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礼学之脉，绵延千载，而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始终是其薪火相传的重要根基。在现当代礼学史上，王文锦先生堪称这一领域的笃行者和奠基人。他一生埋首故纸，著述不辍，主持整理《通典》《周礼正义》等要籍，为今日礼学研究奠定文献根基；撰有《礼记译解》这样贯通古今的力作，更点校整理了《礼书通故》《大戴礼记解诂》《校礼堂文集》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典籍。近日，王先生生前最后一部点校之作——清代金鹗的《求古录礼说》正式出版，为学界再添一部精审之力作。

二是他秉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点校工作严谨清晰，尤其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可靠性。他早年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程，负责《北齐书》《北周书》编辑，并审阅多种史书中的《礼志》《舆服志》，锻炼出出色的校勘功底。后来主持点校《通典》，更是耗时多年、反复补校，成为学界公认的善本。王老师曾告诉我“校点是为了阅读方便”，断句也要看长度，不能只顾着逻辑关系，也曾告诫我说“读者比我们聪明”，不要刻意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所以王老师的校点本阅读起来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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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提到，王先生说过“老师一句话会影响学生一辈子”。他自己的学术之路是否也受老师影响？
是的。他中学时因老师一句夸奖爱上文史，大学时代师从孙人和、陆宗达先生修习“三礼”。尤其在他最困难的时期——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茶淀农场劳动，几近病亡——正是孙先生劝他研读“三礼”，他才重新找到精神依托，并以此为一生的志业。

然而，金鹗的学术影响，尤其在对礼制的考辨方面，其实相当深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就大量吸收了金鹗的见解，甚至可以说，孙氏某些关于周代礼制的系统性看法，就是在金鹗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我们现在习惯参考《周礼正义》来了解清代礼学的标准学说，其实《周礼正义》是集大成性质，孙诒让的工作重点在梳理前人学说，并非提出创见。既然如此，我们要考虑孙诒让对前人论说如何取舍，他的标准如何，他的偏好倾向如何。王老师对《周礼正义》自然最熟悉，所以知道孙诒让对金鹗学说的采用率很高。金鹗如何建立自己一套礼学学说，对后来礼学的影响如何，是今后学界应该要研究的重要题目，我先按下不说。在此可以介绍一个技术性细节问题：《周礼·考工记》“张兽侯，则王以息燕”一句中“息”字的解释，孙诒让引用敖继公之说，认为“息”即“燕饮之异名”，而这一理解实际上很可能源自金鹗《乡射用兽侯说》中的按语——只不过孙氏未明确标注出处。孙诒让从金鹗的论述中转引敖继公的说法，结果引错了。如果他直接看敖继公的书，不会犯这种错误，只是因为金鹗的书在眼前，所以顺手引用，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孙诒让对《求古录礼说》的亲近程度。
也正因如此，王老师非常看重《求古录礼说》，他认为这部书虽未必尽善尽美，但其中多有“创通大义，不为墨守”之处，其学术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他晚年亲手点校全书，也正是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版本，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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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本次点校工作在版本甄选、校勘处理以及附录编排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考虑与特色？
本次整理完全遵循王文锦先生生前完成的点校稿，其底本选择、体例处理乃至对附属内容的取舍，都充分体现了王老师一贯的整理理念和学术判断。
首先，在版本方面，王老师选用的是清光绪年间孙憙刊本作为工作底本。这个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覆刻了陆建瀛原刊本及潘祖荫《滂喜斋丛书》的补遗，并且经过了王士骏等人非常全面的校勘。孙憙本不仅内容完备，还附有三卷详细的《校勘记》，记录了多种抄本中的大量异文。这些异文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鹗本人并未最终定稿，导致不同时期的稿本内容有出入。王士骏的处理方式非常审慎：对于正文，只校正确凿的讹误；而对于大量的异文，则选择在校勘记中客观罗列，并不轻易篡改原文。这种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著作的原貌和文本流变的痕迹，使它成为《求古录礼说》版本系统中参考价值最高的一种。
其次，在整理体例上，王老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即“点校是为了一般读者阅读方便”。孙憙本后附的《校勘记》学术价值很高，但排版紧密，内容极为专门。王老师最初曾亲自誊抄并标点了近一半的校勘记，但最终可能认为其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过于繁琐，故中途搁笔，未再继续。本次出版，我们尊重王老师的这一判断，未全文收录校勘记，而是选择将《校勘记》的序、跋等关键说明文字汇总附录，旨在让读者了解此书的复杂流传和整理过程，而不至于被浩繁的异文细节所淹没。有兴趣做深入文本研究的学者，自可去查阅《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影印本。
此外，我们在书末新增了两个附录。一是将《滂喜斋丛书》后来刊行的《求古录礼说补遗续》中所收的四篇佚文进行了整理，但经过比对，发现其中一篇《斋必变食说》已见于孙憙本，且孙本文字更胜，故此次只收录了另外三篇此前各本均未收录的佚文及王颂蔚的跋语。二是我们汇编了与本书流传有关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增补，都是为了在不破坏原书结构的前提下，为学界提供一个内容更全面、信息更丰富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