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遗稿，两代学人 ——乔秀岩教授谈王文锦与《求古录礼说》的出版
评论内容：
■徐真真
礼学之脉，绵延千载，而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始终是其薪火相传的重要根基。在现当代礼学史上，王文锦先生堪称这一领域的笃行者和奠基人。他一生埋首故纸，著述不辍，主持整理《通典》《周礼正义》等要籍，为今日礼学研究奠定文献根基；撰有《礼记译解》这样贯通古今的力作，更点校整理了《礼书通故》《大戴礼记解诂》《校礼堂文集》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典籍。近日，王先生生前最后一部点校之作——清代金鹗的《求古录礼说》正式出版，为学界再添一部精审之力作。
值此新书问世之际，我们与王文锦先生的学生、现任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的乔秀岩先生展开对话。乔秀岩（本名桥本秀美）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亦是该校首位全职外籍教师，长年致力于古典文献学、“三礼”及经学的研究。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围绕《求古录礼说》的出版，回顾王文锦先生的学术生涯，探讨其古籍整理与礼学研究的深远影响。
从《求古录礼说》的出版谈起
问：首先祝贺王文锦先生点校的《求古录礼说》终于出版。能谈谈您现在的心情吗？
乔秀岩：这本书是王老师亲手完成整理的最后一部校点稿，应该是1994年我开始师从王老师的时候已经做好。当时出版不容易，王老师也只好把书稿封起来，但他一直非常重视。晚年把书稿交给我，嘱咐我说校点都已经做好，只要写个出版说明即可出版。他还特意提醒我要查一查《周礼正义》引用金鹗的情况，以便更好地说明《求古录礼说》的学术价值。很惭愧，我未能全面统计，但这次出版也算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所以非常高兴。也要感谢中华书局主动和我联系，让此书终于得以面世。
问：您认为这部“最后的点校之作”在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乔秀岩：王老师一生致力于礼学文献的整理，尤其是清代礼学要籍的点校。《求古录礼说》是他生前已完成点校的作品，作为王老师最成熟的校点成果，可以让读者感受阅读标点本的轻松愉快。
王文锦先生的学术人生与点校成就
问：您提到王先生对清代礼学要籍的点校工作，这让我们想到他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卓越成就，请问您认为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乔秀岩：王老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如《周礼正义》《通典》《大戴礼记解诂》等，都是研究“三礼”不可或缺的版本。开始校点《周礼正义》之前，王老师专门拜访陆宗达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当时陆宗达先生认为《周礼正义》难度太大，无法校点。王老师靠超人的毅力和师母陈玉霞女士的协助，最后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点出版。王老师曾经跟我讲过“手比眼睛勤”，不要看部头巨大，只要坚持认真工作，最后还是可以完成的。这部书的出版，为广大学者接触、理解传统经学尤其礼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开启后来“三礼”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通典》的校点出版，也为史学尤其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校点本出版之前和之后，史学界对《通典》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同。像这两部书的出版，毫不夸张地说，直接影响了一代学术，促使相关研究有了飞跃性深化。
二是他秉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点校工作严谨清晰，尤其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可靠性。他早年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程，负责《北齐书》《北周书》编辑，并审阅多种史书中的《礼志》《舆服志》，锻炼出出色的校勘功底。后来主持点校《通典》，更是耗时多年、反复补校，成为学界公认的善本。王老师曾告诉我“校点是为了阅读方便”，断句也要看长度，不能只顾着逻辑关系，也曾告诫我说“读者比我们聪明”，不要刻意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所以王老师的校点本阅读起来很舒服。
问：您曾提到，王先生说过“老师一句话会影响学生一辈子”。他自己的学术之路是否也受老师影响？
