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敦煌学不能总是在“象牙塔”中
评论内容：
从选题到出版
这本书源自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的邀约，书名也是我们俩聊天时聊出来的。2022年9月15日在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第一讲，每天一讲，18日讲完前四讲。2023年 1月16日第五讲，18日讲完第七讲，3月3-5日是第八至十讲。这些讲座开始时受疫情影响，所以部分采用网上直播，部分只限现场听众，所以受众多少不等。前十讲主要都是海外收藏的查访，但“满世界寻找”不能没有中国收藏部分，而我也曾去过很多地方，走访国内所藏，所以借助北大的讲堂，9月23日补讲第十一讲敦煌部分，10月11日第十二讲吐鲁番出土文书部分。讲演稿的缩略版，相当于讲稿的一半内容，曾在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月刊上发表，从2022年第11期到2023年第8期，连载了十期，也就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讲的部分，得到了许多没有听到讲座或没有时间听讲座的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引起敦煌圈之外的人的关注，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先生看了文章之后，就曾对我加以鼓励，觉得这样的讲座很有必要。
2023年12月，本书选题获得“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立项，于是我把讲演稿全文整理成书，形成《满世界寻找敦煌》书稿。经过中华书局责任编辑马燕老师和相关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于2024年5月以精装、彩印的漂亮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半年多以来，已经销售三万多册，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也先后获得以下奖项或列入好书榜单：2024年5月《光明日报》书榜、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4年第四期、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中华读书报2024年度十大好书、探照灯2024年度十大人文社科原创佳作、搜狐文化2024年度十大好书、央视读书精选2024年度好书、2024年刀锋图书奖、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2024年中国好书奖等等，达到了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满世界寻找敦煌》获文津图书奖
读者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呢，我自己觉得有几点值得说一说。
回到八十年代的爱国情怀
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也就是说，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大学生。那个时候，国门逐渐打开，大学生们了解到自己国家在经济、文化、学术等许多方面的落后状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要刻苦学习，努力奋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爱国情怀。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满了读书人，一些教室里甚至有人通宵达旦地学习，在排队买饭的时候，不少学生看着小卡片来背英语单词，老师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周边总会围着问问题的同学们。
正是在这样一股爱国主义热情的氛围下，1981年3月20日夜晚，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着中国男排与韩国队争夺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出线权比赛，许多北大学子聚集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或观看比赛，中国男排在落后两局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3局，以3：2战胜韩国队，获得了胜利，将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男排世界杯。这种反败为胜的结果让一直压抑的同学们无比振奋，纷纷走出宿舍，在校园中狂欢。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下子抓住了那个时代大学生们的心声，于是这个口号震撼在燕园许多宿舍楼前，经久不息。我当时住在38号楼，前面有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成为当时一个聚集游行的中心，在汹涌的人群中，我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力量。
当时的课堂里，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我选修的“敦煌学”课堂上，更是如此。授课的老师在进入正题之前，常常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来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比如说某个日本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给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以极大的震撼，是后来许多年中敦煌学子要夺回敦煌学中心的强大动力。又比如老师讲述到我们编的一本《敦煌资料》，录文被日本学者挑了三百多个错误，一些老先生看着这篇书评，一边看一边落泪。其实，录文的错误大多数不是因为我们的释读能力差，而是我们无法看到原件或高清图版，转相抄录，产生了不少问题。无论如何，中国敦煌学当时落后于日本，我们憋着一股劲，要努力赶超。
