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里的“叫魂”：谣言背后的北宋社会和政治
评论内容：
这是一本从书名到题材都抓人眼球的书。
北宋仁宗时期，从民间到朝廷都在流传一则离奇谣言：甲午年，四川将会有大动乱。随着甲午年（1054年）的逼近，从四川到帝国中央的洛阳、开封，各种谣言不断滋生、蔓延，紧张、焦虑和恐慌笼罩着北宋朝野。中央和地方如临大敌，做了各种预案，在担心和期盼中等待着1054年的到来……
在前现代社会，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底层百姓都相信：国运与干支纪年有着神秘的关联，谓之“天命”。从五代到北宋时期，每逢甲午年，必然有动荡发生。这种近似魔咒的规律，形成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心理恐慌。
在帝国西南的巴蜀，“甲午再乱”之说有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在前一个甲午年（994年），真宗时期爆发了四川茶贩李顺、王小波领导的起义；再往前数一个甲子，后唐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王朝内乱之际发动叛乱，割据一方，建立后蜀政权，直至三十多年后，被新崛起的北宋王朝击破、统一。
从常见史料的边角料出发，黄博勾勒、描绘出一幅从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谣言下的众生相：从皇帝、宰相、朝中大臣到派往川地坐镇的官员，从当地士人、底层百姓到四川边缘的少数民族部落，甚至远在广西边境发动叛乱的豪酋。在这场“无中生有”的社会恐慌里，“局中”各方力量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们则被考验着治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尽管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书，《如临大敌》的学术含量远超黄博当年那篇硕士论文。除了对史料、理论更为深入、透彻地解读，该书更糅进了他此后十多年对宋代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沸沸扬扬、长达数年的“甲午再乱”谣言的背后，是四川地方与宋廷之间长期以来的隔阂、戒备和互不信任。自北宋统一巴蜀之后，中央朝廷对川人抱有“奸讹易动”的成见，故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施以高压、威慑政策。而在朝廷持续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压榨之下，造谣和传谣成了四川民间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扭曲、也是成本最低的反抗方式。
围绕着谣言，黄博也从传播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宋史进行了另一番打量。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在谣言中倾覆的王朝。五代北周末年，武将赵匡胤极富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缘于一年前京城流传开的“点检作天子”谣言，以及当年正月初一契丹进犯镇、定二州的虚假情报。到南宋末年，率蒙古铁骑踏平杭州城的主帅伯颜的样貌被传酷似被赵宋夺走江山的周世宗，满足了民间对“天理循环，因果相报”的理念认同。
纵观两宋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仁宗朝夭折的“庆历新政”，还是神宗时期激起持续党争的“王安石变法”，无不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朝中大臣们借助“风闻其事”，或打击政敌、或劝谏皇帝。谣言由此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奇特的社会现象，跨越整个赵宋王朝，成为警世恒言。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周思成用“眼前一亮”来形容他读《如临大敌》时的感受。作为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历史写作者之一，他尤其佩服黄博在寻常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中发现、制造话题的能力。
“他能把我们现代人关心的话题，与古代的、甚至是一千多年前这样非常遥远的时空联系起来。”他赞叹说，“这要求学者既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又对现代社会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和敏感。他的这本书，包括他之前的《如朕亲临》，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视角。”
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我一方面被这个极具张力的历史故事所吸引，另一方面却不时感到迷失在众多次要的、甚至与核心事件似乎相关度不大的史事和人物中——譬如，书中正在讲述四川官民被蛮酋侬智高要打过来的谣言搞得惊慌失措之际，突然跳转到京城开封宰相陈执中家的婢女迎儿被杀事件的传闻和整个处理过程，足足铺陈十余页之多。
