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掌门人1925—1949》：用证据让沉默的历史“说话”
评论内容：
《故宫掌门人1925—1949》是近几年我读过的关于早期故宫历史著作中史料最丰富、考证最翔实的一部书。作者章宏伟先生1998年调来故宫，任过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故宫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故宫历史研究，建树颇多。
书中写到的故宫文献馆，就是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我在一史馆工作30年，对故宫早期的历史也格外关注，当即被书中对故宫博物院初期七位掌门人翔实的介绍、对历史事件客观有据的分析评价，及深藏于故宫中的那些开创时期的人物和历史故事深深打动。
该书用丰富翔实的资料，细致描绘了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用满腔热血典守国家珍宝者的群像，对7位掌门人的作为一一进行了考证，不誉不毁，不偏不倚，客观叙事，中肯评价。最难得的是大量利用外人难以看到的故宫所存档案，并参阅时人笔记、报刊等资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充分彰显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严谨的治学治史精神。
如第一任掌门人李煜瀛，是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逐溥仪出宫的见证人，也是倡导保护文物、建立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人。书中称其为“拨云见日的开拓者”，不仅详细介绍了他参与故宫创建的过程，及其主政故宫期间，建章立制，清点文物的一系列活动，更高度评价了他提出的将清宫建设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的理念，认为“有非常长远的建设者意识，是一项惠及国家、民众的大事业”，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李煜瀛“功在首位”，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第六位掌门人易培基，该书既写了他在任期间，为故宫博物院的发展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首次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完成文物清点查核、开辟展览、整理出版文献、筹款修复破损严重宫殿、筹办周刊等工作成就，以及力驳取消故宫的主张，坚持保全故宫，筹备组织文物南迁等等，也依据大量资料，完整叙述了他任职故宫期间发生的“故宫盗宝案”“出售金器案”事件原委，并给予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即便对于在《故宫志》“故宫历届领导名录”中未出现，“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赵尔巽，该书也本着尊重历史，哪怕只有一页，也当“探讨当时的前因后果和史实本质”，以“正确认识故宫博物院的历程”的原则，不仅写了赵尔巽如何当选“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的过程及其所作的努力，且对当时的客观环境做了认真的分析：面对接管故宫受到抵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在接管遇阻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知难而退、偃旗息鼓的态度”。
在档案深处发掘人的温度，把每个人融入宏大历史叙事中，既介绍了大的历史背景，又注重细节，讲的是人的故事，反映的是最艰难时期故宫的发展史，其深意在于让读者在了解故宫历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物文化传承守护的不易，唤起更多人的文物文化保护意识和责任。如书中所说：“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故宫的不易，对这些文明守护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1925年至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多灾多难又波澜壮阔的年代，故宫作为前朝的皇宫，由谁管理，怎么管理，也随政权的更迭、政局的跌宕而变幻莫测，甚至一度有人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将故宫物品作为“逆产”处理的主张，所存文物、档案，更是历经风风雨雨，几度迁转。这个时期的故宫掌门人，每一届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但他们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文明守护人的责任。
如“岿然不动的守护者”庄蕴宽，为防止文物被抢被损，冒着被捕的危险，两次抵制军队进驻故宫；坚持文物交接要“一一清点”。“临危受命的担当者”江瀚，在最危难时刻以70高龄担起维持会会长之责，以病体之躯组织讨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简章和组织大纲”，上书国务院力争保留军机处档案，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掌舵，且尽力维持业务工作运转，“主持整理卷帙浩繁的宫廷藏书，使宫内藏书得到妥善的保护与整理”。
第七位典守者马衡，从1924年11月以北京大学教师身份参与监视出宫人员与军警，继而先后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受聘为代理院长，直到1952年，在故宫任职时间最久。所以该书也用最大篇幅阐述了他晨兢夕厉典守故宫的经历。在“国家兵荒马乱，政客你争我夺，掌控故宫博物院的各方力量勾心斗角”，经费维艰的情况下，马衡带领故宫同仁，坚持清点文物、建章立制，奠定了故宫文物保管和组织模式。在保全故宫的同时，举办了多项展览，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组织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还着手收集散落在外的清宫文物和档案。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组织文物“西迁北归”，马衡立下了汗马功劳。故宫文物西迁本是迫不得已之举，但也是一段历史的传奇，在这段辛酸又励志的传奇背后，充分展现了所有故宫人“强烈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和“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
读完这本书，你会为那些前辈先贤忠于职守、无私奉献、慎微戒惧、倾心保管的精神所打动。没有这些掌门人和众多先贤的苦心坚守，就不会有今天的故宫。
补缺勘误，是这本书的又一大特点。在广搜资料、严肃考证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揭示了许多历史细节，也对故宫建院时期的历史做了许多的补正校勘。