1984年，我作为一名已经进入敦煌学门槛的年轻学生，终于有机会迈出国门，留学荷兰。怀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向往着前去英、法，接触敦煌原件，做出为国争光的学术成绩，不让日本学者专美于前。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出国的人还不多，敦煌学界能够有机会出国的人更少，所以我作为北大和莱顿大学联合培养的硕士生，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那时的我，只发表过两三篇文章，没有“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那样高大上的理想，但为中国的敦煌学做点事情的志向还是有的。
从第一次出国调查英、法、德、丹麦、瑞典所藏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献，以后1990-1991年前往日本，再访英、法，并前往苏联，再后来走访美国，并多次到欧洲、日本，把敦煌为主的中国西北地区流散文献摸清楚的想法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念。这背后的动力，无疑与从上大学以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
独行与励志
我出生在天津新港，自小从海边长大，胆子比较大。1984年到欧洲后，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独行，虽然搭伴可以互相照顾，但去什么地方都要商量，和我的个性不符。而我要去找敦煌文书，如果材料多，我可能就要多呆几天，所以结伴也不方便。
独自行走还是有不少危险的，荷兰教育处的主任是北大借调去的刘秋云老师，他时常要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去接被抢劫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他告诉我，一人在外，要格外小心。我在出行之前，都去莱顿的旅行社，找到要去的城市地图，把地铁站等危险地带的街道背下来，比如巴黎、柏林等火车站，出站前的三条街名我都背下来，瞟一眼就知道自己在哪，不东张西望，像是外地人。等过了三条街，再拿出地图来找要去的地方。
我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许多其实很普通的出行过程，因为时过境迁，就变得有些传奇色彩。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通行天下，与我那时的旅行很不一样。大家对于互联网时代以前的旅行，充满了兴趣，许多读了本书的人都能复述我去使馆办签证、我和巴黎进修的中央美院老师“对开”、我在柏林到汉堡的小车站拿到格罗普教授送的书，如此种种的故事。我希望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有一些“励志”的作用。
其实我在上大学后，特别是大学二三年级时，因为授课老师选择的一份敦煌文书作业涉及古代西域王国于阗，所以我开始广泛阅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书。这些探险著作，既是我做于阗、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资料准备，通过他们的记录了解他们找到的文书来历；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探险家的步伐，体验他们经过的艰难险阻，这里有翻越高山，横渡沙漠要克服的自然环境，也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面对各种各样事情时的应变方法。我想这些探险的书，对于我的“满世界寻找敦煌”无形中起到了极大的帮助，虽然我在欧美、日本的行走，绝对无法和探险家所遇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比，但有了这样的间接体验，也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了。
敦煌学在世界
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无疑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虽然不敢说要把敦煌学中心夺回来，但也是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我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期间，也早就感受到敦煌学的国际主义氛围，我的导师曾带我拜访来京的日本敦煌学家、德国的突厥学家、美国的中亚学家，还带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处听来访的外国学者的讲座，在北大也与来访的法国、日本等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对话。所以，拜访国际敦煌学研究者，是我从一开始“满世界寻找敦煌”时就定下的目标。
我在拜访之前，都对受访者的学术成果做了详细的调查，甚至编制了我能找到的他所发表的所有论著的目录，也知道他的研究方向，甚至准备一些要问的问题。于是，我第一次去英国，就专程到剑桥拜访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贝利（H. W. Bailey）爵士；第一次去巴黎，就拜访了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突厥学家哈密顿（J. Hamilton）教授；第一次去德国，就拜访了汉堡大学的于阗语专家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全都受到他们十分热情的款待，特别是送给我许多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大大节省了我收集资料的时间，和他们的对谈也使我积聚在心中一些不解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到了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让前来参会的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宏阔胸怀。这个号召对于我后来出国寻访敦煌资料时的国际交往，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引，所以在后来多次前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寻访敦煌、吐鲁番文书过程中，我与许多国家的敦煌学家、于阗学家、粟特学家等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外国学者的友好交往，也是《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书想给读者介绍的内容。
