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部队在战时一共有多少人？这些人姓甚名谁？他们来自何方？战后又去了哪里？多年以来，这些一直是困扰着中日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也是历史爱好者比较关注的历史话题。换言之，对于七三一部队人员构成、人员来源和整体规模等基本史实问题，学界囿于原始档案的缺失和不足而无法得出真实可信的数据，从而影响了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15年，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挖掘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全面认知七三一部队人员编成状况终于成为可能。
回顾当时发掘《留守名簿》的状况，那是在2015年11月9日，笔者赴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筑波分馆调查，在调卷目录上首次查阅到《留守名簿》信息。因其处于“要审查”状态，需要经过申请、审查、许可等程序，大概历时3个月，所以按照规定填写并提交了《特定历史公文书等利用请求书》。第二天，我乘坐新干线前往京都大学医学部参加学术会议。在会议茶歇的时候，我把《留守名簿》已经在筑波分馆公开的事情告知了西山胜夫先生，希望他能进一步关注《留守名簿》的调卷进程。2016年4月28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将《留守名簿》黑白复印件邮寄到哈尔滨，共计690页。
《留守名簿》第一次编成于1945年1月1日，记载了七三一部队3497人的全部信息，包括成员姓名、出生时间、原籍、编入七三一部队时间、此前所属部队及编入时间、兵种官阶及授予时间、留守担当者即部队成员在日本的直系亲属，以及《留守名簿》补修时间等详细信息。
七三一部队的将官、佐官和技师占据了部队长、部长、支部长、课长和研究班长等要职，是七三一部队核心管理层，主导和策划了细菌实验、医学研究和细菌战。从身份构成情况看，七三一部队主要由将官、佐官、尉官、见习士官、准士官、下士官、兵、军属等构成。其中将官、佐官和尉官身份有军医、药剂、技术、主计、卫生、建技等6种，见习士官身份有卫生部和经理部人员2种，准士官身份有卫生、主计和疗工3种，下士官身份有卫生、主计、疗工、辎重、步兵、迫击和野重炮等7种，兵身份有卫生、步兵、辎重、技术、野炮、炮兵、骑兵、工兵等8种，军属身份有文官、雇员、佣人和嘱托4种。
《留守名簿》记录了七三一部队47名将佐军衔者信息（见本文末表2—1）。其中，中将1人、少将2人、大佐5人、中佐5人、少佐34人；按职别又可分为军医、药剂、主计、卫生、技术等身份。
《留守名簿》详细记载了七三一部队将佐人员的身份信息，他们分别担任了部队长，总务部、第一部（基础研究）、第二部（细菌实验）、第三部（防疫给水）、第四部（细菌制造）、器材部、诊疗部等各部部长，还有牡丹江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林口支部等各支部长。如部队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北野政次军医少将，总务部长兼第四部部长大田澄军医大佐、第一部部长菊池齐军医少将、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军医大佐、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军医中佐、器材部部长柴野金吾药剂大佐、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教育部部长西俊英军医中佐、孙吴支部支部长松平丰太郎军医少佐、牡丹江部支部长尾上正男军医少佐、林口支部支部长榊原秀夫军医少佐、海拉尔支部支部长加藤恒则军医少佐，这些人多为陆军军医出身，构成了七三一部队的核心领导层。
与此同时，将佐级军官主要担任各管理课和各研究班的负责人。担任管理课课长的主要有：田部邦之助军医中佐为总务部企划课课长、教育部少年队队长，铃木穐男军医少佐为总务部庶务课课长，中村留八技术少佐为总务部管理课课长，山下健次少佐为总务部人事课课长，铃木重夫少佐为第三部第三课课长等。担任研究班班长的主要有：草味正夫大佐为班长的草味班，主要从事药理研究；田中英雄中佐为班长的田中班，主要从事细菌传染媒介物的研究；野口圭一少佐为班长的野口班，主要从事鼠疫、斑疹伤寒和跳蚤的研究；高桥正彦少佐为班长的高桥班，主要从事鼠疫菌的研究；有田正义少佐为班长的有田班，主要从事伤寒和疫苗研究；肥野藤信三少佐为班长的肥野藤班，主要从事脾脱疽研究；樋渡喜一少佐为班长的樋渡班，亦主要从事脾脱疽研究。
另外，据《留守名簿》所记，七三一部队尉官职级者有100人，其中大尉32人、中尉23人、少尉26人、准尉19人。
陆军技师，日本陆军中从事专门技术职业者，在七三一部队中是享受高等文官待遇的技术官员，被编入陆军军属序列，主要从事各种细菌实验和医学研究。他们是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的主体力量，构成了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中枢。七三一部队陆军技师分为技师、助理技师和技术员，其中技师50人，助理技师135人。技师又分为不同等级，在七三一部队中二等技师职级最高，七等技师职级最低。据《留守名簿》所记，七三一部队有二等技师1人，三等技师2人，四等技师7人，五等技师14人，六等技师13人，七等技师13人。技师的平均年龄约为38.04岁，年龄最大者是1885年出生的内海薰，年龄最小者为1915年出生的加藤康久、菊村泰太郎、工藤继市和篠崎正典等4人。助理技师有135人，平均年龄约为34.8岁。
