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1234年一场引爆宋蒙大战的仓促战役——“端平入洛”再审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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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后的第三天，即1234年（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三日，孟珙与塔察儿分取金哀宗遗骨及宝玉法物等战利品，按原先约定各自退兵。
对于金朝灭亡以后，宋、蒙以何地为边界，从现见史籍来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称蒙古曾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而《宋史·贾似道传》却云当时“约以陈、蔡为界”，即界北之地属蒙古，界南归宋。后世不少学者由此指责蒙古不守诺言，仅以陈州、蔡州一线东南之地归宋人。但《宋季三朝政要》与《宋史》的记载皆存在疑问之处，因《宋史》为元人所纂修，故后人可以推测有关蒙人失信不归河南的记录已为其所删去，但是遍观当时南宋臣僚有关奏议与朝廷诏令、制诰等，竟然都未见有如此记载；如若宋、蒙当时确实约定以陈、蔡一线为界，则北宋三京、帝陵均地处于其北，在金朝将灭、收复中原失地之夙愿即将实现之际，无论是宋廷还是前线将帅，都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的。而宋使邹伸之等人要到是年二月才拜见蒙古大汗窝阔台，故此时宋、蒙前线将帅也不至于擅自划定边界。待邹伸之归至襄阳，时已在七月中，宋军收复三京的行动已经展开。《宋季三朝政要》一书，据今人张政烺先生考证，其内容颇多失实错讹割裂之处。因此，认为蒙古曾许诺宋使邹伸之，灭金之后将以河南之地归南宋，此时却失信以陈、蔡一线为界的说法，显然有讹。故“约以陈、蔡为界”之说，恐怕是为免双方士兵发生纠纷、冲突，由当时前线将帅约定的宋、蒙双方军队间的暂时分界线，而其边界划分将有待于双方朝廷的最终定夺。
因河南地区经多年战火，破坏惨重，满目疮痍，劫后余生的百姓不是北渡黄河就粮，就是南流宋境求生，无粮可因的蒙军，遂将已攻占的州府交由降蒙的原金朝官员管理，自己北归河北，分兵屯驻大河上下，“以遏宋兵”。而宋将孟珙也还屯襄阳，江海屯军信阳，王旻戍守随州，王安国守护枣阳，蒋成守光化军，杨恢守均州，并招募中原精锐之士一万五千余人，号“镇北军”，分戍诸地，以备蒙古。因种种原因，宋军并未完全占据陈、蔡一线东南地区，与宋、金对峙时期相比较，南宋仅增加了唐、邓、申、寿、泗等数州之地。在宋、蒙双方各自退兵之初，陈、蔡地区出现了久违的宁静状态，但这一状态并未能保持多久。
宋湖北制帅史嵩之得到前线攻破蔡州城的捷报，即遣官员去奉先县（今河南巩义）祭扫北宋八座帝陵，同时发“露布”告示金亡，将金哀宗遗骨等战利品上献朝廷，以夸示天下。
就在上一年十月，执掌南宋朝政已有十余年的权相史弥远病死，迫于史弥远的淫威而“渊默十年无为”的宋理宗开始“亲揽朝纲”，才真正掌握了天子权柄。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傀儡形象，宋理宗一面仍以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一面却斥责史弥远的一些声名狼藉的亲信，并于1234年（宋端平元年）正月初一下诏“求直言”。于是群臣纷纷对史弥远的党羽大加弹劾，使之大多被贬出朝，一批曾遭史弥远排挤与打击的官员或理学名臣，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杜范、赵范等，先后被起用，由此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朝政一时颇有振起之相，时人因此比拟北宋元祐时期而称之为“小元祐”，又称“端平更化”。