事实上，这样的国际学术交往，对于双方都是互利互赢的。我们相互交换最近的研究成果，早期是寄送自己的论文抽印本和著作，后来也通过网络寄送PDF文件；邀请参加对方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了解新知，结识新人；在一些学者主编敦煌、于阗、粟特等学术专题论集，包括给某个领域专家编写祝寿文集的时候，我也常常收到邀请，并努力参与，完成英文、日文论文。这些活动和写作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也收获满满。我可能是中国学者中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国际敦煌学会议最多的人，我也努力在欧美、日本的学术刊物、论集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不仅仅是国际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用西文和日文，阐明中国学者的观点，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中国敦煌学的集体力量
如上所述，我是中国敦煌学学者中比较早的有机会出国的，以后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机会也比较多。出国收集来的各种敦煌、吐鲁番文书材料，对于我本人的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于阗史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多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我也收集到很多资料，有些资料的内容并非自己所长，或者有些自己虽然也能写文章，但一时没有时间，于是我把许多资料无偿送给其他学者或学生来撰写文章。比如我找到新的诗歌材料，一般都向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请教，有些文章就是我们两人合撰的，主要是他的贡献；比如我在伦敦整理敦煌残卷时，发现一组从经帙新揭出来的北庭瀚海军文书，就交给武汉大学做吐鲁番文书出身的孙继民教授，他就此写入他的专著；比如在伦敦找到新本《下女夫词》，我就寄给张掖师专的敦煌文学专家张鸿勋先生，他写了专文讨论此卷；比如我在柏林德藏吐鲁番文书中找到的古本《幽通赋注》、玄应《一切经音义》、宋本《新唐书》，以及一些医药文献、占卜文献，都交给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我的博士后、选我课的博硕士研究生来写成文章发表；比如我在吉美博物馆重新找到的《令狐怀寂告身》，交给一位听我课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研究生写成文章；比如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组吐鲁番文书，也把其中有价值的衣物疏、天宝牒文、开元告身等，交给来上我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的同学去练笔，经过我的反复改订，最后发表成文章。
这本书随口讲到这些分送材料的内容，引发很多读者的好评。其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相互交换资料本是情理中的事，但敦煌资料早期都是“挖宝式”研究，谁有条件自己去伦敦、巴黎，就能抄出许多研究资料；谁能通过关系，拿到敦煌写本的图片，谁就能发表几篇文章。这样造成敦煌学者对于材料相对保守，在那个时代也是情有可原，试想：谁不愿意拿到一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像藤田丰八那样写一本书呢。
我有多次机会“满世界寻找敦煌”，有时候资料如山洪喷发而出，应接不暇。所以，把资料分享给过去获取资料比较难的国内学人，特别是偏处北京之外的学人，是我的一种想法，这样可以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快速推进中国敦煌学的进步。
学术成长之路
虽然敦煌吐鲁番研究只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通俗读物，借助四十来年的走访、调查、分析、研究，也给读者部分展现了我做学问的历程。特别是字里行间，我时常会讲到如何寻找材料，如何发现问题，怎样写成文章，这对于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讲，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天然的责任。
但这本书脱胎于一系列讲座，讲座的形式虽然通俗易懂，但并非面面俱到，知识不够系统，所以这本书的有些内容，需要配合我的其他著作来阅读，可能收获会更大。
首先要知道敦煌学的主要内容，知道敦煌学如何产生、发展，应当看我的《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敦煌的历史、敦煌学史、敦煌文献的流散与整理经过，敦煌文献和艺术的内容，特别是对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至于吐鲁番方面，虽然没有像《敦煌学十八讲》这样整本的著作，但在我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中，有系统讲述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的长文，还有若干篇文章对于吐鲁番的地理、探查史，对于吐鲁番出土各类文书，都有详细的阐述，可以参看。
我在莱顿大学为第一次出行调查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书的引子《从莱顿出发》中有简要的记录，但详细的莱顿读书记，我曾经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4期发表过四篇文章，后来收入《三升斋续笔》（问学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而更详细讲述各种学术准备，则要看我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先生提供过信息和帮助，有些学者也是和我一道努力在寻找；而一些国外学者也提供了许多援助和指点。因此，我怀念前辈学者的《从学与追念》（中华书局2020年版）以及尚未结集的若干文章，与本书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比如我写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陈国灿先生、施萍婷先生等人的纪念文字，从与他们交往的角度记录了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故事。
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书出版后，我就此题目做过多场讲座，许多听众都是带着《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从学与追念》来找我一道签名，可以看出一些读者早就知道这三本书的相互关联是十分紧密的。
