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知一典】为什么是这八颗璀璨星空？
评论内容：
不过，“唐宋八大家”这一称谓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演变。南宋时期，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收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和张耒八人的散文，虽未明确提出“八大家”之名，但已初步形成了古文大家群体的框架。元末明初，朱右编纂《唐宋六家文衡》，将张耒替换为王安石，并因苏氏父子合为一家，实际收录八人。这一调整使得后世公认的八大家首次完整集结。
明代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首次明确使用“八大家”这一称谓，并系统收录了他们的文章。该书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唐宋八大家”的并称由此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在“唐宋八大家”称谓定型后，清代的张伯行为这一经典的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张伯行是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名臣，同时也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学者。他在福州创立鳌峰书院后，为教学需要，于康熙四十八年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
张伯行编选此书的初衷十分明确：为书院学生提供一部精要实用的古文读本。他在序言中明确指出，这部选本旨在帮助学子在有限时间内掌握古文精髓，避免在浩繁的文海中迷失方向。这一编纂目的使他的选本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实用色彩。
与茅坤原版164卷、1450篇文章的规模相比，张伯行本仅19卷，收录317篇文章，体量大幅精简。茅坤本内容全面，适合学者深入研究；而张伯行本则针对书院教学，选文更注重经典性与可学性，每篇附有导读和评点，便于学生理解文意和写作方法。可以说，张伯行打造了一部更实用、更易普及的教学读本。
这种精简并非简单的删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筛选。张伯行在保留八大家代表性作品的同时，特别注重文章的示范价值。他剔除了那些过于艰深或内容重复的篇目，确保所选文章都能在思想或技法上给学生以启发。这种精心编排，使他的选本在清代教育界广受欢迎。
张伯行的选本在明清时期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堪称古代“考公必读”。这一地位与张伯行本人的经历有关。据其年谱记载，他早年科考不顺，后来听从祖父建议，转而研读唐宋大家的散文，从中领悟写作方法，最终考中进士。这段经历使他深知优质古文选本对考生的重要性。
在编纂文钞时，张伯行特别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希望帮助学子提升写作水平，应对科举。他不仅选文精当，还在评点中直接指导写作技巧。比如在评点韩愈《师说》时，他会分析文章的逻辑结构；在点评苏轼文章时，会着重讲解其论证方法。这些指导对科举考生来说极具针对性。
鳌峰书院的实践也证明了这部书的效果：从书院创立到清末，共有163人中进士，700余人中举人，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学子在书院系统学习张伯行选编的八大家文章，不仅提升了文学素养，更掌握了应试所需的写作技巧。
这部选本覆盖了科举考试的多种类型。例如，书中收录的苏轼《刑赏忠厚之至》是礼部试的范文，欧阳修曾对此文赞赏有加。对于难度更高的制科考试，书中也收录了苏轼、苏辙的答卷作为范例。北宋制科考试中，入三等者极少，苏轼却以出色答卷获得宋仁宗高度评价。这些范文为考生提供了学习样板，使张伯行选本成为科举备考的重要工具。
张伯行从八大家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317篇，主要遵循“醇正”和“实用”两大原则。
“醇正”指文章思想符合儒家义理。张伯行推崇程朱理学，认为文章应承载正道。例如，他肯定韩愈《论佛骨表》中辟佛的立场，认为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对于韩愈《与大颠师书》这类有争议的作品，他则在评注中客观分析，既坚持原则，又不片面指责。在选择欧阳修文章时，他特别看重那些体现儒家教化思想的作品；收录曾巩文章时，则注重其纯正的儒家义理。
“实用”则着眼于学习和应试需求。张伯行选文时注重结构清晰、文法鲜明，便于学生模仿。他在每篇文章后都附有评点，具体分析文章结构和用词技巧。例如，他评《醉翁亭记》时指出其“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层次；提到欧阳修将“环滁皆山也”从数十字精炼为五字的修改过程，说明炼字的重要性；评《前赤壁赋》时，则强调学习其“以小见大”的立意方法。这些评点如同写作指导，帮助读者掌握古文写作技巧。
张伯行还特别注意选文的可模仿性。他多选那些结构规整、论证严密的文章，因为这些最便于初学者学习。对于风格过于独特或个性太强的作品，即使文学价值很高，他也酌情少选，以确保选本的实用性。
八大家中，张伯行选谁的文章最多？韩愈？苏轼？
都不是，而是曾巩。
选本中，曾巩的文章有128篇，几乎占全书四成，远超其他大家。这可能令现代读者感到意外，因为如今曾巩在语文教材中出现的篇目较少，知名度不如苏轼、韩愈等人。然而，在古代文坛，曾巩其实备受推崇。
