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撰者不是韩非，先秦子书为何“名不副实”？
评论内容：
而当我们翻开书卷细读，则会发现实际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以《韩非子》为例，此书中现存五十五篇文章，见于《史记》的韩非著作有《孤愤》《说难》《内外诸说》《说林》《五蠹》诸篇，这些篇目可以确定出于韩非之手。而其他篇章有些不是韩非创作的。如据学者考证，《初见秦》并不是韩非所作；《存韩》前面是韩非的上秦王书，后面是李斯的驳议及李斯上韩王书；《问田》应是韩非后学所记；《饬令》系节录《商君书·靳令》而成。
子部书中，也常见叙及其人身后之事的，如《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庄子》中，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的语句；《管子》中的一些篇章，也明显写成于管仲去世后多年。
清代四库馆臣已经注意到这类现象，在《四库全书总目·商子》提要中，馆臣针对《商君书》篇目所涉年代与商鞅生活年代不符、显然不出自商鞅之手的情况，写道：
“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于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讬之人矣。”
四库馆臣的观察十分敏锐，但未能将此事勘破。而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跳出了“真”“伪”对立的窠臼，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解释。
《古书通例》开始撰写于1930年代，是余嘉锡在北平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这本书的写作，有一重要的学术背景，即疑古思潮的兴起。当时学者讨论古书真伪问题颇多，而余嘉锡关于古书体例的研究，在丰富了传统治书之学内涵的同时，“以古书体例研究为进路，开展了对疑古辨伪活动的方法论反思，明确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向”（司马朝军，2020）。
余嘉锡提出，秦汉时期的诸子类似于后代的文集。这些篇章在写作之初，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论政之文可能藏于官方档案中，论学之文可能被各学派弟子传习收录。诸子书籍的编订，可能在思想家生前完成，也可能是在其去世后由子孙或弟子编订，还可能是数十年、上百年后，由后人整理的。这些情况在后代文集的编纂中都很常见。
余嘉锡还敏锐地指出，刘向的校书活动极大影响了后代所见诸子书籍的面貌。古人著书或以单篇流传，或经他人编纂，编次体例可能很不一致。加上秦代焚书，图籍散乱，到西汉中晚期，先秦书籍的编次、定名、文字已经比较混乱。刘向主持校书期间，向天下访求遗书，然后校雠文字，排定篇章，确定书名。如对《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对《晏子》，收集到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余嘉锡在书中还指出“古书不皆手著”。魏晋以后的目录书，习惯性地将每部书都明确标明撰者。有些后代人看到书中不出自撰者之手的篇章，会斥为“伪作”，其实古人著书未必皆由本人手著。
编书之人会将诸子的生平事迹编入本书，这类似后世文集中常常附加作者的行状、墓志铭、史书中的传记等。编者也会将当时人往来辩驳的言论收入书中，以便于读者了解思想家观点在当时的反馈和影响，类似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等。思想家的政论文章，会激起执政者和其他人的反应，编者也会将这些内容收录。如同后代人编文集时，涉及到奏议文书，也会将皇帝的对应回复收录在集中。思想家平时的言行，会有弟子进行记录，门人弟子也会有一些附记之语收录其中。
余嘉锡对于古书体例的研究，将晚清至民国初的疑古思潮带回了理性学术讨论的领域，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今天我们面对的文献环境，已经和百年以前有所不同。简帛古书的出土，使我们看到更早期文献的面貌，基于此，学界关于古书形成与流传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目录学发微》以“辨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沿革阐述甚详，举出目录学的体制有四种类型：一为篇目，考一书之源流；二为叙录，考一人之源流；三为小序，考一家之源流；四为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古书通例》是一部从宏观角度研究古籍的专著，对于汉魏以前的古书，经过探微索隐，详加考证，分析归纳以阐明古书的通例。全书分四卷：一为案著录，二为明体例，三为论编次，四为辨附益，由此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
本书是“新编诸子集成”系列各本的一个集合，根据《隋书·经籍志》分类，是儒、墨、道、法、名、兵、杂各家诸子经典著作的权威注释与整理本之集成，是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备参考书。
先秦的子部书，常常以“某某子”命名，我们望文生义，很可能认为“某某子”就是这部书的作者，或认为这部书记载的就是他本人的言行观点。在一些目录书中，也将韩非、商鞅、管仲等人列为《韩非子》《商君书》《管子》等书的撰者。
韩非