回归之路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候，正处在清朝积贫积弱的时代，七年后英国斯坦因的到来，敦煌宝藏开始大规模外流，于是敦煌学史就是一部“伤心史”。我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调查清楚国内外流散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到底有多少，都收藏在哪里，整理研究的状况如何，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敦煌文献是否能够回归。
流失在外的敦煌宝藏怎样回归，我想是每一位中国敦煌学研究者都会思考的问题，这也是萦绕我心头的重大问题，不论穿行在欧洲的铁路中，还是飞往美国的班机上；不论是走访在日本公私藏家之间，还是坐在宁静的善本阅览室里；面对不同流散经历的各式各样的敦煌藏品，将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回归呢，我在阅览时不断向自己追问。为此，我精读获取敦煌、吐鲁番、龟兹、于阗文献和文物的各种探险报告，了解这些宝藏如何发现，如何运走；我也走访过中外一些档案馆，了解当地官府的态度和当年的文物管理法案；我也和收藏地的一些律师和学习文物回归专业的师生探讨，从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的角度，看文物回归的可能性；我也想到是否需要让所有的文物回归，还是争取精品先行，这就涉及给流散敦煌文献和文物的定级问题。如此等等，在我的这本书中也有一些讨论，但都是不系统、不完整的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理性的中国学者，一定会关心这样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用高清彩色图图录的形式把敦煌文献真实地呈现在中外学者面前，这些做法都是“回归”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是极好的事情。我正在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是“敦煌文献系统化保护工程”中《敦煌文献全集》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10册，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好评。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在陆续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30卷也已出版，部头稍小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重庆藏敦煌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已经印出。平心而论，这些高清图片真的比原件还清晰，完全能够解决学者在过去的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上看不清楚的问题。当这些高清彩色图录进入中国各大图书馆之后，可以说敦煌文献不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回归”，而且为国际学界所共享。
其实，应当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友谊，在收藏国的开明之士认识到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之后，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送还《永乐大典》那样，将来有朝一日送还“敦煌宝藏”，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希望。
走出“象牙塔”
敦煌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就以敦煌文献为例，因为其中包含有各种形态的文献，有写本、册子本、梵夹装、印本等；从内容上来说，有佛典、道经、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因此，研究敦煌文献的人除了对自己科班学习的历史、文献、佛教、文学等学科外，都要有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懂得在一个敦煌卷子上自己专业之外的内容，否则难以下手，取得良好成绩。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学者只是取用敦煌文献中的某个方面来做研究，比如专门研究韵书、历日、法典、禅籍，那他只是语言学、科技史、法律史、佛教学方面的专家，而不是敦煌学家。敦煌学有些“高深”，涉及胡语更多的吐鲁番学、龟兹学、于阗学更加“高深”，所以近年来社科基金把这些学科划分为“冷门绝学”，给予专门的支持，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敦煌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些内容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而且敦煌学还有大量图像资料，美术史方面的解读和研究也有丰厚的成果。这些“高深”的内涵，需要转化成通俗的读本，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敦煌学里面的故事。这本《满世界寻找敦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就是用通俗的语言，用“满世界寻找”为引线，把敦煌学里面的高深知识，包括敦煌文献、敦煌绘画的内容，敦煌文书如何解读，敦煌写卷怎样辨伪，敦煌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敦煌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如此种种大众希望理解的敦煌学“名堂”，敦煌学的方法，举出具体的例证，来加以通俗地讲解。
这种通俗的写作方式，是一种探索，从读者的反映来看，从专家的书评来说，看来是成功的。敦煌学不能总是在“象牙塔”中，要把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把如此丰富的丝绸之路结晶，把敦煌聚集的人文主义精神，给社会大众讲述出来，这是敦煌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编者按】《满世界寻找敦煌》是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2024年出版的敦煌学入门读物，出版后广受读者好评，曾获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等众多奖项，被列入多个好书榜单。本文是荣新江教授撰写的出版周年感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拟。