乔秀岩：是的。他中学时因老师一句夸奖爱上文史，大学时代师从孙人和、陆宗达先生修习“三礼”。尤其在他最困难的时期——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茶淀农场劳动，几近病亡——正是孙先生劝他研读“三礼”，他才重新找到精神依托，并以此为一生的志业。
拜入师门：一段跨越国界的学术因缘
问：能否谈谈是什么契机让您成为了王先生的弟子？乔秀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东京读到他与陈玉霞老师点校的《周礼正义》，十分钦佩，就立志要拜他们为师。1994年到北大来进修，拜托倪其心老师找这两位读书达人。倪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授，与中华书局的同仁交往很深，很快帮我打听到王先生是书局的编审，陈玉霞老师原来是王老师夫人。倪老师还带我到六里桥拜访王老师，他观察我一阵子后，说“好像也没什么企图”，答应收我为徒。
问：能够拜入这样一位严谨的学者门下，确实是难得的机缘。在您与王先生的相处中，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乔秀岩：他极为认真，每两周我们就通信讨论学术。后来他让我住到家中，每天我点校《仪礼正义》，他就在外面工作，等我校完再一字一句帮我修改。当时我年轻有精力，就每一段《仪礼正义》，都要先看胡培翚他们应该看过的二十来种文献的相关内容，然后再看《仪礼正义》，所以看出了很多编辑失误。有些发现，王老师看了以后也很高兴，说“还是认真最重要”。那段时光是我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求古录礼说》的整理与学术价值
问：能否请您谈谈金鹗的《求古录礼说》这部书本身的价值？
乔秀岩：金鹗是清代中期浙江临海的一位学者，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完全是以读书研究为业。他虽然曾在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习，文章也被《皇清经解》收录，但在当时算不上“学术明星”，影响有限。
他的著作《求古录礼说》直到道光末年才由陈奂整理、陆建瀛出资刊刻，不久版片又在战火中被毁。后来虽经潘祖荫、孙憙等人多次补刊、重刻，但一直未能广泛流传。
然而，金鹗的学术影响，尤其在对礼制的考辨方面，其实相当深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就大量吸收了金鹗的见解，甚至可以说，孙氏某些关于周代礼制的系统性看法，就是在金鹗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我们现在习惯参考《周礼正义》来了解清代礼学的标准学说，其实《周礼正义》是集大成性质，孙诒让的工作重点在梳理前人学说，并非提出创见。既然如此，我们要考虑孙诒让对前人论说如何取舍，他的标准如何，他的偏好倾向如何。王老师对《周礼正义》自然最熟悉，所以知道孙诒让对金鹗学说的采用率很高。金鹗如何建立自己一套礼学学说，对后来礼学的影响如何，是今后学界应该要研究的重要题目，我先按下不说。在此可以介绍一个技术性细节问题：《周礼·考工记》“张兽侯，则王以息燕”一句中“息”字的解释，孙诒让引用敖继公之说，认为“息”即“燕饮之异名”，而这一理解实际上很可能源自金鹗《乡射用兽侯说》中的按语——只不过孙氏未明确标注出处。孙诒让从金鹗的论述中转引敖继公的说法，结果引错了。如果他直接看敖继公的书，不会犯这种错误，只是因为金鹗的书在眼前，所以顺手引用，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孙诒让对《求古录礼说》的亲近程度。
也正因如此，王老师非常看重《求古录礼说》，他认为这部书虽未必尽善尽美，但其中多有“创通大义，不为墨守”之处，其学术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他晚年亲手点校全书，也正是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版本，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化。
问：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本次点校工作在版本甄选、校勘处理以及附录编排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考虑与特色？
乔秀岩：本次整理完全遵循王文锦先生生前完成的点校稿，其底本选择、体例处理乃至对附属内容的取舍，都充分体现了王老师一贯的整理理念和学术判断。
首先，在版本方面，王老师选用的是清光绪年间孙憙刊本作为工作底本。这个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覆刻了陆建瀛原刊本及潘祖荫《滂喜斋丛书》的补遗，并且经过了王士骏等人非常全面的校勘。孙憙本不仅内容完备，还附有三卷详细的《校勘记》，记录了多种抄本中的大量异文。这些异文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鹗本人并未最终定稿，导致不同时期的稿本内容有出入。王士骏的处理方式非常审慎：对于正文，只校正确凿的讹误；而对于大量的异文，则选择在校勘记中客观罗列，并不轻易篡改原文。这种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著作的原貌和文本流变的痕迹，使它成为《求古录礼说》版本系统中参考价值最高的一种。
