绍兴二年末、三年（1133）初，襄阳镇抚使李横的北伐军一度打到了汴梁城西北的牟驼冈，最后败于金齐联军。
第一次北伐时，吕颐浩分析过南北的力量对比，宋军军力有十六七万，处于上升势头，但是无论是吕颐浩的部下还是李横的部队，主要成分都是被招安的流寇。这些流寇未经整合，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是文臣们所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数年平定内寇的战斗中，宋军中的几位主要将领经过汰沙存金，才成功将这些流寇纳入自己的队伍中。武将们为自己重建的军队，烙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这些部队在非正式的场合被称为“某家军”，俨然是一支私人部队。当流寇被解决之后，这些整合流寇的大将，既成了朝廷倚仗的重要力量，也变成困扰朝廷的新问题。
当张浚的北伐中原上升为朝廷的既定战略时，就需要动用这些武将的力量，他们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令张浚感到棘手的是，他的战略在武将中推行得并不顺利。
两次北伐失败的经验证明，对军队有足够的控制力是北伐作战的前提。在江淮三大将中，韩世忠主战，张俊愿意听命，只有刘光世主守，与整体战略有明显的冲突。在张浚的计划中，屯驻重兵的江淮是北伐的主力，因此，张浚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要换下刘光世，并且想要通过文人领兵，将这支军队置于自己都督府的统率之下。
这一夺取兵权的计划，遭到了岳飞的反对。岳飞指出张浚这一计划存在技术性困难，王德和郦琼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不能以其中一人凌驾另一人之上，不习军旅的吕祉，不为将士所服，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军队更加危险。心有壮志的岳飞有自己的想法，在获悉高宗要将淮西军交给自己后，兴奋的岳飞曾写了一道奏疏给高宗，提出了自己的北伐计划。
简单地说，岳飞的计划是先召关陕五路的叛将，如果召叛成功，刘豫自然无法待在中原，收复陕西和中原之后，再以主力渡河，经营两河。至于山东之地，则交给韩世忠和张俊料理。岳飞的军事构想完全以自己为核心，西召关陕五路，东有江淮大军相助，自己从中路突破中原，挺进两河。作为核心主力，岳飞认为必须要有十万兵力才有足够的作战能力，因此需要合并淮西军。
岳飞的计划中最难实现的是召五路叛将。不知岳飞何以对召还叛将这么有信心，实际上叛将们对金人相当忠心，是金人经理关陕的主力，所谓召其还朝不过是岳飞一厢情愿。不过岳飞表示，如果不能成功召还叛军，就必须先攻取关陕，然后从关中东出中原，但这样就得调淮西军进入关陕作战，而淮西军留下的空档，则需要其他几位大将填补。
岳飞的计划中，关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原的归属。而此时主导天下的正是当年丢掉陕西、逼反将士的张浚，不知两人相见，会不会常常令岳飞有扼腕叹息之恨。
但是，关陕只是看得见的困难，在岳飞的计划中，还有当时没有意识到的不可解决的难题。
作为北伐的前提，岳飞需要合并刘光世军，这件事一度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但很快归于失败。
早在建炎之初，就有士大夫上奏，要求高宗限制武将权力，而那时的高宗正如丧家之犬，到处逃命。士大夫们对武将防备到这种地步，不会允许岳飞实现扩军的计划，更不会任由武将主导北伐大局。高宗虽然将恢复大业托付岳飞，但是无论这是有心不顾规矩，还是心切偶尔出轨，都会被士大夫们纠正，拉回祖宗家法的正轨中。
北伐主导权始终要在朝廷士大夫的手中，除非岳飞能够颠覆王朝的政治格局。
张浚和岳飞两个主战派之间的冲突，背后是整个王朝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半世纪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不要说岳飞，就算是高宗也难以与其抗衡。当士大夫们发出警告之后，高宗就被迅速拉回到既有轨道，留下愤怒而无以排遣的岳太尉。年轻的岳飞十年间靠着一刀一枪的军功快速升迁，似乎还没领悟政治逻辑的复杂与残酷：封住他北伐计划的，是宋代武将的天花板。