《满世界寻找敦煌》，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24年5月版
从选题到出版
这本书源自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先生的邀约，书名也是我们俩聊天时聊出来的。2022年9月15日在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第一讲，每天一讲，18日讲完前四讲。2023年 1月16日第五讲，18日讲完第七讲，3月3-5日是第八至十讲。这些讲座开始时受疫情影响，所以部分采用网上直播，部分只限现场听众，所以受众多少不等。前十讲主要都是海外收藏的查访，但“满世界寻找”不能没有中国收藏部分，而我也曾去过很多地方，走访国内所藏，所以借助北大的讲堂，9月23日补讲第十一讲敦煌部分，10月11日第十二讲吐鲁番出土文书部分。讲演稿的缩略版，相当于讲稿的一半内容，曾在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月刊上发表，从2022年第11期到2023年第8期，连载了十期，也就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讲的部分，得到了许多没有听到讲座或没有时间听讲座的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引起敦煌圈之外的人的关注，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先生看了文章之后，就曾对我加以鼓励，觉得这样的讲座很有必要。
2023年12月，本书选题获得“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项目”立项，于是我把讲演稿全文整理成书，形成《满世界寻找敦煌》书稿。经过中华书局责任编辑马燕老师和相关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本书于2024年5月以精装、彩印的漂亮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半年多以来，已经销售三万多册，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也先后获得以下奖项或列入好书榜单：2024年5月《光明日报》书榜、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4年第四期、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中华读书报2024年度十大好书、探照灯2024年度十大人文社科原创佳作、搜狐文化2024年度十大好书、央视读书精选2024年度好书、2024年刀锋图书奖、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奖、2024年中国好书奖等等，达到了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满世界寻找敦煌》获文津图书奖
《满世界寻找敦煌》获中国好书奖
读者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呢，我自己觉得有几点值得说一说。
回到八十年代的爱国情怀
我是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也就是说，是“文革”之后第一批大学生。那个时候，国门逐渐打开，大学生们了解到自己国家在经济、文化、学术等许多方面的落后状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要刻苦学习，努力奋斗，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强烈爱国情怀。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坐满了读书人，一些教室里甚至有人通宵达旦地学习，在排队买饭的时候，不少学生看着小卡片来背英语单词，老师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周边总会围着问问题的同学们。
正是在这样一股爱国主义热情的氛围下，1981年3月20日夜晚，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进行着中国男排与韩国队争夺世界杯亚洲区预赛的出线权比赛，许多北大学子聚集在收音机、电视机旁收听或观看比赛，中国男排在落后两局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3局，以3：2战胜韩国队，获得了胜利，将代表亚洲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男排世界杯。这种反败为胜的结果让一直压抑的同学们无比振奋，纷纷走出宿舍，在校园中狂欢。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下子抓住了那个时代大学生们的心声，于是这个口号震撼在燕园许多宿舍楼前，经久不息。我当时住在38号楼，前面有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成为当时一个聚集游行的中心，在汹涌的人群中，我感受到爱国主义的力量。
当时的课堂里，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在我选修的“敦煌学”课堂上，更是如此。授课的老师在进入正题之前，常常给我们讲述一些故事，来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比如说某个日本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给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以极大的震撼，是后来许多年中敦煌学子要夺回敦煌学中心的强大动力。又比如老师讲述到我们编的一本《敦煌资料》，录文被日本学者挑了三百多个错误，一些老先生看着这篇书评，一边看一边落泪。其实，录文的错误大多数不是因为我们的释读能力差，而是我们无法看到原件或高清图版，转相抄录，产生了不少问题。无论如何，中国敦煌学当时落后于日本，我们憋着一股劲，要努力赶超。