其次，在整理体例上，王老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即“点校是为了一般读者阅读方便”。孙憙本后附的《校勘记》学术价值很高，但排版紧密，内容极为专门。王老师最初曾亲自誊抄并标点了近一半的校勘记，但最终可能认为其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过于繁琐，故中途搁笔，未再继续。本次出版，我们尊重王老师的这一判断，未全文收录校勘记，而是选择将《校勘记》的序、跋等关键说明文字汇总附录，旨在让读者了解此书的复杂流传和整理过程，而不至于被浩繁的异文细节所淹没。有兴趣做深入文本研究的学者，自可去查阅《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影印本。
此外，我们在书末新增了两个附录。一是将《滂喜斋丛书》后来刊行的《求古录礼说补遗续》中所收的四篇佚文进行了整理，但经过比对，发现其中一篇《斋必变食说》已见于孙憙本，且孙本文字更胜，故此次只收录了另外三篇此前各本均未收录的佚文及王颂蔚的跋语。二是我们汇编了与本书流传有关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增补，都是为了在不破坏原书结构的前提下，为学界提供一个内容更全面、信息更丰富的新版本。
师道传承：学术生命的延续
问：通过您对《求古录礼说》整理过程的详细介绍，我们更能体会到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请问您觉得王文锦先生最值得后学铭记的是什么？
乔秀岩：是他那种坚韧、谦抑、为学术奉献一生的精神。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历经风波，最适合沉潜学问的时光被耽误了。后来恢复工作，先后大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日以继夜，积极奋斗，仿佛要夺回被遗失的时间。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什么处境，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想要向王老师学习，爱惜时光，尽量不要浪费时间。王老师晚年身体已不佳，仍坚持撰写《礼记译解》，整理旧稿。他没有留下太多宏论，但他点校的每一部书，都是后人进入传统学术最可靠的阶梯。
采访后记：《求古录礼说》的整理出版，不仅是文献整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更是对王文锦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次深切致敬。乔秀岩教授说，“没有人能有我这样的幸运。王老师待我，如师如父”。这部尘封多年的遗稿得以问世，见证了两代学者之间深厚的师承情谊，也延续了那种沉潜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传统。它仿佛一座无声的桥梁，连接着往昔与当下，让学术的血脉在沉默的纸页间静静流淌。
（采访者徐真真为中华书局副编审）
《求古录礼说》（全二册），[清]金鹗著，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2025年10月第一版，120.00元
■徐真真
礼学之脉，绵延千载，而文献的整理与诠释，始终是其薪火相传的重要根基。在现当代礼学史上，王文锦先生堪称这一领域的笃行者和奠基人。他一生埋首故纸，著述不辍，主持整理《通典》《周礼正义》等要籍，为今日礼学研究奠定文献根基；撰有《礼记译解》这样贯通古今的力作，更点校整理了《礼书通故》《大戴礼记解诂》《校礼堂文集》等一批影响深远的典籍。近日，王先生生前最后一部点校之作——清代金鹗的《求古录礼说》正式出版，为学界再添一部精审之力作。
值此新书问世之际，我们与王文锦先生的学生、现任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的乔秀岩先生展开对话。乔秀岩（本名桥本秀美）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亦是该校首位全职外籍教师，长年致力于古典文献学、“三礼”及经学的研究。在这次访谈中，我们围绕《求古录礼说》的出版，回顾王文锦先生的学术生涯，探讨其古籍整理与礼学研究的深远影响。
从《求古录礼说》的出版谈起
问：首先祝贺王文锦先生点校的《求古录礼说》终于出版。能谈谈您现在的心情吗？
乔秀岩：这本书是王老师亲手完成整理的最后一部校点稿，应该是1994年我开始师从王老师的时候已经做好。当时出版不容易，王老师也只好把书稿封起来，但他一直非常重视。晚年把书稿交给我，嘱咐我说校点都已经做好，只要写个出版说明即可出版。他还特意提醒我要查一查《周礼正义》引用金鹗的情况，以便更好地说明《求古录礼说》的学术价值。很惭愧，我未能全面统计，但这次出版也算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所以非常高兴。也要感谢中华书局主动和我联系，让此书终于得以面世。
问：您认为这部“最后的点校之作”在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乔秀岩：王老师一生致力于礼学文献的整理，尤其是清代礼学要籍的点校。《求古录礼说》是他生前已完成点校的作品，作为王老师最成熟的校点成果，可以让读者感受阅读标点本的轻松愉快。