二月，宋理宗接到京湖制置司的捷报及其上呈的《八陵图》，即以“国家南渡之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为由，诏令百官“集议以闻”。三月，宋理宗遣官员赴洛阳祭扫北宋八陵，“省谒故壤”。四月，金哀宗完颜守绪的遗骨及其玉宝、法物，与被俘的金丞相张天纲等人被送抵宋都临安府。御史洪咨夔提醒天子说：金哀宗遗骨只是数块“朽骨耳，亟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廷颂德”，而“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诚然，自金灭亡后，扑朔迷离的三国战略格局又化为简明的两极对峙模式，使得宋朝直面较金更为强大而可怕的对手。蒙古灭夏、灭金，按形势发展之逻辑，南宋将是他的下一猎获物。面对蒙古的强大压力，宋朝只有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巩固边防，才能与之抗衡，以延长国祚。
在目睹辽、夏、金三个北方王朝的覆灭以后，宋廷君臣在新的对手面前，仍认为“夷狄无百年之运”，自信能顶住蒙古的攻击，把南北朝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南宋朝野上下皆以灭金一雪百年以来的奇耻大辱，而沉浸在一派欢乐气氛之中，故宋理宗对洪咨夔的告诫并不以为然。此时宋廷虽已对韩侂胄、史弥远以来的数十年弊政进行了一些改正，而被过誉为“小元祐”，但其积弊至深，非一时颁行几项政策措施所能改变。可是初理朝政的宋理宗，却昧于对蒙古的实力、图谋与对南宋自身国情的清醒认识，在灭金胜利的刺激下，颇欲乘势收复中原失地，以完成祖宗未竟之大业，也为其异乎寻常的皇位继承一事提供合法性之证明。为此，宋理宗遂以灭金为由举行了“告太庙”等一系列庆典，对参与灭金之战的将士论功行赏，孟珙擢任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降宋的金朝官员也各授官有差。
由于宋人普遍担忧与蒙古的同盟迟早要破裂，为预作防备，宋理宗又诏令在朝百官“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命“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封奏论事”。由此宋廷上下和战之说并起，展开激烈的争论。
金亡后，降宋之金人谷用安献策说，残金以河南为依托，守黄河，保潼关，抵御强大的蒙军猛烈攻势长达二十年，指出“非扼险无以为国”。同时，以淮东制置使赵范、其弟沿江制置副使赵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为首的部分前线将帅，也建议宋廷效法金人，乘天气渐趋炎热，蒙兵北还，河南空虚之机，迅速出兵北上，“恢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等故地，然后西守潼关，北拒黄河，“抚其人民，用其豪杰”，画黄河而守，与蒙古南北对峙。但此一主张遭到朝野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其中不乏畏敌苟安者，但更多的是有鉴于强邻窥边，亡国之危险迫在眉睫，而满朝上下却陶醉于灭金“胜利”之中，文恬武嬉，全无抗敌自救的部署，故而通过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分析，从内政、军力、财力、外交等方面反复论述不可轻举妄动的道理。其中可以监察御史李宗勉所言为代表：
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常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州），明日得海（州），又明日得宿（州）、亳（州），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北朝）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饬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毋失机先。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若使本根壮固，士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宋史》卷四百五）