对于读者“支线任务过多，主线进展缓慢”的批评和反馈，黄博有自己的解释：
“如果仅仅讲述、展示一条主线，很多人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们会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人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一件无中生有的事。等我把前因后果和各种细节呈现出来后，你或许会认为主线剧情推进较慢，但是它的真实性可以得到保证，你会认为：类似这样的谣言确实有令大家恐慌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也是我想做的。”
在网上，有读书博主把该书与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相提并论，甚至说《如临大敌》是“宋代版的《叫魂》”——同样是一场无厘头的大型社会谣言，同样发生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同样遭遇的是历史上的“明君”。
事实上，有关“甲午再乱”谣言的历史碎片被发掘出来后，一心“破案”的黄博发现真相依然扑朔迷离——
在前一个甲午年，被朝廷“就地正法”的造反者李顺是真李顺吗？他到底有没有死？后来冒出的“李顺”又是何人？至于1054年传闻要攻打四川的蛮酋侬智高，他兵败逃到大理是真被杀还是诈死？在正史之外，黄博翻遍宋人文集和笔记，一直追查到1980年代大理出土的一块元代墓碑，该墓主的祖先原为侬智高部下、随其避难大理后定居行医。但侬的个人结局仍是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没有真相可言。”
等完稿后，黄博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所发掘出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书里涉及史事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真实的，有充分的史料支撑。但整个故事的开端、过程和结局，都是我在史料基础上梳理、筛选和重新编织的结果。也许换另外一个人看了这些史料，他会讲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来。”
这也是他在提醒自己和读者：对历史保持一种警惕，承认历史的模糊性，“因为绝对真实的状态是不存在的。”
无论如何，在北宋中央朝廷和四川地方的小心应对下，公元1054年这次谣言恐慌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四川没有发生大动乱。但类似说法的各种“变种”依然生生不息。自北宋中期起，阴阳术师们开始梳理干支纪年与中国变乱之间的神秘关联，“丙午、丁未之厄”的谶纬之说开始成形，历经元、明、清至近代，民间谓之“红羊劫”，刺激性的历史事件最早追溯到西汉初年汉高祖驾崩、吕氏当国（前195年），包括给宋人带来巨大创伤的“靖康之耻”（1126年）……
“同盟会为什么会选择在1905年成立？一心想颠覆清朝的革命党人是在为来年做准备——因为1906年就是丙午丁未之年。”黄博笑着掐断了这个能勾起无限八卦欲的话题。在咖啡厅轻快的背景音乐声中，我余光一扫，发现左前方桌子一位打扮时髦的上海爷叔身体朝我们这个方向斜倾着，左肩刻意压低，打着发蜡的油头歪着一动不动，像是被人按了定格键。
我方才醒悟过来——他是在“偷听”我们的对话。显然，有关变乱和神秘预言的话题同样也勾起了这位老爷叔的强烈好奇。
黄博的微信头像是一幅他用毛笔勾勒的自画小像。画里，他戴着黑框眼镜，身着士子衣冠，风格不古不今，看上去有点迂腐，又有点搞笑。
他长在重庆，求学、定居于成都，身上带有川渝人独特的气息——安逸巴适。他爱乐子，爱八卦，偶尔脾气火爆，自承“缺乏吃苦耐劳的意志”。在眼下越来越卷的高校数字化管理体制内，他的心态在松弛又担心自己太过松弛的负罪感之间做小球摇摆。我们见面时，他正好到上海参加书展，他一边与我侃侃而谈，一边打着哈欠，困意正在向他袭来——这个点本来是他的午睡时间。
他从小就是个历史迷，小学时就读了不少像《上下五千年》这样的历史读物，而且过目不忘，对书上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清清楚楚。到小学高年级起，他就开始啃《史记》、《汉书》这样的传统史籍，“不太看得懂，但还是硬着看，囫囵吞枣地慢慢翻。”
童年时，他常常晚饭后跟一帮邻居小孩聚在一起吹牛、摆龙门阵。在小伙伴们崇拜的目光中，他从三皇五帝一路聊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同伴的钦佩、学校老师的嘉许中，他飘忽忽地自觉是史学的“天选之子”，等高考填报志愿时，“读什么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读历史系。”
到双脚真正迈入史学领域后，他自嘲幻觉已灭，认清自己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学术“打工人”。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并非叙事或讲故事，而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析，从中发现、提出新的问题，并且通过史料来解答这些问题。“而且，完全不讲叙事技巧。越是‘高级’的论文，读起来可能越是晦涩难懂。”
“做历史的乐趣实际上不是看花边新闻的乐趣，也不是追剧的乐趣。它可能更接近于破案的乐趣，是发现一个人们所不知道的故事，或者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和理解，找到历史上一些新的东西。”