王文锦先生的学术人生与点校成就
问：您提到王先生对清代礼学要籍的点校工作，这让我们想到他在古籍整理领域的卓越成就，请问您认为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乔秀岩：王老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如《周礼正义》《通典》《大戴礼记解诂》等，都是研究“三礼”不可或缺的版本。开始校点《周礼正义》之前，王老师专门拜访陆宗达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当时陆宗达先生认为《周礼正义》难度太大，无法校点。王老师靠超人的毅力和师母陈玉霞女士的协助，最后完成了这部巨著的校点出版。王老师曾经跟我讲过“手比眼睛勤”，不要看部头巨大，只要坚持认真工作，最后还是可以完成的。这部书的出版，为广大学者接触、理解传统经学尤其礼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开启后来“三礼”研究蓬勃发展的局面。《通典》的校点出版，也为史学尤其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校点本出版之前和之后，史学界对《通典》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同。像这两部书的出版，毫不夸张地说，直接影响了一代学术，促使相关研究有了飞跃性深化。
二是他秉持“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点校工作严谨清晰，尤其注重文本的可读性与可靠性。他早年参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程，负责《北齐书》《北周书》编辑，并审阅多种史书中的《礼志》《舆服志》，锻炼出出色的校勘功底。后来主持点校《通典》，更是耗时多年、反复补校，成为学界公认的善本。王老师曾告诉我“校点是为了阅读方便”，断句也要看长度，不能只顾着逻辑关系，也曾告诫我说“读者比我们聪明”，不要刻意表现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所以王老师的校点本阅读起来很舒服。
问：您曾提到，王先生说过“老师一句话会影响学生一辈子”。他自己的学术之路是否也受老师影响？
乔秀岩：是的。他中学时因老师一句夸奖爱上文史，大学时代师从孙人和、陆宗达先生修习“三礼”。尤其在他最困难的时期——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茶淀农场劳动，几近病亡——正是孙先生劝他研读“三礼”，他才重新找到精神依托，并以此为一生的志业。
拜入师门：一段跨越国界的学术因缘
问：能否谈谈是什么契机让您成为了王先生的弟子？乔秀岩：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东京读到他与陈玉霞老师点校的《周礼正义》，十分钦佩，就立志要拜他们为师。1994年到北大来进修，拜托倪其心老师找这两位读书达人。倪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授，与中华书局的同仁交往很深，很快帮我打听到王先生是书局的编审，陈玉霞老师原来是王老师夫人。倪老师还带我到六里桥拜访王老师，他观察我一阵子后，说“好像也没什么企图”，答应收我为徒。
问：能够拜入这样一位严谨的学者门下，确实是难得的机缘。在您与王先生的相处中，他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乔秀岩：他极为认真，每两周我们就通信讨论学术。后来他让我住到家中，每天我点校《仪礼正义》，他就在外面工作，等我校完再一字一句帮我修改。当时我年轻有精力，就每一段《仪礼正义》，都要先看胡培翚他们应该看过的二十来种文献的相关内容，然后再看《仪礼正义》，所以看出了很多编辑失误。有些发现，王老师看了以后也很高兴，说“还是认真最重要”。那段时光是我最充实、最快乐的日子。
《求古录礼说》的整理与学术价值
问：能否请您谈谈金鹗的《求古录礼说》这部书本身的价值？
乔秀岩：金鹗是清代中期浙江临海的一位学者，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完全是以读书研究为业。他虽然曾在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习，文章也被《皇清经解》收录，但在当时算不上“学术明星”，影响有限。
他的著作《求古录礼说》直到道光末年才由陈奂整理、陆建瀛出资刊刻，不久版片又在战火中被毁。后来虽经潘祖荫、孙憙等人多次补刊、重刻，但一直未能广泛流传。
然而，金鹗的学术影响，尤其在对礼制的考辨方面，其实相当深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就大量吸收了金鹗的见解，甚至可以说，孙氏某些关于周代礼制的系统性看法，就是在金鹗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我们现在习惯参考《周礼正义》来了解清代礼学的标准学说，其实《周礼正义》是集大成性质，孙诒让的工作重点在梳理前人学说，并非提出创见。既然如此，我们要考虑孙诒让对前人论说如何取舍，他的标准如何，他的偏好倾向如何。王老师对《周礼正义》自然最熟悉，所以知道孙诒让对金鹗学说的采用率很高。金鹗如何建立自己一套礼学学说，对后来礼学的影响如何，是今后学界应该要研究的重要题目，我先按下不说。在此可以介绍一个技术性细节问题：《周礼·考工记》“张兽侯，则王以息燕”一句中“息”字的解释，孙诒让引用敖继公之说，认为“息”即“燕饮之异名”，而这一理解实际上很可能源自金鹗《乡射用兽侯说》中的按语——只不过孙氏未明确标注出处。孙诒让从金鹗的论述中转引敖继公的说法，结果引错了。如果他直接看敖继公的书，不会犯这种错误，只是因为金鹗的书在眼前，所以顺手引用，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孙诒让对《求古录礼说》的亲近程度。