如对于庄蕴宽时期是否使用段祺瑞政府下拨经费之事，书中写道“现在几乎所有论著都在刻意强调庄蕴宽主持故宫时经费无着”，庄蕴宽为了避免执政府插手故宫事务，所需经费坚持不要段政府拨款。但作者根据故宫博物院档案室所存“函审计院送本院支出计算书及对照表”记载，详细列出从1924年11月至1926年故宫经费收支，得出准确结论：“其实，政府从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即拨款”，而1926年4月庄蕴宽接手维持故宫院务后，“此时段祺瑞早已下台到天津做寓公去了，庄蕴宽根本不可能与段发生丝毫瓜葛，庄蕴宽接手维持故宫后，根本没有拒绝政府对故宫拨款”。“以往大家说段祺瑞与清室遗老遗少沆瀣一气，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阻扰点查工作进行，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段祺瑞没有想染指接管故宫，他在当上执政后，就对新生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
又如李煜瀛是否为摄政内阁指定的国民代表参与执行逐溥仪出宫之事，由于当时政权机构变化繁复，各种记载不同，说法不一。该书在对各说考证的基础上，参阅《冯玉祥日记》记载，将那些天故宫发生的事件、参与人物和时间进行排比，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次日（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执行任务前，为避嫌，‘乃用电话约李先生（李煜瀛）来天安门，告诉他请他作证的意思，李先生慨然应允，乃同入宫’。”李煜瀛不仅是溥仪出宫的见证人，且是他当时首先提出故宫中“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以一人一姓”，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除了让溥仪出宫，还要考虑文物的处置”，也才有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
再如清室善后委员会，过去所有著述依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都记为14人。该书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虽然未见原始记录，但是同一天的多家报纸报道，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加派杨天冀、袁同礼两人，所以实际人数是16人。
书的末尾用大量原始文件和照片做附件，使该书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图文并茂；既是严谨的历史书，也是专家大众皆可欣赏的通俗读物。特别是该书在介绍各位掌门人的同时，又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宫故事，读来有趣又长知识。 如，故宫博物院的名字是怎么议定的？最早的故宫博物院匾额什么样，谁写的？又如，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初建时期的故宫工作人员，是怎么清点的？怎么编号的？天字第一号物品是什么？还有，故宫文物西迁的建议是谁先提出来的？西迁途中发生了哪些有惊无险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有趣的知识性的小故事。
想了解故宫历史的人，都可以读读章宏伟先生的这本书。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其成立初期曾有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从驱逐溥仪出宫到新中国成立，故宫经历了怎样的风雨飘摇？
在《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作者章宏伟以“掌门人”为线索，串联起故宫的变迁史。下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邹爱莲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纪录片《故宫》（2005）画面。
作者：章宏伟
版本：中华书局
2025年3月
《故宫掌门人1925—1949》是近几年我读过的关于早期故宫历史著作中史料最丰富、考证最翔实的一部书。作者章宏伟先生1998年调来故宫，任过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故宫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故宫历史研究，建树颇多。
书中写到的故宫文献馆，就是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我在一史馆工作30年，对故宫早期的历史也格外关注，当即被书中对故宫博物院初期七位掌门人翔实的介绍、对历史事件客观有据的分析评价，及深藏于故宫中的那些开创时期的人物和历史故事深深打动。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该书用丰富翔实的资料，细致描绘了故宫博物院建院初期用满腔热血典守国家珍宝者的群像，对7位掌门人的作为一一进行了考证，不誉不毁，不偏不倚，客观叙事，中肯评价。最难得的是大量利用外人难以看到的故宫所存档案，并参阅时人笔记、报刊等资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充分彰显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严谨的治学治史精神。
如第一任掌门人李煜瀛，是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逐溥仪出宫的见证人，也是倡导保护文物、建立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人。书中称其为“拨云见日的开拓者”，不仅详细介绍了他参与故宫创建的过程，及其主政故宫期间，建章立制，清点文物的一系列活动，更高度评价了他提出的将清宫建设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的理念，认为“有非常长远的建设者意识，是一项惠及国家、民众的大事业”，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李煜瀛“功在首位”，他“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第六位掌门人易培基，该书既写了他在任期间，为故宫博物院的发展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首次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完成文物清点查核、开辟展览、整理出版文献、筹款修复破损严重宫殿、筹办周刊等工作成就，以及力驳取消故宫的主张，坚持保全故宫，筹备组织文物南迁等等，也依据大量资料，完整叙述了他任职故宫期间发生的“故宫盗宝案”“出售金器案”事件原委，并给予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即便对于在《故宫志》“故宫历届领导名录”中未出现，“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赵尔巽，该书也本着尊重历史，哪怕只有一页，也当“探讨当时的前因后果和史实本质”，以“正确认识故宫博物院的历程”的原则，不仅写了赵尔巽如何当选“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的过程及其所作的努力，且对当时的客观环境做了认真的分析：面对接管故宫受到抵制，“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在接管遇阻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知难而退、偃旗息鼓的态度”。