读博阶段，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不高兴时就看书写文章，高兴时就睡觉、打游戏，貌似在没太费劲的情况下，只用了三年就读完了博士，而且还发表了六篇C刊论文。偶尔，他也会跟同学们在学校附近的麻将馆里搓上几圈，要么在茶馆里摆摆龙门阵，“也会聊学术问题，但不是那种功利的、要弄出篇文章的，就是天花乱坠式地聊天。”
他本来有志于宋史研究。当时，导师刘复生正在负责一批西藏阿里地区的史料整理和研究项目。因为“缺乏坚定的意志”，他一脚跟着踩进了藏史领域，研究吐蕃王室后裔在藏西建立的古格王朝。神秘的古格王朝存世六百多年，历经中原王朝的宋元明三代，但几乎不见于任何汉文史料，并在明末忽然神秘消失，在扎布让地区留下一座废墟。
虽毫无藏文基础，似乎也早过了学新语言的最佳年龄，但黄博靠着藏文字典、网络应用小程序，逐步上手、掌握了通读藏文的能力。在这些夹杂着神话、传说以及宗教元素的原始资料里，他凭借多年的史学训练，从中提炼出有效的真实信息、重建叙事的脉络，逐渐还原出真实的古格王朝历史。他很感谢导师最初的鼓励，“他跟我说，你不用先懂藏文，开始的时候用汉文也可以做（研究）。为什么呢？等到我用汉文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自然就会逼着自己去学藏文、读藏文，这是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来掌握。”
这篇博士论文后来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21年正式出版为《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这是国内第一篇用汉文写成的、关于古格王国历史的严肃学术著作，居然在驴友圈广为人知，是驴友们进西藏阿里地区的必读书目之一，新近完成第三次印刷，其销量远超过他后来撰写的相对“轻学术风”、探讨古格王朝为何在1630年突然“神秘消失”的《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2024）。
2011年，黄博留校任教。在川大中国藏学研究所，他一边继续古格王朝史和阿里地方史的研究，同时也没有放弃他钟爱的宋朝，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论文，主要关注宋代四川与中央的关系，聚焦士人群体及其学术思想。譬如：皇帝的肖像崇拜，“蜀人多变”的刻板印象，宋代四川书法为何不行，地方士人科举失败后的出路，以及蜀地士大夫如何通过撰写历史来参政、议政等等。
这些带有浓郁地方性的研究，被黄博自嘲为“选题不高大上”、角度又“很刁钻”，但都是他觉得足够有趣，“可以一边做研究，一边玩”的。它们最后整合出版为学术著作《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2024），这个让他很自得的书名来自于北宋某四川文人赠给将卸任的成都知府吴中复的诗句。
2022年年底出版的《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是黄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写作。这本被他戏称为“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的“三无作品”围绕着两宋帝王肖像，为读者展示了宋代皇权运作和政治生活里一个完全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
他用两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写得很飘，从语言到写法上。没有直接的主线，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写什么，语言非常轻浮，就像我们聊天一样，有很多口头表达。”“我不是站在冷静、客观的历史学研究者角度，而是站在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代入个人的情感。”
此前，很少有人从政治或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打量过皇帝们的“颜值”。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是历史读物里一张模糊不清的插图，让人脑中顶多一闪而过“帅或不帅”的评价。在学术界，这归在艺术史范畴，“大家研究的是画像作者、收藏历史等等。”青年历史学者郑小悠解释说。
黄博深入浅出地展示皇帝们的御容和背后故事、皇权运作时，也掺杂进了很多个人“吐槽”。他引用南宋流行的说法，吐槽南宋高宗运气好得逆天，坏事做尽却“五福兼全”，完全有违普罗大众对“善恶有报”的认知；他讽刺宋太宗爱立人设的癖好以及周围大臣对他的逢迎拍马，想象自己跳进书里扮演一回太宗身边大臣的“嘴替”、对天子进行表面恭维的花式挖苦。
《如朕亲临》进入“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也把黄博彻底“带偏”。他由此走上了“不务正业”的非虚构历史写作之路。
在大众文化兴起宋式美学热的当口，他写了反映宋代社会艺术生活的《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2023）。这是顺手之作——作为一名古典派文青，黄博平日里就爱写点古诗词，也爱书法和画画。该书描绘了宋代各个阶层人士的文采风流：帝王是如何从最初宋太祖那样的赳赳武夫一代代“进化”为引领潮流的文艺型天子（宋徽宗），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生活，士子的科举焦虑和他们如何打造出属于宋朝的算命术——他们的笔墨营生，也遥相呼应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上进”还是“上香”的挣扎等。