出生于1019年的曾巩，深得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崇。欧阳修作为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之所以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评为第二名，就是误以为此文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而有意为之。欧阳修不止一次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张伯行也在评点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欧阳公之门尽罗天下之名士，而子固为称首，公亦敛衽推让。”事实上，欧阳修最初是想将曾巩培养为自己的文学接班人的。与曾巩同年考中进士的欧阳修的门生苏轼也写诗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曾被曾巩引荐给欧阳修的王安石也在《赠曾子固》中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在北宋，长期沉沦下僚的曾巩的文章被文坛盟主和很多大咖视为“无敌”的存在。
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曾巩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曾巩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在其《跋曾南丰帖》中说：“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随着起源于北宋的理学的发展、兴盛，备受理学家朱熹推崇的曾巩的文章也成为后世七八百年间读书人学习、效仿的范本，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曾巩的文章才逐渐被冷落。
曾巩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不仅写作了很多像《救灾议》这样富有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卓识的政论，也写作了大量章表奏启、诏策诔碑、书札笺记等多种文体的文章，涉及封建文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各个方面。而张伯行创立的鳌峰书院，在其内设的正谊堂祭祀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位大儒，可见，张伯行是致力于将鳌峰书院建设成为复兴和弘扬程朱理学的阵地。因此，张伯行选编朱熹推崇的曾巩的大量文章便也顺理成章了。
如果还在纠结学习古文的选本，除了《古文观止》，不妨看看这套《唐宋八大家文钞》。
首先，书中收录的《醉翁亭记》《前赤壁赋》《师说》等名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阅读这些作品有助于提高文学素养，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情怀、苏轼“豁达处世”的智慧、韩愈“尊师重道”的主张，至今仍能引起共鸣。通过阅读这些经典，现代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
其次，张伯行的评点为现代人学习写作提供了参考。无论是学生写作文，还是职场人士撰写文案，都可以从中学到结构安排、论点展开、语言锤炼等方法。这部选本不仅是古文读本，也是一本写作指导书。特别是在议论文写作方面，八大家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的范例，而张伯行的评点则揭示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技巧。
更重要的是，八大家文章中蕴含的修身智慧和处世哲学，能为现代生活提供启示。曾巩的务实、苏轼的豁达、王安石的勇于变革、欧阳修的包容气度，这些品质跨越千年，依然值得学习。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阅读这些经典有助于静心思考，找到应对生活挑战的智慧。
此外，张伯行的选本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他的选编标准和评点，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学者的文学观念和教育思想。这种历史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中，“唐宋八大家”是一个不可绕过的核心群体。他们代表了唐宋两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这些作家的作品奠定了“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明代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首次明确使用“八大家”这一称谓，并系统收录了他们的文章。该书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唐宋八大家”的并称由此固定下来，流传至今。
张伯行与《唐宋八大家文钞》
在“唐宋八大家”称谓定型后，清代的张伯行为这一经典的传播注入了新活力。张伯行是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名臣，同时也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学者。他在福州创立鳌峰书院后，为教学需要，于康熙四十八年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
与茅坤原版164卷、1450篇文章的规模相比，张伯行本仅19卷，收录317篇文章，体量大幅精简。茅坤本内容全面，适合学者深入研究；而张伯行本则针对书院教学，选文更注重经典性与可学性，每篇附有导读和评点，便于学生理解文意和写作方法。可以说，张伯行打造了一部更实用、更易普及的教学读本。
这种精简并非简单的删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筛选。张伯行在保留八大家代表性作品的同时，特别注重文章的示范价值。他剔除了那些过于艰深或内容重复的篇目，确保所选文章都能在思想或技法上给学生以启发。这种精心编排，使他的选本在清代教育界广受欢迎。
《唐宋八大家文钞》为何是古代“考公”必读书？
张伯行的选本在明清时期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堪称古代“考公必读”。这一地位与张伯行本人的经历有关。据其年谱记载，他早年科考不顺，后来听从祖父建议，转而研读唐宋大家的散文，从中领悟写作方法，最终考中进士。这段经历使他深知优质古文选本对考生的重要性。