也正因如此，王老师非常看重《求古录礼说》，他认为这部书虽未必尽善尽美，但其中多有“创通大义，不为墨守”之处，其学术潜力尚未被充分发掘。他晚年亲手点校全书，也正是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可靠版本，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化。
问：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本次点校工作在版本甄选、校勘处理以及附录编排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考虑与特色？
乔秀岩：本次整理完全遵循王文锦先生生前完成的点校稿，其底本选择、体例处理乃至对附属内容的取舍，都充分体现了王老师一贯的整理理念和学术判断。
首先，在版本方面，王老师选用的是清光绪年间孙憙刊本作为工作底本。这个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覆刻了陆建瀛原刊本及潘祖荫《滂喜斋丛书》的补遗，并且经过了王士骏等人非常全面的校勘。孙憙本不仅内容完备，还附有三卷详细的《校勘记》，记录了多种抄本中的大量异文。这些异文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鹗本人并未最终定稿，导致不同时期的稿本内容有出入。王士骏的处理方式非常审慎：对于正文，只校正确凿的讹误；而对于大量的异文，则选择在校勘记中客观罗列，并不轻易篡改原文。这种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著作的原貌和文本流变的痕迹，使它成为《求古录礼说》版本系统中参考价值最高的一种。
其次，在整理体例上，王老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即“点校是为了一般读者阅读方便”。孙憙本后附的《校勘记》学术价值很高，但排版紧密，内容极为专门。王老师最初曾亲自誊抄并标点了近一半的校勘记，但最终可能认为其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过于繁琐，故中途搁笔，未再继续。本次出版，我们尊重王老师的这一判断，未全文收录校勘记，而是选择将《校勘记》的序、跋等关键说明文字汇总附录，旨在让读者了解此书的复杂流传和整理过程，而不至于被浩繁的异文细节所淹没。有兴趣做深入文本研究的学者，自可去查阅《续修四库全书》中的影印本。
此外，我们在书末新增了两个附录。一是将《滂喜斋丛书》后来刊行的《求古录礼说补遗续》中所收的四篇佚文进行了整理，但经过比对，发现其中一篇《斋必变食说》已见于孙憙本，且孙本文字更胜，故此次只收录了另外三篇此前各本均未收录的佚文及王颂蔚的跋语。二是我们汇编了与本书流传有关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增补，都是为了在不破坏原书结构的前提下，为学界提供一个内容更全面、信息更丰富的新版本。
师道传承：学术生命的延续
问：通过您对《求古录礼说》整理过程的详细介绍，我们更能体会到王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请问您觉得王文锦先生最值得后学铭记的是什么？
乔秀岩：是他那种坚韧、谦抑、为学术奉献一生的精神。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历经风波，最适合沉潜学问的时光被耽误了。后来恢复工作，先后大概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日以继夜，积极奋斗，仿佛要夺回被遗失的时间。其实我们每个人，无论什么处境，时间都是有限的。我想要向王老师学习，爱惜时光，尽量不要浪费时间。王老师晚年身体已不佳，仍坚持撰写《礼记译解》，整理旧稿。他没有留下太多宏论，但他点校的每一部书，都是后人进入传统学术最可靠的阶梯。
采访后记：《求古录礼说》的整理出版，不仅是文献整理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更是对王文锦先生学术精神的一次深切致敬。乔秀岩教授说，“没有人能有我这样的幸运。王老师待我，如师如父”。这部尘封多年的遗稿得以问世，见证了两代学者之间深厚的师承情谊，也延续了那种沉潜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传统。它仿佛一座无声的桥梁，连接着往昔与当下，让学术的血脉在沉默的纸页间静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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