1984年，我作为一名已经进入敦煌学门槛的年轻学生，终于有机会迈出国门，留学荷兰。怀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向往着前去英、法，接触敦煌原件，做出为国争光的学术成绩，不让日本学者专美于前。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出国的人还不多，敦煌学界能够有机会出国的人更少，所以我作为北大和莱顿大学联合培养的硕士生，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这是极为难得的机会。那时的我，只发表过两三篇文章，没有“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那样高大上的理想，但为中国的敦煌学做点事情的志向还是有的。
从第一次出国调查英、法、德、丹麦、瑞典所藏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文献，以后1990-1991年前往日本，再访英、法，并前往苏联，再后来走访美国，并多次到欧洲、日本，把敦煌为主的中国西北地区流散文献摸清楚的想法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念。这背后的动力，无疑与从上大学以来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
独行与励志
我出生在天津新港，自小从海边长大，胆子比较大。1984年到欧洲后，虽然人生地不熟，但出去的时候都是一个人独行，虽然搭伴可以互相照顾，但去什么地方都要商量，和我的个性不符。而我要去找敦煌文书，如果材料多，我可能就要多呆几天，所以结伴也不方便。
独自行走还是有不少危险的，荷兰教育处的主任是北大借调去的刘秋云老师，他时常要到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去接被抢劫的中国留学生。所以他告诉我，一人在外，要格外小心。我在出行之前，都去莱顿的旅行社，找到要去的城市地图，把地铁站等危险地带的街道背下来，比如巴黎、柏林等火车站，出站前的三条街名我都背下来，瞟一眼就知道自己在哪，不东张西望，像是外地人。等过了三条街，再拿出地图来找要去的地方。
我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许多其实很普通的出行过程，因为时过境迁，就变得有些传奇色彩。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拿着一部手机就可以通行天下，与我那时的旅行很不一样。大家对于互联网时代以前的旅行，充满了兴趣，许多读了本书的人都能复述我去使馆办签证、我和巴黎进修的中央美院老师“对开”、我在柏林到汉堡的小车站拿到格罗普教授送的书，如此种种的故事。我希望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有一些“励志”的作用。
其实我在上大学后，特别是大学二三年级时，因为授课老师选择的一份敦煌文书作业涉及古代西域王国于阗，所以我开始广泛阅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探险家的书。这些探险著作，既是我做于阗、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资料准备，通过他们的记录了解他们找到的文书来历；另一方面也是随着探险家的步伐，体验他们经过的艰难险阻，这里有翻越高山，横渡沙漠要克服的自然环境，也有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面对各种各样事情时的应变方法。我想这些探险的书，对于我的“满世界寻找敦煌”无形中起到了极大的帮助，虽然我在欧美、日本的行走，绝对无法和探险家所遇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比，但有了这样的间接体验，也就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了。
《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译本书影
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
勒柯克《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
敦煌学在世界
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无疑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虽然不敢说要把敦煌学中心夺回来，但也是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我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期间，也早就感受到敦煌学的国际主义氛围，我的导师曾带我拜访来京的日本敦煌学家、德国的突厥学家、美国的中亚学家，还带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处听来访的外国学者的讲座，在北大也与来访的法国、日本等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对话。所以，拜访国际敦煌学研究者，是我从一开始“满世界寻找敦煌”时就定下的目标。
我在拜访之前，都对受访者的学术成果做了详细的调查，甚至编制了我能找到的他所发表的所有论著的目录，也知道他的研究方向，甚至准备一些要问的问题。于是，我第一次去英国，就专程到剑桥拜访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贝利（H. W. Bailey）爵士；第一次去巴黎，就拜访了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突厥学家哈密顿（J. Hamilton）教授；第一次去德国，就拜访了汉堡大学的于阗语专家恩默瑞克（R. E. Emmerick）教授，全都受到他们十分热情的款待，特别是送给我许多他们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大大节省了我收集资料的时间，和他们的对谈也使我积聚在心中一些不解的问题得到了答案。
到了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北京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特别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让前来参会的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学者的宏阔胸怀。这个号召对于我后来出国寻访敦煌资料时的国际交往，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引，所以在后来多次前往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寻访敦煌、吐鲁番文书过程中，我与许多国家的敦煌学家、于阗学家、粟特学家等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外国学者的友好交往，也是《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书想给读者介绍的内容。