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故宫
在档案深处发掘人的温度，把每个人融入宏大历史叙事中，既介绍了大的历史背景，又注重细节，讲的是人的故事，反映的是最艰难时期故宫的发展史，其深意在于让读者在了解故宫历史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物文化传承守护的不易，唤起更多人的文物文化保护意识和责任。如书中所说：“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保护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故宫的不易，对这些文明守护者生出由衷的敬意。”
1925年至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多灾多难又波澜壮阔的年代，故宫作为前朝的皇宫，由谁管理，怎么管理，也随政权的更迭、政局的跌宕而变幻莫测，甚至一度有人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将故宫物品作为“逆产”处理的主张，所存文物、档案，更是历经风风雨雨，几度迁转。这个时期的故宫掌门人，每一届都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困难，但他们每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文明守护人的责任。
如“岿然不动的守护者”庄蕴宽，为防止文物被抢被损，冒着被捕的危险，两次抵制军队进驻故宫；坚持文物交接要“一一清点”。“临危受命的担当者”江瀚，在最危难时刻以70高龄担起维持会会长之责，以病体之躯组织讨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暂行简章和组织大纲”，上书国务院力争保留军机处档案，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掌舵，且尽力维持业务工作运转，“主持整理卷帙浩繁的宫廷藏书，使宫内藏书得到妥善的保护与整理”。
第七位典守者马衡，从1924年11月以北京大学教师身份参与监视出宫人员与军警，继而先后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受聘为代理院长，直到1952年，在故宫任职时间最久。所以该书也用最大篇幅阐述了他晨兢夕厉典守故宫的经历。在“国家兵荒马乱，政客你争我夺，掌控故宫博物院的各方力量勾心斗角”，经费维艰的情况下，马衡带领故宫同仁，坚持清点文物、建章立制，奠定了故宫文物保管和组织模式。在保全故宫的同时，举办了多项展览，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组织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还着手收集散落在外的清宫文物和档案。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组织文物“西迁北归”，马衡立下了汗马功劳。故宫文物西迁本是迫不得已之举，但也是一段历史的传奇，在这段辛酸又励志的传奇背后，充分展现了所有故宫人“强烈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和“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
读完这本书，你会为那些前辈先贤忠于职守、无私奉献、慎微戒惧、倾心保管的精神所打动。没有这些掌门人和众多先贤的苦心坚守，就不会有今天的故宫。
考证之外
补缺勘误，是这本书的又一大特点。在广搜资料、严肃考证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揭示了许多历史细节，也对故宫建院时期的历史做了许多的补正校勘。
如对于庄蕴宽时期是否使用段祺瑞政府下拨经费之事，书中写道“现在几乎所有论著都在刻意强调庄蕴宽主持故宫时经费无着”，庄蕴宽为了避免执政府插手故宫事务，所需经费坚持不要段政府拨款。但作者根据故宫博物院档案室所存“函审计院送本院支出计算书及对照表”记载，详细列出从1924年11月至1926年故宫经费收支，得出准确结论：“其实，政府从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开始即拨款”，而1926年4月庄蕴宽接手维持故宫院务后，“此时段祺瑞早已下台到天津做寓公去了，庄蕴宽根本不可能与段发生丝毫瓜葛，庄蕴宽接手维持故宫后，根本没有拒绝政府对故宫拨款”。“以往大家说段祺瑞与清室遗老遗少沆瀣一气，采取种种卑劣手段阻扰点查工作进行，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段祺瑞没有想染指接管故宫，他在当上执政后，就对新生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
又如李煜瀛是否为摄政内阁指定的国民代表参与执行逐溥仪出宫之事，由于当时政权机构变化繁复，各种记载不同，说法不一。该书在对各说考证的基础上，参阅《冯玉祥日记》记载，将那些天故宫发生的事件、参与人物和时间进行排比，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次日（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执行任务前，为避嫌，‘乃用电话约李先生（李煜瀛）来天安门，告诉他请他作证的意思，李先生慨然应允，乃同入宫’。”李煜瀛不仅是溥仪出宫的见证人，且是他当时首先提出故宫中“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以一人一姓”，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除了让溥仪出宫，还要考虑文物的处置”，也才有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
再如清室善后委员会，过去所有著述依据《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都记为14人。该书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虽然未见原始记录，但是同一天的多家报纸报道，清室善后委员会又加派杨天冀、袁同礼两人，所以实际人数是16人。
书的末尾用大量原始文件和照片做附件，使该书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图文并茂；既是严谨的历史书，也是专家大众皆可欣赏的通俗读物。特别是该书在介绍各位掌门人的同时，又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宫故事，读来有趣又长知识。 如，故宫博物院的名字是怎么议定的？最早的故宫博物院匾额什么样，谁写的？又如，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初建时期的故宫工作人员，是怎么清点的？怎么编号的？天字第一号物品是什么？还有，故宫文物西迁的建议是谁先提出来的？西迁途中发生了哪些有惊无险的故事？等等，这些都是有趣的知识性的小故事。
想了解故宫历史的人，都可以读读章宏伟先生的这本书。
作者 | 邹爱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 编辑 申璐 李永博2025-08-17
七个人的中华文明守护史
百余幅珍稀历史图片
重返故宫博物院成立24年间的“第一现场”
章宏伟 著
32开 精装
简体横排
978-7-101-16667-5
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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