他们也认为“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但恢复应有时，眼下南宋于政治上弊政未除，小人未去，民心未孚；军力上不足于进取中原，据关守河，与蒙古全面对抗；财力上不足以保障从江南千里转运前线，使军需无缺；外交上将与蒙古发生冲突，为蒙古南侵提供口实，从而使南宋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所以此时“论机会则喜百年之未有，顾事力则虑来日之尚多”，实质就是衰落的南宋实不具备收复中原的实力。这些观点得到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参知政事陈贵谊等人的支持，监察御史洪咨夔、枢密副都承旨吴渊、知福州真德秀等也纷纷上奏反对出师汴、洛，连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淮西总领吴潜、淮西转运判官杜杲等人也认为“不可轻战”。杜杲并指出：“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即如若强行出兵中原，势必会激起南方民变，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反对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日后入洛之师的溃败，即证明其确有先见之明。但这种貌似审慎的主张背后，实隐藏着恐蒙心理，表明在早年一批北方籍官员离世后，南宋官僚阶层对恢复中原已无太多热情，而甘愿偏安江南，无意改变南北分治之局面，从而使妥协、哪怕屈辱以乞和之想法在南宋统治层内部有着深厚的根基。在举朝以为不可的形势下，连赵范也终于“改图易谋，不胶前说”。但反对意见遭到了宰相郑清之的坚决否决，赵葵也“气愈锐，谋愈决”，坚持己见。
赵范兄弟素为宋理宗所信赖，此前也皆认为应谨慎对待联蒙灭金之举。赵范于上一年末曾进言道：“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赵葵也表态：“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但可能由于灭金之大功出自孟珙，自己无与，故此时一变前日主张，以迎合天子“恢复”之意。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宰相郑清之，早年为赵范之父、曾任京湖制置使的赵方所礼重，聘为赵范兄弟之师，此后又关系密切。郑清之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却无史弥远那样之权势，故一味迎合皇上旨意，企图“邀边功”以巩固自己权位。由此，主张“恢复”的边帅与宰相内外相呼应，“鸣剑抵掌，坐谈关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凡反对用兵者都遭到他们的指斥。
此前盘踞山东的李全凭借蒙古的支持，发兵进攻南宋，战败被杀。其妻杨妙真为报夫仇，便向蒙军求援，屯兵楚州（今江苏淮安），在城北淮河构建浮桥，以渡蒙军。当时金人惧怕蒙军从淮东迂回河南，便主动派人与宋联系，以遏制蒙军南下楚州，并乘机夹攻杨妙真。于是赵范、赵葵遣人使金，“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出兵焚毁浮梁，迫使杨妙真退出楚州。宋人由此将淮东防线重新北推至淮河一线。因此，使宋军据关守河，完全控制黄河防线以与蒙人隔黄河相峙之说就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可能是抵御蒙军南侵江南的最有效之方法，此时确实是一次难得的良机，所以宋理宗便在宰相的支持下，不顾朝野普遍反对，决定出师河南。
南宋君臣的和战议论，也引起了蒙古人的关注。早在灭金的次月，蒙古都元帅张荣攻占了徐州，使山东地区完全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此后，北归的蒙军分镇诸州，屯田牧马，待机而动，并任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以示不放弃河南地区。当祭扫北宋八陵的使臣来到襄阳附近时，谍报北地传言南宋出师争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故河南各地蒙古兵“皆增屯设伏”，并云淮东蒙军已“刻日进师”，来争洛阳，于是“众畏不前”。宋边将孟珙便说：“淮东之师（蒙军），由淮、泗（水）溯汴（河），非旬余不达。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逮师（蒙军）至东京，吾已归矣。”于是与使者昼夜兼行至八陵下，“奉宣御表，成礼而归”。
正在此时，宋理宗在各方面条件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地发动了“恢复”之战。