每写一本，黄博就对自己上一本作品留下的遗憾进行弥补。写完《如朕亲临》后，他有了明确的读者意识，自省“过于松散随意、用语轻浮”。在《宋风成韵》里，他就使用更加文艺典雅的语言。等写完《宋风成韵》之后发现它可能有些晦涩，他就在《如临大敌》里尝试把一个有关谣言的故事给读者们重新好好讲一讲。
“每本书都是在惯性之下写作，同时也对自己上一本书的遗憾进行补偿。因此，有读者表示在看到《如临大敌》之后，觉得我的进步相当明显，一本一本地看下来，给人一种养成系作者的感觉。”他大笑起来。
论到非虚构历史写作，黄博认为自己是对过往十多年学术研究中发掘的新问题、新故事进行了一种新的输出。“改变了论文那种写法，把它转化为向大家讲故事的过程，同时分析故事里的门道。”“有点像抖音追剧的做法，将某部电视剧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块，然后你担任旁白这个角色，翻译、解读、总结角色之间对白的真正意思是什么？”至于文风，他没有遭遇太大的挣扎——他做学术的出发点一贯是“好玩”，写出来的论文也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学术腔”。
近三四年，他以平均每年两本的速度创作，收获了一票读者粉，获了奖，码字期间还享受被太太恩准每天少洗一次碗的待遇。但是，不安感还在那里——作为一名身处现行学术体制内的“青椒”，他似乎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不务正业”上，“不够进步”，欠下了不少学术和科研的债。
不久前，他去见了一位数年未见的史学前辈。这位前辈在学界颇有声望，他一直对黄博关心有加，每次见面都会提点他：做怎么样的学问能更好地有助于自己的学术进步。“他是希望我在学术上多一些扩展。因为我一直在做些宋史的边角料，要么是在很小众、很狭窄的领域。”
见面前，黄博很有些惴惴，“很担心他会批评我，说我写这些东西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做学问。”令他意外的是，前辈给了他很多肯定和鼓励，并告诉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无不妥之处。“他还说，现在读者的水平和要求越来越高，大家也希望有专业学者能够来做这样的事，而不是把这些推给职业的写手们。”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从诞生到倾覆，几乎都伴随着歌谣、谶言之类的神秘预言。为何单独考察宋朝的社会和政治与谣言的关系？是它有什么独特性吗？
黄博：实际上，并非因为它具有独特性，而是具有可操作性。在宋代，涌现了大量文人，还有印刷术的发达以及写作的繁荣。随着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留给我们的史料更丰富，历史的面相更多。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谣言”，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或者出于不同目的进行了不同的讲述。
我写完这个书之后有一个感觉：谣言虽然是假的，但是谣言里面隐藏着真相，甚至可以直接说“谣言即真相”。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朝廷并没有过分压制舆论环境，当大家对朝廷某个政策表示不满时，可以编一些花边新闻来传播，再加上宋朝社会流动性较大，随着商业的拓展、科举考试的兴盛，社会不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到科举考试，会有几万人聚集在开封，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就像今天我们俩在这里聊，你也会听很多段子回去。经过一番交流，新版本的段子又流传出来了。
那宋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大臣甚至可以利用这些谣言去劝诫皇帝，因为民间百姓用谣言表达对政府不满的舆论氛围。宋朝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宽容，并没有过于严厉地打击。像“甲午再乱”的谣言传出之后，宋仁宗的第一反应是找人商量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首先想抓造谣的人，或者阻止谣言传播等。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谣言，认为这可能是将发生的事情。他是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有趣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皇帝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是否有人想要整他，是否有刁民想害朕，而不是反思自己哪里没做好。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大众对宋朝充满了热情，像《清平乐》这样的古装剧更是带“火”了宋仁宗，大家现在对仁宗的历史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盛世之君”“仁君”。但在他的盛世里，居然发生了“甲午谣言”这么荒诞离奇的事。除了过往甲午年变乱留下的历史记忆，这背后是否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或情绪？你书里提到宋廷对四川地区施行高压政策，民间确实存在着不满。