在编纂文钞时，张伯行特别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希望帮助学子提升写作水平，应对科举。他不仅选文精当，还在评点中直接指导写作技巧。比如在评点韩愈《师说》时，他会分析文章的逻辑结构；在点评苏轼文章时，会着重讲解其论证方法。这些指导对科举考生来说极具针对性。
鳌峰书院的实践也证明了这部书的效果：从书院创立到清末，共有163人中进士，700余人中举人，林则徐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学子在书院系统学习张伯行选编的八大家文章，不仅提升了文学素养，更掌握了应试所需的写作技巧。
这部选本覆盖了科举考试的多种类型。例如，书中收录的苏轼《刑赏忠厚之至》是礼部试的范文，欧阳修曾对此文赞赏有加。对于难度更高的制科考试，书中也收录了苏轼、苏辙的答卷作为范例。北宋制科考试中，入三等者极少，苏轼却以出色答卷获得宋仁宗高度评价。这些范文为考生提供了学习样板，使张伯行选本成为科举备考的重要工具。
选编原则：醇正与实用
张伯行从八大家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317篇，主要遵循“醇正”和“实用”两大原则。
“实用”则着眼于学习和应试需求。张伯行选文时注重结构清晰、文法鲜明，便于学生模仿。他在每篇文章后都附有评点，具体分析文章结构和用词技巧。例如，他评《醉翁亭记》时指出其“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层次；提到欧阳修将“环滁皆山也”从数十字精炼为五字的修改过程，说明炼字的重要性；评《前赤壁赋》时，则强调学习其“以小见大”的立意方法。这些评点如同写作指导，帮助读者掌握古文写作技巧。
张伯行还特别注意选文的可模仿性。他多选那些结构规整、论证严密的文章，因为这些最便于初学者学习。对于风格过于独特或个性太强的作品，即使文学价值很高，他也酌情少选，以确保选本的实用性。
谁的文章占比最高？
八大家中，张伯行选谁的文章最多？韩愈？苏轼？
都不是，而是曾巩。
选本中，曾巩的文章有128篇，几乎占全书四成，远超其他大家。这可能令现代读者感到意外，因为如今曾巩在语文教材中出现的篇目较少，知名度不如苏轼、韩愈等人。然而，在古代文坛，曾巩其实备受推崇。
出生于1019年的曾巩，深得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崇。欧阳修作为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之所以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评为第二名，就是误以为此文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而有意为之。欧阳修不止一次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张伯行也在评点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欧阳公之门尽罗天下之名士，而子固为称首，公亦敛衽推让。”事实上，欧阳修最初是想将曾巩培养为自己的文学接班人的。与曾巩同年考中进士的欧阳修的门生苏轼也写诗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曾被曾巩引荐给欧阳修的王安石也在《赠曾子固》中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在北宋，长期沉沦下僚的曾巩的文章被文坛盟主和很多大咖视为“无敌”的存在。
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曾巩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曾巩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在其《跋曾南丰帖》中说：“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随着起源于北宋的理学的发展、兴盛，备受理学家朱熹推崇的曾巩的文章也成为后世七八百年间读书人学习、效仿的范本，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曾巩的文章才逐渐被冷落。
曾巩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不仅写作了很多像《救灾议》这样富有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卓识的政论，也写作了大量章表奏启、诏策诔碑、书札笺记等多种文体的文章，涉及封建文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各个方面。而张伯行创立的鳌峰书院，在其内设的正谊堂祭祀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位大儒，可见，张伯行是致力于将鳌峰书院建设成为复兴和弘扬程朱理学的阵地。因此，张伯行选编朱熹推崇的曾巩的大量文章便也顺理成章了。
如果还在纠结学习古文的选本，除了《古文观止》，不妨看看这套《唐宋八大家文钞》。
其次，张伯行的评点为现代人学习写作提供了参考。无论是学生写作文，还是职场人士撰写文案，都可以从中学到结构安排、论点展开、语言锤炼等方法。这部选本不仅是古文读本，也是一本写作指导书。特别是在议论文写作方面，八大家的文章提供了丰富的范例，而张伯行的评点则揭示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技巧。
更重要的是，八大家文章中蕴含的修身智慧和处世哲学，能为现代生活提供启示。曾巩的务实、苏轼的豁达、王安石的勇于变革、欧阳修的包容气度，这些品质跨越千年，依然值得学习。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阅读这些经典有助于静心思考，找到应对生活挑战的智慧。
此外，张伯行的选本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他的选编标准和评点，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学者的文学观念和教育思想。这种历史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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