“端平入洛”是南宋与蒙古战争初期的一场关键战役，这场发生于1234年的军事行动，是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为收复旧都汴京、洛阳而发起的主动北伐。它标志着宋蒙之间短暂“蜜月期”的彻底终结，将双方直接推向全面战争。
此次行动因南宋准备不足、后勤不继而惨败，不仅充分暴露了宋军的虚弱，也为蒙古大举南侵提供了最直接的口实。
“端平入洛”是宋蒙长达四十余年战争的导火索，奠定了此后蒙攻宋守的战略格局，成为南宋由苟安走向败亡的起点。
《两宋烽烟录》第四卷全景式展现了十三世纪宋蒙两大政权的军事对抗与政治博弈，本期特摘编书中“端平入洛”一节，此为上篇。
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后的第三天，即1234年（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三日，孟珙与塔察儿分取金哀宗遗骨及宝玉法物等战利品，按原先约定各自退兵。
对于金朝灭亡以后，宋、蒙以何地为边界，从现见史籍来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称蒙古曾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之地归还南宋，而《宋史·贾似道传》却云当时“约以陈、蔡为界”，即界北之地属蒙古，界南归宋。后世不少学者由此指责蒙古不守诺言，仅以陈州、蔡州一线东南之地归宋人。但《宋季三朝政要》与《宋史》的记载皆存在疑问之处，因《宋史》为元人所纂修，故后人可以推测有关蒙人失信不归河南的记录已为其所删去，但是遍观当时南宋臣僚有关奏议与朝廷诏令、制诰等，竟然都未见有如此记载；如若宋、蒙当时确实约定以陈、蔡一线为界，则北宋三京、帝陵均地处于其北，在金朝将灭、收复中原失地之夙愿即将实现之际，无论是宋廷还是前线将帅，都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的。而宋使邹伸之等人要到是年二月才拜见蒙古大汗窝阔台，故此时宋、蒙前线将帅也不至于擅自划定边界。待邹伸之归至襄阳，时已在七月中，宋军收复三京的行动已经展开。《宋季三朝政要》一书，据今人张政烺先生考证，其内容颇多失实错讹割裂之处。因此，认为蒙古曾许诺宋使邹伸之，灭金之后将以河南之地归南宋，此时却失信以陈、蔡一线为界的说法，显然有讹。故“约以陈、蔡为界”之说，恐怕是为免双方士兵发生纠纷、冲突，由当时前线将帅约定的宋、蒙双方军队间的暂时分界线，而其边界划分将有待于双方朝廷的最终定夺。
元太宗窝阔台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河南地区经多年战火，破坏惨重，满目疮痍，劫后余生的百姓不是北渡黄河就粮，就是南流宋境求生，无粮可因的蒙军，遂将已攻占的州府交由降蒙的原金朝官员管理，自己北归河北，分兵屯驻大河上下，“以遏宋兵”。而宋将孟珙也还屯襄阳，江海屯军信阳，王旻戍守随州，王安国守护枣阳，蒋成守光化军，杨恢守均州，并招募中原精锐之士一万五千余人，号“镇北军”，分戍诸地，以备蒙古。因种种原因，宋军并未完全占据陈、蔡一线东南地区，与宋、金对峙时期相比较，南宋仅增加了唐、邓、申、寿、泗等数州之地。在宋、蒙双方各自退兵之初，陈、蔡地区出现了久违的宁静状态，但这一状态并未能保持多久。
宋湖北制帅史嵩之得到前线攻破蔡州城的捷报，即遣官员去奉先县（今河南巩义）祭扫北宋八座帝陵，同时发“露布”告示金亡，将金哀宗遗骨等战利品上献朝廷，以夸示天下。
就在上一年十月，执掌南宋朝政已有十余年的权相史弥远病死，迫于史弥远的淫威而“渊默十年无为”的宋理宗开始“亲揽朝纲”，才真正掌握了天子权柄。为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傀儡形象，宋理宗一面仍以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组成了以史弥远亲信为主的中枢集团，一面却斥责史弥远的一些声名狼藉的亲信，并于1234年（宋端平元年）正月初一下诏“求直言”。于是群臣纷纷对史弥远的党羽大加弹劾，使之大多被贬出朝，一批曾遭史弥远排挤与打击的官员或理学名臣，如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杜范、赵范等，先后被起用，由此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朝政一时颇有振起之相，时人因此比拟北宋元祐时期而称之为“小元祐”，又称“端平更化”。