而当我们翻开书卷细读，则会发现实际情况常常并非如此。以《韩非子》为例，此书中现存五十五篇文章，见于《史记》的韩非著作有《孤愤》《说难》《内外诸说》《说林》《五蠹》诸篇，这些篇目可以确定出于韩非之手。而其他篇章有些不是韩非创作的。如据学者考证，《初见秦》并不是韩非所作；《存韩》前面是韩非的上秦王书，后面是李斯的驳议及李斯上韩王书；《问田》应是韩非后学所记；《饬令》系节录《商君书·靳令》而成。
子部书中，也常见叙及其人身后之事的，如《商君书》中，《更法》《错法》《徕民》等多篇涉及商鞅死后之事；《庄子》中，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的语句；《管子》中的一些篇章，也明显写成于管仲去世后多年。
清代四库馆臣已经注意到这类现象，在《四库全书总目·商子》提要中，馆臣针对《商君书》篇目所涉年代与商鞅生活年代不符、显然不出自商鞅之手的情况，写道：
“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犹管子卒于齐桓公前，而书中屡称桓公耳。诸子之书，如是者多。既不得撰者之主名，则亦姑从其旧，仍题所讬之人矣。”
四库馆臣的观察十分敏锐，但未能将此事勘破。而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跳出了“真”“伪”对立的窠臼，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系统性解释。
《古书通例》开始撰写于1930年代，是余嘉锡在北平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这本书的写作，有一重要的学术背景，即疑古思潮的兴起。当时学者讨论古书真伪问题颇多，而余嘉锡关于古书体例的研究，在丰富了传统治书之学内涵的同时，“以古书体例研究为进路，开展了对疑古辨伪活动的方法论反思，明确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向”（司马朝军，2020）。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
余嘉锡提出，秦汉时期的诸子类似于后代的文集。这些篇章在写作之初，都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论政之文可能藏于官方档案中，论学之文可能被各学派弟子传习收录。诸子书籍的编订，可能在思想家生前完成，也可能是在其去世后由子孙或弟子编订，还可能是数十年、上百年后，由后人整理的。这些情况在后代文集的编纂中都很常见。
余嘉锡还敏锐地指出，刘向的校书活动极大影响了后代所见诸子书籍的面貌。古人著书或以单篇流传，或经他人编纂，编次体例可能很不一致。加上秦代焚书，图籍散乱，到西汉中晚期，先秦书籍的编次、定名、文字已经比较混乱。刘向主持校书期间，向天下访求遗书，然后校雠文字，排定篇章，确定书名。如对《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对《晏子》，收集到三十篇八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刘向
余嘉锡在书中还指出“古书不皆手著”。魏晋以后的目录书，习惯性地将每部书都明确标明撰者。有些后代人看到书中不出自撰者之手的篇章，会斥为“伪作”，其实古人著书未必皆由本人手著。
编书之人会将诸子的生平事迹编入本书，这类似后世文集中常常附加作者的行状、墓志铭、史书中的传记等。编者也会将当时人往来辩驳的言论收入书中，以便于读者了解思想家观点在当时的反馈和影响，类似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等。思想家的政论文章，会激起执政者和其他人的反应，编者也会将这些内容收录。如同后代人编文集时，涉及到奏议文书，也会将皇帝的对应回复收录在集中。思想家平时的言行，会有弟子进行记录，门人弟子也会有一些附记之语收录其中。
余嘉锡
余嘉锡对于古书体例的研究，将晚清至民国初的疑古思潮带回了理性学术讨论的领域，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今天我们面对的文献环境，已经和百年以前有所不同。简帛古书的出土，使我们看到更早期文献的面貌，基于此，学界关于古书形成与流传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
余嘉锡 著
《目录学发微》以“辨章学术”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对目录书的体制、目录学的源流、历代目录书的类例沿革阐述甚详，举出目录学的体制有四种类型：一为篇目，考一书之源流；二为叙录，考一人之源流；三为小序，考一家之源流；四为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古书通例》是一部从宏观角度研究古籍的专著，对于汉魏以前的古书，经过探微索隐，详加考证，分析归纳以阐明古书的通例。全书分四卷：一为案著录，二为明体例，三为论编次，四为辨附益，由此指出了研究阅读古籍的门径。
诸子经典之集成
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备参考书
《新编诸子集成》（套装，全40种，共60册）
程树德等 撰
本书是“新编诸子集成”系列各本的一个集合，根据《隋书·经籍志》分类，是儒、墨、道、法、名、兵、杂各家诸子经典著作的权威注释与整理本之集成，是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备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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