黄博：对，这种不满非常明显。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恐怕还是要有一些谣言才行，否则大家都说不了话了。谣言只是大家在变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民间。读书人可以撰写文章，士大夫可以向朝廷建言献策。普通老百姓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恐怕只能通过谣言这么一种扭曲的形式。
至于朝廷到底对这种表达形式是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仁宗群臣就是采取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调整了对四川的政策。
谣言流传开后，四川老百姓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谣言传播的过程必然引起集体性恐慌，甚至可能出现不理智的行为。正如书中所述，他们在最恐慌的时候都认为灾难即将来临，“男女婚会，不复以年”，只要是两个男女就赶紧结婚，不看时间和对象；还有，大家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换成金银珠宝之类，方便携带也方便埋藏。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灾难性的。
“甲午再乱”谣言传出后，朝廷意识到过去对四川的高压政策存在问题。之前我们提到四川“不与天下州府同”，实际上这并非好话。它不是说你在的这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优秀，是说你在某个方面“不听话”。你这群人要么爱造反要么爱造谣，总是有一群“刁民”在跟朝廷反着做，所以朝廷为惩治四川人，搞了很多严刑峻法，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大伤害。
通过这次谣言，朝廷适当调整了对四川过于严苛的政策，譬如减税，譬如过去习惯搞的“小罪重罚”的政策也得到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大家建立了情感共鸣，共同渡过难关，四川的百姓、地方官以及中央朝廷一起渡过了这个危机。最后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乱。经历这样的事情后，人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前期互相猜忌和不信任的那种心理在逐渐消减——宋朝建立前30年给四川百姓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四川百姓在前30年给朝廷造成的压力，双方都在消减。
从甲午之后，基本上没有再看到类似谣言。到南宋之后，朝廷对四川非常放心，而且四川成为宋抗金非常重要的西部战场。
南方人物周刊：在应对这场谣言危机中，地方官员中有处理得好的，也有处理得糟糕的。像书里提到宋仁宗派到四川来应对“甲午谣言”的益州（成都）知州张方平，他下令终止从陕西过来的军事行动，私下追查侬智高攻打四川的谣言来源，让民间恢复日常生活、节日庆典照旧，谣言逐渐平息。这场约在一千年前发生的危机应对，对今天有何借鉴意义？
黄博：谣言在任何时代都非常流行，它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吃瓜、咬舌头，是正常现象。这并不算社会事件。
真正意义上对社会造成危害或者影响的谣言，一定是会引起社会恐慌的，无论是仁宗朝的“甲午再乱”，还是真宗朝的“帽妖”，或是太宗朝的“白头翁吃人”，包括“点检作天子”，都是可能引起恐慌的。书中讲述了不同官员应对、处理谣言的故事，并且对他们的方式进行评析，我认为这具有借鉴意义：在人心惶惶的时候，如何进行应对？在谣言横飞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被裹挟进去、遭到损失？我提到“以静镇之”，有时候少做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
刚才你提到侬智高要打到四川的传闻，朝廷于是又是调兵，又是运兵器，又是临时招募民兵，还要修建城墙。各种工作压力下沉，大家都很忙碌，无论是基层官吏还是老百姓，都忙得不可开交，所谓“日夜不得休息”。表面上看，官府似乎在努力解决可能来临的危机，实际上这让谣言加速传播，老百姓越发恐慌。
在谣言横飞的情况下，我们会做什么，辟谣告诉大家真相？这在实际层面上没有作用，大家都在恐慌之中，没有人会去理性分析事物的真相或者假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辟谣甚至禁止谣言在社会上流传，譬如抓住一个传谣的人就将他关起来等，不能解决问题。
在谣言危机里，最难的是做出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谣言。张方平派译人去打探，前往大云南和小云南了解情况，获得侬智高确实不可能进攻四川的情报。然后，他才开始进行一系列“淡定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他处理得较好，首先在于他拿到了真实的情报。那之后，他下令停止加班，恢复正常生活，避免让百姓们“日夜不休息”，让大家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当时临近正月十五上元节，他让百姓们过节观灯，放松下来。你很快发现所谓的危机并不会来临，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历史的视觉”和“历史的听觉”，这是想强调什么？