动荡的战争时代凸显了武将的重要性，他们的力量在壮大，他们有了更为强烈的政治诉求，甚至有自身的战略构想，这些都侵入到士大夫的权力领域。士大夫们设置了武将的政治上限，武将则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摧毁了士大夫们的战略构想。刘光世厌战，张俊、韩世忠和刘光世在江淮彼此倾轧、对抗朝命，岳飞弃军，及至郦琼叛变，士大夫们的北伐计划就此终结。
在多年的整军经武之后，宋人在三大战区形成五大主力，士兵人数近二十万，阵势粲然可观。但是，正如金人内部的斗争严重拖累了其军事征服的步伐，宋人也因文武冲突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双方在各自的壮大过程中，都失去了纯粹、简洁的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纯粹简洁所带来的巨大力量。金人有了派系之争，宋人有了文武冲突，在此起彼伏的内部纷争中，消耗了自身的实力，最终只能隔着淮河的波涛对峙。
绍兴七年（1137）八月十二日，朝廷接到郦琼兵变消息的第二天，张浚向高宗引咎请辞，高宗没有接受。但是，宋廷强大的台谏不可能放过他，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纷纷弹劾张浚，论其有二十大罪。
九月十三日，在任三年的张浚罢相，从绍兴二年（1132）以来，宋人历经五年的恢复努力，宣告终结。
九月十六日，赵鼎从绍兴到达建康，第二天重登相位。
赵鼎一到行在，高宗立即在内殿召见他，询问对策。赵鼎认为，此事关键不在淮西防务，而是朝廷的应对是否得当，这将影响武将对朝廷的态度。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赵鼎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张浚的路线，外示郦琼之叛无损国家实力，内示罢刘光世乃为朝廷所支持，以期震慑国内外不安定因素，以免引起连锁反应。
但已经知道恢复无望的高宗，有时候愤愤地表示将要亲自领军北伐，有时候对着他的大臣问：几时得见中原？此时的高宗，外有强敌，内有悍将，虽然已不再像建炎年间那样四处流离，但是形势的变化并没有让高宗更加安全，武将的壮大虽然让外敌稍却，但其自身却成了朝廷的威胁。行朝面临新的困境，要在武将和强敌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尴尬的处境，促使限制武人的祖宗家法重新抬头，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自身对外的战斗力。
在内外交困中，高宗不得不接受南渡不返的现实。
绍兴七年（1137）的秋日，虽然赵鼎等人强自镇定，努力维护着朝廷的形象，但朝廷内部，气势大衰，淮西前线空虚，建康已成险地。第二年春天，高宗在赵鼎、秦桧等人的扈从之下，从建康缓缓重返临安，从此就在城南的凤凰山麓安顿下来，而南宋在此一住就是一个半世纪。
绍兴七年的这场震撼天下的兵变，彻底埋葬了张浚的万丈雄心、高宗的回銮之梦，使宋人河山复还的志向终成虚愿。
绍兴七年（1137）的龟山军事会议，是南宋初年北伐战略的关键节点，亦深刻揭示了王朝内部的文武冲突与战略困境。会上四大将意见分歧：刘光世主守、韩世忠主攻、张俊依违两可，而一贯主战的岳飞独持“不可用兵”之论。
张浚与岳飞同为主战派，却因战略主导权与军队控制权产生矛盾。双方冲突的根源，实为南宋“以文御武”祖制与战时武将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北伐计划流产，南宋的恢复之势由此转向偏安。
《如果长江能结冰——宋王朝的绝境与重生》以“长江结冰”的颠覆性假设切入，追问南宋偏安是否真是地理必然。作者项秉光通过剖析龟山会议等历史转折，揭示了王朝存续背后的复杂抉择与深刻教训。
据《三朝北盟会编》载，张浚曾大会诸将于龟山，商讨征伐刘豫之事。
