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

　　提起宋朝，尤其是北宋中期的仁宗盛治，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或是文人雅士的诗酒风流。然而，四川大学副教授黄博的新作《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中华书局2025年6月第一版），却将我们拉入1054年那个风声鹤唳的甲午年，通过一则在当时引发朝野巨大恐慌的谣言，为我们揭示了盛世光环下，一个更加复杂、生动且充满张力的宋代社会。
　　《如临大敌》是一本绝佳的大众历史读物。它故事性强，情节跌宕起伏，犹如一部历史悬疑剧；同时，它又充满思辨，引导我们思考谣言与社会心理、国家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本书的核心，是围绕“甲午再乱”这则预言四川将在1054年发生动乱的谣言展开。在宋仁宗时代，前有934年孟知祥据蜀自立，后有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两次重大动荡都发生在甲午年。因此，当第三个甲午年（1054）临近前，“蜀地将再乱”的传言不胫而走，最终竟让从皇帝到百姓的上上下下都信以为真，酿成一场席卷四川的大恐慌。
　　当然，黄博并未止步于讲述一个猎奇的历史故事。他认为，谣言，不只是谣言。他深刻地指出，谣言是历史真相的另一种呈现方式。那些难以进入正统史书的民间情绪、社会焦虑和集体记忆，往往就隐藏在这些“不靠谱”的传闻里。“甲午再乱”的背后，是朝廷与四川地区长达数十年因历史积怨和政策失当而形成的紧张关系。谣言，成了一种“扭曲的意见表达”，是百姓在缺乏有效沟通渠道时，宣泄不满、引起朝廷重视的“弱者的武器”。
　　一、谣言视角下的宋代社会画卷
　　谣言（流言）具有某种神秘性，冲击社会生活，扰动政治秩序。《如临大敌》指出两宋兴亡这样大的历史事件都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谣言有关，即作者所谓的“大宋开国，谣言乱飞；两宋亡国，谣言四起”。也就是说，大宋开基的陈桥驿兵变，本身就是赵匡胤及其属下谎报军情的产物；流落开封府的燕人吟唱的《臻蓬蓬歌》，以及耍杂技人吟咏的《投坑伎诗》的两首民谣，则预示北宋行将灭亡；还有攻下南宋行在临安的元军主帅伯颜，貌似后周世祖，似乎是大宋天道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宿命。
　　除了“甲午再乱”的谣言，书中还写到很多别的谣言。王小波为了团结更多的蜀中百姓造反，散布李顺是后蜀末代帝王孟昶遗孤这样的谣言。不只是蜀中有谣言，沧州无棣县的平民赵遇竟称自己是太祖的亲弟弟，甚至还有传言称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是宋真宗的私生子。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剿灭后，有人却又称李顺没死，化装成僧人逃到了岭南地区。被人杀害的反贼侬智高后来又传出没死，还与大理人结亲，集聚力量，准备卷土重来进犯四川。
　　两宋历史上，盛行着将神秘的数术之学关联重大政治事变的流言。当“甲午流言”不再灵验，提不起人们兴趣时，北宋又出现了“丙午、丁未之祸”的流言。首个丙午、丁未年，是真宗景德三年、四年，但在此之前的景德元年契丹南侵，景德二年双方签订澶渊之盟，双方开启了和平共处的局面。似乎“丙午、丁未之祸”不灵，但毕竟距契丹南侵时间上非常近，不能说毫不相关。第二个“丙午、丁未之祸”则是治平三年、四年，英宗驾崩，神宗即位，也可说灵验。第三个丙午、丁未之祸，则是靖康之难，北宋灭亡，算是十足的灵验！ 进入南宋以后，第一个丙午、丁未年，是淳熙十三年、十四年（1186和1187），并没有发生大的不祥事件。第二个丙午、丁未年则是淳钓六年、七年（1246和1247）。作者指出，淳钓六年，有人将自编的术数学著作《丙丁龟鉴》进献给朝廷。