从任职情况来看，这些陆军技师其多担任七三一部队各研究班班长，亦普遍存在管理课课长和研究班班长彼此兼职的现象，其研究内容涉及鼠疫、伤寒、霍乱、病毒和冻伤等。各研究班也以技师的姓氏命名，研究专长则为各班的主要研究内容。鉴于研究内容时常增减不定，研究班时有裁撤，时有增加，时有重叠。比如冈本耕造四等技师任冈本班班长，主要研究病理和解剖；笠原四郎四等技师任笠原班班长，主要研究滤过性病毒；吉村寿人四等技师任吉村班班长，主要进行冻伤病理研究；二木秀雄四等技师任结核班班长，主要研究结核菌；凑正男五等技师任凑班班长，主要研究霍乱菌；朝比奈正二郎五等技师任朝比奈班班长，专门研究伤寒菌；江岛真平五等技师任江岛班班长，主要研究赤痢菌；石井四郎的兄长石井三男五等技师任石井班班长，主要负责实验动物的饲养和实验；内海薰七等技师任内海班班长，主要进行血清和免疫学研究；吉田源二五等技师为吉田班班长，主要负责健康诊断；小山博技师为工务班班长。
在七三一部队中，各支部长、部长均由将佐一级军官担任，只有安东洪次以陆军二等技师身份担任大连支部支部长。
此外，七三一部队持军属身份者，人员众多，来源广泛，除了技师之外，多为低级别雇员。七三一部队军属中还有“嘱托”和“临时嘱托”身份，有专职人员和兼职人员之别。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秋元寿惠夫于 1944年4月1日以临时嘱托身份被编入七三一部队，任第一部血清班班长；石井刚男的身份是嘱托，负责管理关押人体实验受害者的特设监狱；松本正一、金泽谦一、工藤与四郎、堀口铁夫、牧野正等均以嘱托或临时嘱托身份供职于七三一部队。
七三一部队和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陆军军医学校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上述院校向七三一部队输送了大量医学从业者和毕业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员流转通道。他们多进入七三一部队核心管理层，长期担任各部门、分支机构、管理课、研究班的负责人，主导了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和扩张的全过程，并逐步在七三一部队内形成了“京大系”和“东大系”两大派系。这种门派裙带现象表面上似与七三一部队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北野政次毕业于斯密切相关，但透过表象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七三一部队组建的宗旨，其目的根本不是医学医疗研究，而是细菌战争研究。正如原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战后受美军调查时供称：“考虑到细菌战可能会被用于现代战争，日本陆军方面作了大量调查并对细菌战进行深入研究。”正是基于细菌战争的目的，七三一部队在招募人员时特别侧重微生物学、防疫学、病理学、解剖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正是这类专业人才的荟萃之地。这些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医学从业者和毕业生，在国家战时体制动员之下，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和医学发展”的所谓“崇高理想”纷纷加入七三一部队，成为细菌战研究的主体力量。
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与七三一部队的关联最为密切。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七三一部队成员主要有石井四郎、中留金藏、园田太郎、西郡彦嗣、增田知贞、佐佐木义孝、铃木启之、内藤良一、平泽正欣、植西忠信、野口圭一、三谷恒夫、田中英雄、石川太刀雄丸、冈本耕造、斋藤幸一郎、田部井和、竹广登、林一郎、凑正男、吉村寿人、渡边廉等22人，以及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的天辰良道、篠田统、浜田稔，农学部的藤村吉之助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战时七三一部队成员，战后在京都大学医学部取得博士学位的还有田中淳雄、宫崎淳臣、松浦茂辉、空闲秀邦、妹尾左知丸等人。
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和传染病研究所同七三一部队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毕业生也成为七三一部队骨干来源之一。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主要有北野政次、今津纲干、菊池齐、草味正夫、柴野金吾、金子顺一、肥野藤信三、安东洪次、石光薰、山口一孝、北条圆了、早川清、松下元次、马杉菊三、秋元寿惠夫、金泽谦一、所安夫等。作为战时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战后在东京大学医学部取得博士学位的还有田池川重德、金子顺一、荒井岩夫、降旗武臣、根津尚光、吉野贵正、竹森信之、留冈展男、三留光男等人。来自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高才生”，都在不同时期担任了七三一部队的要职，成为日本细菌战体系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战后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反而在美国的包庇下逃脱了应有的制裁和惩罚，进入日本医学院校担任重要公职，开设私人医院、医药公司牟取暴利，成为日本医学界上流阶层的组成部分。