事实上，这样的国际学术交往，对于双方都是互利互赢的。我们相互交换最近的研究成果，早期是寄送自己的论文抽印本和著作，后来也通过网络寄送PDF文件；邀请参加对方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了解新知，结识新人；在一些学者主编敦煌、于阗、粟特等学术专题论集，包括给某个领域专家编写祝寿文集的时候，我也常常收到邀请，并努力参与，完成英文、日文论文。这些活动和写作是具有挑战性的，但也收获满满。我可能是中国学者中参加在国外举行的国际敦煌学会议最多的人，我也努力在欧美、日本的学术刊物、论集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不仅仅是国际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用西文和日文，阐明中国学者的观点，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收入作者文章的《纪念哈密顿论文集》
中国敦煌学的集体力量
如上所述，我是中国敦煌学学者中比较早的有机会出国的，以后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机会也比较多。出国收集来的各种敦煌、吐鲁番文书材料，对于我本人的敦煌归义军史研究、于阗史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多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与此同时，我也收集到很多资料，有些资料的内容并非自己所长，或者有些自己虽然也能写文章，但一时没有时间，于是我把许多资料无偿送给其他学者或学生来撰写文章。比如我找到新的诗歌材料，一般都向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请教，有些文章就是我们两人合撰的，主要是他的贡献；比如我在伦敦整理敦煌残卷时，发现一组从经帙新揭出来的北庭瀚海军文书，就交给武汉大学做吐鲁番文书出身的孙继民教授，他就此写入他的专著；比如在伦敦找到新本《下女夫词》，我就寄给张掖师专的敦煌文学专家张鸿勋先生，他写了专文讨论此卷；比如我在柏林德藏吐鲁番文书中找到的古本《幽通赋注》、玄应《一切经音义》、宋本《新唐书》，以及一些医药文献、占卜文献，都交给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我的博士后、选我课的博硕士研究生来写成文章发表；比如我在吉美博物馆重新找到的《令狐怀寂告身》，交给一位听我课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研究生写成文章；比如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的一组吐鲁番文书，也把其中有价值的衣物疏、天宝牒文、开元告身等，交给来上我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的同学去练笔，经过我的反复改订，最后发表成文章。
作者抄录的敦煌文书
这本书随口讲到这些分送材料的内容，引发很多读者的好评。其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相互交换资料本是情理中的事，但敦煌资料早期都是“挖宝式”研究，谁有条件自己去伦敦、巴黎，就能抄出许多研究资料；谁能通过关系，拿到敦煌写本的图片，谁就能发表几篇文章。这样造成敦煌学者对于材料相对保守，在那个时代也是情有可原，试想：谁不愿意拿到一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像藤田丰八那样写一本书呢。
我有多次机会“满世界寻找敦煌”，有时候资料如山洪喷发而出，应接不暇。所以，把资料分享给过去获取资料比较难的国内学人，特别是偏处北京之外的学人，是我的一种想法，这样可以推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快速推进中国敦煌学的进步。
学术成长之路
虽然敦煌吐鲁番研究只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本通俗读物，借助四十来年的走访、调查、分析、研究，也给读者部分展现了我做学问的历程。特别是字里行间，我时常会讲到如何寻找材料，如何发现问题，怎样写成文章，这对于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讲，是很有帮助的。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天然的责任。
但这本书脱胎于一系列讲座，讲座的形式虽然通俗易懂，但并非面面俱到，知识不够系统，所以这本书的有些内容，需要配合我的其他著作来阅读，可能收获会更大。
首先要知道敦煌学的主要内容，知道敦煌学如何产生、发展，应当看我的《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敦煌的历史、敦煌学史、敦煌文献的流散与整理经过，敦煌文献和艺术的内容，特别是对藏经洞出土的各类文献，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至于吐鲁番方面，虽然没有像《敦煌学十八讲》这样整本的著作，但在我的《吐鲁番的典籍与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中，有系统讲述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的长文，还有若干篇文章对于吐鲁番的地理、探查史，对于吐鲁番出土各类文书，都有详细的阐述，可以参看。
我在莱顿大学为第一次出行调查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书的引子《从莱顿出发》中有简要的记录，但详细的莱顿读书记，我曾经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4期发表过四篇文章，后来收入《三升斋续笔》（问学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而更详细讲述各种学术准备，则要看我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三升斋续笔》书影
“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先生提供过信息和帮助，有些学者也是和我一道努力在寻找；而一些国外学者也提供了许多援助和指点。因此，我怀念前辈学者的《从学与追念》（中华书局2020年版）以及尚未结集的若干文章，与本书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比如我写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陈国灿先生、施萍婷先生等人的纪念文字，从与他们交往的角度记录了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述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故事。