黄博 1982年生，重庆人，历史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著有 《如朕亲临》 《宋风成韵》《如临大敌》 《不与天下州府同》 《扎布让的黄昏》 等 图/华小峰
北宋仁宗时期，从民间到朝廷都在流传一则离奇谣言：甲午年，四川将会有大动乱。随着甲午年（1054年）的逼近，从四川到帝国中央的洛阳、开封，各种谣言不断滋生、蔓延，紧张、焦虑和恐慌笼罩着北宋朝野。中央和地方如临大敌，做了各种预案，在担心和期盼中等待着1054年的到来……
“做历史的人通常感兴趣的是发掘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运行、学术思想文化的变迁，更多地从宏观角度考虑问题。但我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乐子人’，不是很正经地要做大历史的，我喜欢在历史中寻找花边新闻，例如皇帝长得好不好看，有哪些小道消息在流传………我喜欢在历史中发现这些东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06年的一个秋日，24岁的黄博正在四川大学校图书馆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关四川的宋代史料，想为自己的硕士论文找个方向。
当时，他刚读完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手指落到4182页时，他留意到宋仁宗被一则来自四川的谣言搞得心神不宁、找宰相来商量如何应对的记载。嗅到了一丝“异常”后，他开始搜寻、整理与这则谣言相关的史料。
在黄博的梳理之下，一段湮没在故纸堆中的往事面目越来越清晰，也变得越来越有趣。在跟导师刘复生教授汇报、商量后，他最终以“宋代谣言”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
在史料之外，他对谣言有着越来越鲜活真切的感受。川大周围有许多茶馆、麻将馆，生意兴隆。黄博是那里的常客，喝茶或手摸着麻将牌时，耳边萦绕着各种版本的八卦、流言和秘闻，蜚短流长在这里汇集、滋长再流向各方。到准备读博时，他曾一度计划在“谣言与宋代社会”的问题上继续深入。但在现实中，被各种事务、工作推着走，他一直没能腾出时间、精力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发力。
直至十多年之后，这位在历史写作上已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推出新作——《如临大敌：谣言恐慌和大宋王朝1054年》（2025年出版）。
“盛世”谣言启示录
这是一本从书名到题材都抓人眼球的书。
北宋仁宗时期，从民间到朝廷都在流传一则离奇谣言：甲午年，四川将会有大动乱。随着甲午年（1054年）的逼近，从四川到帝国中央的洛阳、开封，各种谣言不断滋生、蔓延，紧张、焦虑和恐慌笼罩着北宋朝野。中央和地方如临大敌，做了各种预案，在担心和期盼中等待着1054年的到来……
在前现代社会，上至九五之尊的皇帝，下至底层百姓都相信：国运与干支纪年有着神秘的关联，谓之“天命”。从五代到北宋时期，每逢甲午年，必然有动荡发生。这种近似魔咒的规律，形成了从朝廷到民间的心理恐慌。
在帝国西南的巴蜀，“甲午再乱”之说有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在前一个甲午年（994年），真宗时期爆发了四川茶贩李顺、王小波领导的起义；再往前数一个甲子，后唐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王朝内乱之际发动叛乱，割据一方，建立后蜀政权，直至三十多年后，被新崛起的北宋王朝击破、统一。
从常见史料的边角料出发，黄博勾勒、描绘出一幅从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到至和二年（1055年）谣言下的众生相：从皇帝、宰相、朝中大臣到派往川地坐镇的官员，从当地士人、底层百姓到四川边缘的少数民族部落，甚至远在广西边境发动叛乱的豪酋。在这场“无中生有”的社会恐慌里，“局中”各方力量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们则被考验着治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尽管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书，《如临大敌》的学术含量远超黄博当年那篇硕士论文。除了对史料、理论更为深入、透彻地解读，该书更糅进了他此后十多年对宋代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这场沸沸扬扬、长达数年的“甲午再乱”谣言的背后，是四川地方与宋廷之间长期以来的隔阂、戒备和互不信任。自北宋统一巴蜀之后，中央朝廷对川人抱有“奸讹易动”的成见，故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施以高压、威慑政策。而在朝廷持续的政治高压和经济压榨之下，造谣和传谣成了四川民间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扭曲、也是成本最低的反抗方式。