陆军军医学校是七三一部队的“母体”。七三一部队早期成员主要来自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防疫研究室、卫生学教室、细菌学教室和军阵防疫学教室。如七三一部队早期核心成员西村英二、渡边廉、北条圆了、白川初太郎、江口丰洁等人均来自陆军军医学校，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川岛清等也在不同时期兼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如前所述，七三一部队还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设有“石井部队东京出张所”，主要负责哈尔滨和东京之间的人员招募、业务往来和共同研究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编辑了《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和第2部，其中第2部已由日本不二出版社2004年影印出版，收录了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陆军省医务局成员撰写的817篇细菌战、防疫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等专题研究论文和报告。这些论文和报告在战时被视为重要的学术成绩，战后还成为七三一部队成员申请博士学位、晋升职称的重要学术参考。
庆应大学医学部、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冈山医学专门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京城大学医学部等都为七三一部队输送了大量医学博士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如毕业于庆应大学医学部的高桥正彦、笠原四郎，毕业于东京医专的北条圆了、尾上正男、柄泽十三夫，毕业于冈山医专的大田澄、西村英二，毕业于千叶医专的今濑一夫、川岛清，毕业于京城大学医学部的松平丰太郎等人，都成为七三一部队重要成员。七三一部队还有大量嘱托身份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都是‘兼职’身份，他们是来自东京大学、庆应大学、长崎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医大、北里研究所、北海道大学、千叶医大等学校的医学研究者”。战时环境下，上述医学院校都为七三一部队输送大量医学人才，这些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人成为七三一部队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七三一部队还有大量成员来自关东军势力所及范围的陆军医院、野战医院和兵站医院等。
大体而言，七三一部队自1940年之后，总人数常年保持在3200人以上，部队长为中将或少将军衔，各部长中亦有少部分少将军衔，配备了佐官44人、技师50人、尉官100人、助理技师135人。实际上，七三一部队自1933年建立到1945年灭亡，曾在七三一部队服役的将官和佐官至少有122人，至少有中将2人，少将6人，大佐21人，中佐28人，少佐65人。从二战期间日本部队规模、人员编制和教育水平来看，七三一部队人员数量虽然较日军师团建制和旅团建制小得多，但七三一部队部队长的军衔与师团长和旅团长的军衔相当，佐官和尉官配备比例也比较高，而且为数众多的医学博士生参与其中，充分体现出七三一部队是日本陆军中的特殊部队。
七三一部队核心力量始终以将佐和技师为主，将佐和技师身居部队长、部长、支部长、课长、班长等要职，构成了七三一部队的行政中枢和研究中枢，是七三一部队开展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的基本班底。七三一部队将佐和技师群体多来自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陆军军医学校等高等院校，是人体实验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持有医学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学术精英，本应代表社会良知，严格遵守国际公法和医学准则，具备职业操守并担当道义责任，但是却完全蔑视并践踏法律、规则和伦理，在日本军国主义裹挟下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和医学发展”的名义，对人进行蓄意折磨、伤害和杀戮，干着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罪恶勾当，犯下了无可置疑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是日本医学发展进程中的难以遮掩也无法绕开的历史负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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