《从学与追念》书影
在《满世界寻找敦煌》书出版后，我就此题目做过多场讲座，许多听众都是带着《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从学与追念》来找我一道签名，可以看出一些读者早就知道这三本书的相互关联是十分紧密的。
回归之路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候，正处在清朝积贫积弱的时代，七年后英国斯坦因的到来，敦煌宝藏开始大规模外流，于是敦煌学史就是一部“伤心史”。我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调查清楚国内外流散的敦煌文献和文物到底有多少，都收藏在哪里，整理研究的状况如何，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敦煌文献是否能够回归。
流失在外的敦煌宝藏怎样回归，我想是每一位中国敦煌学研究者都会思考的问题，这也是萦绕我心头的重大问题，不论穿行在欧洲的铁路中，还是飞往美国的班机上；不论是走访在日本公私藏家之间，还是坐在宁静的善本阅览室里；面对不同流散经历的各式各样的敦煌藏品，将来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们回归呢，我在阅览时不断向自己追问。为此，我精读获取敦煌、吐鲁番、龟兹、于阗文献和文物的各种探险报告，了解这些宝藏如何发现，如何运走；我也走访过中外一些档案馆，了解当地官府的态度和当年的文物管理法案；我也和收藏地的一些律师和学习文物回归专业的师生探讨，从国际法和当地法律的角度，看文物回归的可能性；我也想到是否需要让所有的文物回归，还是争取精品先行，这就涉及给流散敦煌文献和文物的定级问题。如此等等，在我的这本书中也有一些讨论，但都是不系统、不完整的思考，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理性的中国学者，一定会关心这样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敦煌文物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用高清彩色图图录的形式把敦煌文献真实地呈现在中外学者面前，这些做法都是“回归”的一种方式，对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是极好的事情。我正在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是“敦煌文献系统化保护工程”中《敦煌文献全集》项目的组成部分，目前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110册，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好评。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也在陆续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30卷也已出版，部头稍小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重庆藏敦煌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已经印出。平心而论，这些高清图片真的比原件还清晰，完全能够解决学者在过去的缩微胶卷和黑白图版上看不清楚的问题。当这些高清彩色图录进入中国各大图书馆之后，可以说敦煌文献不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回归”，而且为国际学界所共享。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书影
其实，应当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友谊，在收藏国的开明之士认识到殖民主义时代的错误之后，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送还《永乐大典》那样，将来有朝一日送还“敦煌宝藏”，这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希望。
走出“象牙塔”
敦煌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就以敦煌文献为例，因为其中包含有各种形态的文献，有写本、册子本、梵夹装、印本等；从内容上来说，有佛典、道经、公私文书、绢纸绘画等；因此，研究敦煌文献的人除了对自己科班学习的历史、文献、佛教、文学等学科外，都要有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懂得在一个敦煌卷子上自己专业之外的内容，否则难以下手，取得良好成绩。反过来说，如果一位学者只是取用敦煌文献中的某个方面来做研究，比如专门研究韵书、历日、法典、禅籍，那他只是语言学、科技史、法律史、佛教学方面的专家，而不是敦煌学家。敦煌学有些“高深”，涉及胡语更多的吐鲁番学、龟兹学、于阗学更加“高深”，所以近年来社科基金把这些学科划分为“冷门绝学”，给予专门的支持，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敦煌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些内容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而且敦煌学还有大量图像资料，美术史方面的解读和研究也有丰厚的成果。这些“高深”的内涵，需要转化成通俗的读本，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敦煌学里面的故事。这本《满世界寻找敦煌》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就是用通俗的语言，用“满世界寻找”为引线，把敦煌学里面的高深知识，包括敦煌文献、敦煌绘画的内容，敦煌文书如何解读，敦煌写卷怎样辨伪，敦煌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敦煌对于丝绸之路的意义，如此种种大众希望理解的敦煌学“名堂”，敦煌学的方法，举出具体的例证，来加以通俗地讲解。
这种通俗的写作方式，是一种探索，从读者的反映来看，从专家的书评来说，看来是成功的。敦煌学不能总是在“象牙塔”中，要把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把如此丰富的丝绸之路结晶，把敦煌聚集的人文主义精神，给社会大众讲述出来，这是敦煌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2025年6月1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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