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雷强先生历经十余年编撰而成的《袁同礼年谱长编》一书,自2024年7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在国际学术界,《长编》同样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陆续有评文刊载于各大报刊。兹选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魏宁(Nicholas M. Williams)在《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的一篇评文,分享于此。
袁同礼对此类编目技术讨论不仅限于中国学人内部,1929年他与义理寿(Irvin V. Gillis,1875—1948)交换了多封信件(第261、274、276–278页),后者当时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采办中文图书,这些书籍即北美地区鼎鼎有名的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两人的信件表明义理寿对此时中文索引的各种方案均表不甚满意,但遗憾的是,关于中文检字法的详细书信未能全部保存下来。
袁同礼在早期职业生涯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搜集和研究《永乐大典》副本的流散情况。这些信件印证了他为搜集残卷、调查其传播情况所做出的努力。在美国时期,袁同礼尤其积极致力于书目学研究及索引编制。从西方汉学的角度看,袁同礼的重要贡献之一是《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本书是《考狄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的续编。我在华盛顿大学修读“汉学资料与方法”课程时,它是一部案头必备的参考利器。值得一提的是,胡适(1891—1962)曾屡次为袁同礼的这项研究提供资助,以支持这本巨著的编写工作。
蒋梦麟题《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扉页书影
《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是袁同礼在晚年致力的众多编纂工作之一,这是一项向中美学术交流致敬的伟大工程,从某一角度反映了20世纪中前期的中美交流热潮。袁同礼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以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抗战年代为主,这虽是中国重大创伤时期,但也见证了中美之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友好氛围从书信中屡屡显现。例如他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的缔造者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通信频繁,双方亲切交换资料,讨论两馆间的文献互补。1933年,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 Rockefeller,1908—1979)致谢袁同礼馈赠《故宫钟表图书目录》并忆及此前在北平盘桓时的友善款待(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