书中历数了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至五代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共1202年的历史，丙午、丁未的年份共21次，这些年份里都发生了重大的动乱或变故。二、通俗背后的学术品质作者浸淫于宋史研究多年，本书又是在作者当年的硕士论文基础上撰就的，这种背景决定了《如临大敌》的学术品质，非一般戏说的历史通俗读物所能比。比如楔子部分所说的陈桥驿兵变，作者指出这是赵匡胤及其属下演的一出闹剧，闹剧的核心构件是他们精心编造的一则谣言：契丹南侵。作为禁军将领的点检使赵匡胤，自然就要离京领兵开赴前线抵御外敌。黄博翻检史料，并结合学界成果，细加剖析，指出契丹南侵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是《辽史》对契丹南侵这样的军国大事只字未提，且该国刚经历了一件内乱。结论是契丹不大可能有心情南侵。二是契丹南侵的后周边防阵地成德军、义武军，有精兵强将镇守，历史上对契丹少有败绩，军事实力强悍。即使契丹入侵，也无须后周朝廷派人相援。三是镇守成德、义武二地的将领郭崇和孙行友，与赵匡胤素无交好，以二人地位，绝无可能帮赵匡胤提供虚假军情。所以，所谓契丹南侵是赵匡胤等人自己炮制出来的谣言。
　　对一些历史细节，作者也严肃对待，认真考辨。如后周世祖的顾命大臣，《资治通鉴》中并未明确提及有赵匡胤其人，但《宋史·王质传》中宋太祖却赫然在列：“太祖与范质入受顾命。”黄博论辩道：身为宋人的司马光，后周朝凡有赵匡胤参与过的大事小情，他都要在《资治通鉴》中大书特书，“顾命”这样的大事，太祖断无不“在场”之理。作者据此结论道：至少在北宋中期，史家并不认为赵匡胤有资格出现在“顾命”的现场。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
　　再如分析蜀中流传的《六十甲子歌》，作者不只是简单地加以叙述，而是通过文献的细致梳理，追溯至唐末五代活跃于蜀地的杜光庭整理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虽然宋时蜀中《六十甲子歌》内容不得其详，但黄博通过来自《太上洞渊神咒经》、收于今人编的《全唐诗补编》中的《六十甲子歌》，指出其基本样貌是把某一年与某些“祸事”“惨状”联系起来，再编成顺口溜。他进而认为，像以特定年代搭配某种灾祸的“时间—事件”关联性信仰，从唐末五代到北宋都是广为流传的。
　　三、出色的语言天赋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作者出色的语言天赋。一是风趣睿智的语言。后唐时，本不忍心诛杀心腹重臣的庄宗，最终还是架不住身边人的蛊惑，处死了谣传造反的郭崇韬。而对真心谋反的孟知祥，庄宗却加以安抚。作者调侃说：“当有人怀疑你造反的时候，你最好是真的想造反。郭崇韬没有谋反之心却死于非命，而真想造反的孟知祥，朝廷还得哄着他。”又如作者在详细分析宋廷对巴蜀地区社会控制的诸多措施后，指出“在宋廷的精妙设计之下，老百姓也好，驻蜀部队的士兵也罢，既没有造反的动力，也没有造反的实力”，“在造反与造谣之间，宋代的老百姓选择了后者——不敢造反，只能造谣”。这样的文字，颇耐咀嚼。
　　二是新颖奇特的比喻。庆历新政的中坚人物富弼离开朝廷外放，作者比成“如同秋风把夏日的酷热一起带走那样，把新政的激情一并带走了”。皇祐五年正月朝廷整顿四川吏治，作者说：“春风尚寒，朝廷却已提前播撒下暖心的种子。”有时作者随口一说，也很有趣。如“嚼舌根是老百姓表达不满的刚需”，传到了帝王耳中，谣言的“破坏力绝对犹如原子弹”。
　　三是俚俗语、游戏网络语言的大量运用。吐槽、撞名、顶雷、甩锅、嘴替、谐音梗、经验包、加速包、爆表、双标、社死、狗血剧、放大招、吃瓜群众、大脑马上死机、惊天大瓜、白莲花人设……诸如此类网络语言，黄博几乎是信手拈来，不仅增加了行文的趣味性，也有助于拉近与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距离。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