二月，宋理宗接到京湖制置司的捷报及其上呈的《八陵图》，即以“国家南渡之后，八陵迥隔，常切痛心”为由，诏令百官“集议以闻”。三月，宋理宗遣官员赴洛阳祭扫北宋八陵，“省谒故壤”。四月，金哀宗完颜守绪的遗骨及其玉宝、法物，与被俘的金丞相张天纲等人被送抵宋都临安府。御史洪咨夔提醒天子说：金哀宗遗骨只是数块“朽骨耳，亟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当以金亡告九庙，归诸祖宗德泽。况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顾可侈因人之获，使边臣论功，朝廷颂德”，而“独不鉴端门受降之崇宁乎”？诚然，自金灭亡后，扑朔迷离的三国战略格局又化为简明的两极对峙模式，使得宋朝直面较金更为强大而可怕的对手。蒙古灭夏、灭金，按形势发展之逻辑，南宋将是他的下一猎获物。面对蒙古的强大压力，宋朝只有整顿内政，增强国力，巩固边防，才能与之抗衡，以延长国祚。
在目睹辽、夏、金三个北方王朝的覆灭以后，宋廷君臣在新的对手面前，仍认为“夷狄无百年之运”，自信能顶住蒙古的攻击，把南北朝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南宋朝野上下皆以灭金一雪百年以来的奇耻大辱，而沉浸在一派欢乐气氛之中，故宋理宗对洪咨夔的告诫并不以为然。此时宋廷虽已对韩侂胄、史弥远以来的数十年弊政进行了一些改正，而被过誉为“小元祐”，但其积弊至深，非一时颁行几项政策措施所能改变。可是初理朝政的宋理宗，却昧于对蒙古的实力、图谋与对南宋自身国情的清醒认识，在灭金胜利的刺激下，颇欲乘势收复中原失地，以完成祖宗未竟之大业，也为其异乎寻常的皇位继承一事提供合法性之证明。为此，宋理宗遂以灭金为由举行了“告太庙”等一系列庆典，对参与灭金之战的将士论功行赏，孟珙擢任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降宋的金朝官员也各授官有差。
宋理宗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宋人普遍担忧与蒙古的同盟迟早要破裂，为预作防备，宋理宗又诏令在朝百官“集议和战攻守事宜”，命“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守并封奏论事”。由此宋廷上下和战之说并起，展开激烈的争论。
金亡后，降宋之金人谷用安献策说，残金以河南为依托，守黄河，保潼关，抵御强大的蒙军猛烈攻势长达二十年，指出“非扼险无以为国”。同时，以淮东制置使赵范、其弟沿江制置副使赵葵、淮西制置使全子才为首的部分前线将帅，也建议宋廷效法金人，乘天气渐趋炎热，蒙兵北还，河南空虚之机，迅速出兵北上，“恢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等故地，然后西守潼关，北拒黄河，“抚其人民，用其豪杰”，画黄河而守，与蒙古南北对峙。但此一主张遭到朝野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其中不乏畏敌苟安者，但更多的是有鉴于强邻窥边，亡国之危险迫在眉睫，而满朝上下却陶醉于灭金“胜利”之中，文恬武嬉，全无抗敌自救的部署，故而通过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分析，从内政、军力、财力、外交等方面反复论述不可轻举妄动的道理。其中可以监察御史李宗勉所言为代表：
今朝廷安恬，无异于常时。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缮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州），明日得海（州），又明日得宿（州）、亳（州），然得之者未必可守。万一（北朝）含怒蓄忿，变生仓猝，将何以济？臣之所陈，岂曰外患之终不可平、土宇终不可复哉？亦欲量力以有为、相时而后动耳。愿诏大臣，爱日力以修内治，合人谋以严边防，节冗费以裕邦财，招强勇以壮国势。仍饬沿边将帅，毋好虚名而受实害，左控右扼，毋失机先。则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虞。若使本根壮固，士马精强，观衅而动，用兵未晚。（《宋史》卷四百五）
