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共读没有选《史记》完整篇章，而是截取了豫让、田横、贯高三位义士的故事——他们本都能苟活，却都选了从容赴死，核心就是想和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是“士”，什么是“大义”？

《刺客列传》记载了曹沬、专诸、聂政、荆轲、豫让五人，此次独选豫让，关键在于他的“义”最纯粹，且无半分外力裹挟，更贴合“士”的本真。
豫让是晋人，早年侍奉范氏、中行氏时默默无闻，转投智伯后才得“国士”之礼——智伯对他格外尊宠，这份知遇之恩，成了他后来舍命复仇的根源。智伯伐赵失败，被赵襄子联合韩、魏剿灭，赵襄子因深恨智伯，竟将其头颅漆成饮酒器。豫让遁入山中立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誓言在《汉书》与《古文观止・报任安书》中均作 “士为知己者用”，司马迁在《史记》中保留“死”字，既凸显豫让的决绝，也暗含自身对 “士不遇” 的感慨。
他的复仇从无“捷径”：第一次变名姓为刑徒，入宫涂厕藏匕首，败露后因赵襄子惜其义而获释；第二次更极端，漆身成癞疮、吞炭变哑，在街上要饭时连妻子都认不出。友人劝他“投赵襄子门下再伺机报仇”，他却严词拒绝：“既已委质臣事人，再杀之，是怀二心。我宁肯行极难之事，也要让后世怀二心的臣子羞愧！”
豫让要的从不是赵襄子的性命，而是对知己的交代，对士道的坚守。最终他埋伏桥下仍被发现，面对赵襄子“为何独为智伯报仇”的质问，豫让答：“范、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自知必死，他求赵襄子赐衣，拔剑三跃刺衣，高呼 “可下报智伯矣”后自刎。与其他四位刺客不同：曹沬为鲁国逼还土地，专诸受公子光所托，聂政收严仲子重金，荆轲承燕太子丹之命。唯有豫让，既非受命也非受雇，纯粹为报知遇之恩，这份“义”毫无杂质。

田横是战国齐国诸侯后裔，反秦战争中，他与兄长田儋、田荣共同重建齐国：田儋首称齐王，田荣后自立为王，田荣之子田广被杀后，田横继立齐王，在齐鲁大地上维系着齐国的基业。这份贵族血脉中的气节，成了他后来抉择的底色。
汉朝建立后，田横却因一桩旧怨陷入两难——此前韩信采用蒯通之计，突袭已解除战备的齐国，田横怒而烹杀刘邦派来劝降的说客郦食其，而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正是汉朝手握兵权的大将。为避祸，田横带着五百余部属逃入海岛。刘邦深知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恐其日后生乱，便派使者召他回京，一边下诏严令郦商“敢动田横及随从者，灭族”，一边承诺“来则封王，小则封侯”。
可田横过不了自己的“心关”：“我烹人之兄，却与他弟同朝事主，即便他因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岂能无愧于心？”行至离雒阳三十里的尸乡驿站，田横对门客说：“我曾与刘邦同为南面称孤的王，如今他为天子，我为逃亡之虏，低头侍奉他，是此生奇耻！”随即自刎，还让门客将自己的头颅献给刘邦，以证无逃亡之意。
刘邦见其头颅，感慨“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以王侯之礼葬田横；更令人震撼的是，田横的两位门客在其墓旁挖洞自刭殉葬，海岛上的五百部属闻其死讯，也全部自杀。
田横以“宁死不辱”的骨气，赢得了士人的誓死追随，后来徐悲鸿创作《田横五百士》，正是为推崇这份跨越千年的气节。

贯高是赵国丞相，早年为张耳门客，张耳死后继续辅佐其子张敖。汉七年，刘邦从平城回京路过赵国，张敖以子婿之礼侍奉，亲端饮食、态度谦卑，而刘邦却“箕踞詈，甚慢易之”，叉着腿辱骂，毫无天子对诸侯的礼遇。
年过六十的贯高，一生重气节，见主子受此侮辱，便与赵午等几位老臣密谋：“刘邦无礼，我们替大王杀了他！”张敖急得咬指出血，严词劝阻：“我家先祖亡国，赖高祖才得以复国，今日所有，皆高祖之力，不可忘恩！”贯高当即与同伙约定：“此事我们私自谋划，事成则功归大王，事败则我们独担罪责，绝不能连累大王！”
汉八年，刘邦从东垣回京再经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驿站将刺客藏于夹墙中，准备伏击刘邦，却因刘邦“心动”问出“柏人者，迫于人也”，察觉异常后未留宿，计划失败。汉九年，贯高的仇家得知此事，向朝廷告发谋反，刘邦下令逮捕张敖与贯高等人。同伙们纷纷欲自杀，贯高怒骂：“你们死了，谁来证明大王未曾参与？”
到长安后，贯高被“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却始终咬定“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刘邦起初不信，吕后也曾为张敖求情，刘邦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后来廷尉将贯高的供词上报，刘邦叹其为 “壮士”，派中大夫泄公持节前往审问。泄公以旧友之礼慰问，贯高坦言：“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
刘邦得知真相后，赦免了张敖，也因欣赏贯高坚守诺言而欲免其罪。但贯高却说：“我活着只为证明大王无辜，如今大王已免罪，我身负弑君之名，何面目再事上哉！”随即“仰绝肮”而死。
贯高护主却不越界，以死明臣节，恰是“士”坚守底线的典范。

读这三个人的故事，其实答案很明显：
“士”不是身份，是心里的规矩。豫让守“知遇必报”的规矩，田横守“无愧于心”的规矩，贯高守“不连累主”的规矩。
“大义”也不是大道理，是哪怕死，也不丢这些规矩。
他们本都能活：豫让能投靠赵襄子，田横能接受封侯，贯高能接受赦免，但他们都选了死——因为在“士”的眼里，苟活比死更难，无愧于心比活着更重要。这就是司马迁想通过他们告诉我们的“士之大义”。而我们今日的共读，正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重新理解这份精神的重量。
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坚守道义、无愧于心，永远是人格的底色。

史记（全十册）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