在会上，张浚向四位大将征询意见，然而四大将的意见各不相同，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兵，张俊表示朝廷要战就战，要守就守，唯独岳飞认为不可用兵。
四大将虽然持四种意见，但刘韩张三人的态度，与其向来主张相符，而岳飞的态度最为奇怪。岳飞与韩世忠一样，素来积极主张收复中原，而在这次龟山大会上，却认为不可用兵，实在令人疑惑。
此次龟山大会还有个更令人疑惑的问题。龟山地处淮上，是宋金战争的最前线，何以远在各地驻守的四大将，以及王朝的政府首脑，千里迢迢赶到此偏僻之处开会？真是令人不解。
不过，不管此次会议是否真实，张浚与岳飞的将相矛盾却是众所周知。令人不解的是，两个在战略取向上如此一致的重臣，为何没能携手对敌。
宋人的北伐尝试，开始于绍兴二年（1132）。
这年五月，吕颐浩从临安出兵北伐，走到常州时，他的前锋叛变，终结了这次北伐尝试。
绍兴二年末、三年（1133）初，襄阳镇抚使李横的北伐军一度打到了汴梁城西北的牟驼冈，最后败于金齐联军。
第一次北伐时，吕颐浩分析过南北的力量对比，宋军军力有十六七万，处于上升势头，但是无论是吕颐浩的部下还是李横的部队，主要成分都是被招安的流寇。这些流寇未经整合，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这是文臣们所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数年平定内寇的战斗中，宋军中的几位主要将领经过汰沙存金，才成功将这些流寇纳入自己的队伍中。武将们为自己重建的军队，烙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这些部队在非正式的场合被称为“某家军”，俨然是一支私人部队。当流寇被解决之后，这些整合流寇的大将，既成了朝廷倚仗的重要力量，也变成困扰朝廷的新问题。
当张浚的北伐中原上升为朝廷的既定战略时，就需要动用这些武将的力量，他们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令张浚感到棘手的是，他的战略在武将中推行得并不顺利。
两次北伐失败的经验证明，对军队有足够的控制力是北伐作战的前提。在江淮三大将中，韩世忠主战，张俊愿意听命，只有刘光世主守，与整体战略有明显的冲突。在张浚的计划中，屯驻重兵的江淮是北伐的主力，因此，张浚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坚持要换下刘光世，并且想要通过文人领兵，将这支军队置于自己都督府的统率之下。
这一夺取兵权的计划，遭到了岳飞的反对。岳飞指出张浚这一计划存在技术性困难，王德和郦琼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不能以其中一人凌驾另一人之上，不习军旅的吕祉，不为将士所服，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军队更加危险。心有壮志的岳飞有自己的想法，在获悉高宗要将淮西军交给自己后，兴奋的岳飞曾写了一道奏疏给高宗，提出了自己的北伐计划。
简单地说，岳飞的计划是先召关陕五路的叛将，如果召叛成功，刘豫自然无法待在中原，收复陕西和中原之后，再以主力渡河，经营两河。至于山东之地，则交给韩世忠和张俊料理。岳飞的军事构想完全以自己为核心，西召关陕五路，东有江淮大军相助，自己从中路突破中原，挺进两河。作为核心主力，岳飞认为必须要有十万兵力才有足够的作战能力，因此需要合并淮西军。
岳飞的计划中最难实现的是召五路叛将。不知岳飞何以对召还叛将这么有信心，实际上叛将们对金人相当忠心，是金人经理关陕的主力，所谓召其还朝不过是岳飞一厢情愿。不过岳飞表示，如果不能成功召还叛军，就必须先攻取关陕，然后从关中东出中原，但这样就得调淮西军进入关陕作战，而淮西军留下的空档，则需要其他几位大将填补。
岳飞的计划中，关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原的归属。而此时主导天下的正是当年丢掉陕西、逼反将士的张浚，不知两人相见，会不会常常令岳飞有扼腕叹息之恨。
但是，关陕只是看得见的困难，在岳飞的计划中，还有当时没有意识到的不可解决的难题。
作为北伐的前提，岳飞需要合并刘光世军，这件事一度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但很快归于失败。