他们也认为“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但恢复应有时，眼下南宋于政治上弊政未除，小人未去，民心未孚；军力上不足于进取中原，据关守河，与蒙古全面对抗；财力上不足以保障从江南千里转运前线，使军需无缺；外交上将与蒙古发生冲突，为蒙古南侵提供口实，从而使南宋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所以此时“论机会则喜百年之未有，顾事力则虑来日之尚多”，实质就是衰落的南宋实不具备收复中原的实力。这些观点得到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参知政事陈贵谊等人的支持，监察御史洪咨夔、枢密副都承旨吴渊、知福州真德秀等也纷纷上奏反对出师汴、洛，连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淮西总领吴潜、淮西转运判官杜杲等人也认为“不可轻战”。杜杲并指出：“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即如若强行出兵中原，势必会激起南方民变，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反对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日后入洛之师的溃败，即证明其确有先见之明。但这种貌似审慎的主张背后，实隐藏着恐蒙心理，表明在早年一批北方籍官员离世后，南宋官僚阶层对恢复中原已无太多热情，而甘愿偏安江南，无意改变南北分治之局面，从而使妥协、哪怕屈辱以乞和之想法在南宋统治层内部有着深厚的根基。在举朝以为不可的形势下，连赵范也终于“改图易谋，不胶前说”。但反对意见遭到了宰相郑清之的坚决否决，赵葵也“气愈锐，谋愈决”，坚持己见。
赵范兄弟素为宋理宗所信赖，此前也皆认为应谨慎对待联蒙灭金之举。赵范于上一年末曾进言道：“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赵葵也表态：“今国家兵力未赡，姑从和议。俟根本既壮，雪二帝之耻，以复中原。”但可能由于灭金之大功出自孟珙，自己无与，故此时一变前日主张，以迎合天子“恢复”之意。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宰相郑清之，早年为赵范之父、曾任京湖制置使的赵方所礼重，聘为赵范兄弟之师，此后又关系密切。郑清之原是史弥远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却无史弥远那样之权势，故一味迎合皇上旨意，企图“邀边功”以巩固自己权位。由此，主张“恢复”的边帅与宰相内外相呼应，“鸣剑抵掌，坐谈关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凡反对用兵者都遭到他们的指斥。
此前盘踞山东的李全凭借蒙古的支持，发兵进攻南宋，战败被杀。其妻杨妙真为报夫仇，便向蒙军求援，屯兵楚州（今江苏淮安），在城北淮河构建浮桥，以渡蒙军。当时金人惧怕蒙军从淮东迂回河南，便主动派人与宋联系，以遏制蒙军南下楚州，并乘机夹攻杨妙真。于是赵范、赵葵遣人使金，“以议和为名，以张声势”，出兵焚毁浮梁，迫使杨妙真退出楚州。宋人由此将淮东防线重新北推至淮河一线。因此，使宋军据关守河，完全控制黄河防线以与蒙人隔黄河相峙之说就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可能是抵御蒙军南侵江南的最有效之方法，此时确实是一次难得的良机，所以宋理宗便在宰相的支持下，不顾朝野普遍反对，决定出师河南。
南宋君臣的和战议论，也引起了蒙古人的关注。早在灭金的次月，蒙古都元帅张荣攻占了徐州，使山东地区完全处于蒙古的控制之下。此后，北归的蒙军分镇诸州，屯田牧马，待机而动，并任命刘福为河南道总管，以示不放弃河南地区。当祭扫北宋八陵的使臣来到襄阳附近时，谍报北地传言南宋出师争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故河南各地蒙古兵“皆增屯设伏”，并云淮东蒙军已“刻日进师”，来争洛阳，于是“众畏不前”。宋边将孟珙便说：“淮东之师（蒙军），由淮、泗（水）溯汴（河），非旬余不达。吾选精骑疾驰，不十日可竣事；逮师（蒙军）至东京，吾已归矣。”于是与使者昼夜兼行至八陵下，“奉宣御表，成礼而归”。
正在此时，宋理宗在各方面条件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地发动了“恢复”之战。
公元1234年宋蒙战争爆发前蒙宋边界示意图
（本文摘自《两宋烽烟录：第四卷 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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