早在建炎之初，就有士大夫上奏，要求高宗限制武将权力，而那时的高宗正如丧家之犬，到处逃命。士大夫们对武将防备到这种地步，不会允许岳飞实现扩军的计划，更不会任由武将主导北伐大局。高宗虽然将恢复大业托付岳飞，但是无论这是有心不顾规矩，还是心切偶尔出轨，都会被士大夫们纠正，拉回祖宗家法的正轨中。
宋高宗像
北伐主导权始终要在朝廷士大夫的手中，除非岳飞能够颠覆王朝的政治格局。
张浚和岳飞两个主战派之间的冲突，背后是整个王朝的政治逻辑，是一个半世纪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不要说岳飞，就算是高宗也难以与其抗衡。当士大夫们发出警告之后，高宗就被迅速拉回到既有轨道，留下愤怒而无以排遣的岳太尉。年轻的岳飞十年间靠着一刀一枪的军功快速升迁，似乎还没领悟政治逻辑的复杂与残酷：封住他北伐计划的，是宋代武将的天花板。
动荡的战争时代凸显了武将的重要性，他们的力量在壮大，他们有了更为强烈的政治诉求，甚至有自身的战略构想，这些都侵入到士大夫的权力领域。士大夫们设置了武将的政治上限，武将则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摧毁了士大夫们的战略构想。刘光世厌战，张俊、韩世忠和刘光世在江淮彼此倾轧、对抗朝命，岳飞弃军，及至郦琼叛变，士大夫们的北伐计划就此终结。
在多年的整军经武之后，宋人在三大战区形成五大主力，士兵人数近二十万，阵势粲然可观。但是，正如金人内部的斗争严重拖累了其军事征服的步伐，宋人也因文武冲突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双方在各自的壮大过程中，都失去了纯粹、简洁的组织形式，以及这种纯粹简洁所带来的巨大力量。金人有了派系之争，宋人有了文武冲突，在此起彼伏的内部纷争中，消耗了自身的实力，最终只能隔着淮河的波涛对峙。
绍兴七年（1137）八月十二日，朝廷接到郦琼兵变消息的第二天，张浚向高宗引咎请辞，高宗没有接受。但是，宋廷强大的台谏不可能放过他，御史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纷纷弹劾张浚，论其有二十大罪。
九月十三日，在任三年的张浚罢相，从绍兴二年（1132）以来，宋人历经五年的恢复努力，宣告终结。
张浚像
九月十六日，赵鼎从绍兴到达建康，第二天重登相位。
赵鼎一到行在，高宗立即在内殿召见他，询问对策。赵鼎认为，此事关键不在淮西防务，而是朝廷的应对是否得当，这将影响武将对朝廷的态度。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赵鼎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张浚的路线，外示郦琼之叛无损国家实力，内示罢刘光世乃为朝廷所支持，以期震慑国内外不安定因素，以免引起连锁反应。
但已经知道恢复无望的高宗，有时候愤愤地表示将要亲自领军北伐，有时候对着他的大臣问：几时得见中原？此时的高宗，外有强敌，内有悍将，虽然已不再像建炎年间那样四处流离，但是形势的变化并没有让高宗更加安全，武将的壮大虽然让外敌稍却，但其自身却成了朝廷的威胁。行朝面临新的困境，要在武将和强敌之间寻找平衡，这一尴尬的处境，促使限制武人的祖宗家法重新抬头，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自身对外的战斗力。
在内外交困中，高宗不得不接受南渡不返的现实。
绍兴七年（1137）的秋日，虽然赵鼎等人强自镇定，努力维护着朝廷的形象，但朝廷内部，气势大衰，淮西前线空虚，建康已成险地。第二年春天，高宗在赵鼎、秦桧等人的扈从之下，从建康缓缓重返临安，从此就在城南的凤凰山麓安顿下来，而南宋在此一住就是一个半世纪。
绍兴七年的这场震撼天下的兵变，彻底埋葬了张浚的万丈雄心、高宗的回銮之梦，使宋人河山复还的志向终成虚愿。
雁起平沙晚角哀，北风回首恨难裁。
淮山已隔胡尘断，汴水犹穿故苑来。
〔宋〕刘子翚《北风》（节选）
（以上节选自《如果长江能结冰——宋王朝的绝境与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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