围绕着谣言，黄博也从传播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宋史进行了另一番打量。
事实上，这是一个在谣言中诞生、在谣言中倾覆的王朝。五代北周末年，武将赵匡胤极富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缘于一年前京城流传开的“点检作天子”谣言，以及当年正月初一契丹进犯镇、定二州的虚假情报。到南宋末年，率蒙古铁骑踏平杭州城的主帅伯颜的样貌被传酷似被赵宋夺走江山的周世宗，满足了民间对“天理循环，因果相报”的理念认同。
纵观两宋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是仁宗朝夭折的“庆历新政”，还是神宗时期激起持续党争的“王安石变法”，无不伴随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朝中大臣们借助“风闻其事”，或打击政敌、或劝谏皇帝。谣言由此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奇特的社会现象，跨越整个赵宋王朝，成为警世恒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展，宋太祖赵匡胤像 图/视觉中国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周思成用“眼前一亮”来形容他读《如临大敌》时的感受。作为近年来脱颖而出的历史写作者之一，他尤其佩服黄博在寻常的、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史料中发现、制造话题的能力。
“他能把我们现代人关心的话题，与古代的、甚至是一千多年前这样非常遥远的时空联系起来。”他赞叹说，“这要求学者既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又对现代社会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和敏感。他的这本书，包括他之前的《如朕亲临》，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视角。”
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我一方面被这个极具张力的历史故事所吸引，另一方面却不时感到迷失在众多次要的、甚至与核心事件似乎相关度不大的史事和人物中——譬如，书中正在讲述四川官民被蛮酋侬智高要打过来的谣言搞得惊慌失措之际，突然跳转到京城开封宰相陈执中家的婢女迎儿被杀事件的传闻和整个处理过程，足足铺陈十余页之多。
对于读者“支线任务过多，主线进展缓慢”的批评和反馈，黄博有自己的解释：
“如果仅仅讲述、展示一条主线，很多人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们会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的人们为什么会这么重视一件无中生有的事。等我把前因后果和各种细节呈现出来后，你或许会认为主线剧情推进较慢，但是它的真实性可以得到保证，你会认为：类似这样的谣言确实有令大家恐慌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也是我想做的。”
在网上，有读书博主把该书与孔飞力的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相提并论，甚至说《如临大敌》是“宋代版的《叫魂》”——同样是一场无厘头的大型社会谣言，同样发生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同样遭遇的是历史上的“明君”。
事实上，有关“甲午再乱”谣言的历史碎片被发掘出来后，一心“破案”的黄博发现真相依然扑朔迷离——
在前一个甲午年，被朝廷“就地正法”的造反者李顺是真李顺吗？他到底有没有死？后来冒出的“李顺”又是何人？至于1054年传闻要攻打四川的蛮酋侬智高，他兵败逃到大理是真被杀还是诈死？在正史之外，黄博翻遍宋人文集和笔记，一直追查到1980年代大理出土的一块元代墓碑，该墓主的祖先原为侬智高部下、随其避难大理后定居行医。但侬的个人结局仍是个谜——“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没有真相可言。”
等完稿后，黄博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所发掘出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书里涉及史事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真实的，有充分的史料支撑。但整个故事的开端、过程和结局，都是我在史料基础上梳理、筛选和重新编织的结果。也许换另外一个人看了这些史料，他会讲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来。”
这也是他在提醒自己和读者：对历史保持一种警惕，承认历史的模糊性，“因为绝对真实的状态是不存在的。”
无论如何，在北宋中央朝廷和四川地方的小心应对下，公元1054年这次谣言恐慌终于过去了。这一年，四川没有发生大动乱。但类似说法的各种“变种”依然生生不息。自北宋中期起，阴阳术师们开始梳理干支纪年与中国变乱之间的神秘关联，“丙午、丁未之厄”的谶纬之说开始成形，历经元、明、清至近代，民间谓之“红羊劫”，刺激性的历史事件最早追溯到西汉初年汉高祖驾崩、吕氏当国（前195年），包括给宋人带来巨大创伤的“靖康之耻”（1126年）……
“同盟会为什么会选择在1905年成立？一心想颠覆清朝的革命党人是在为来年做准备——因为1906年就是丙午丁未之年。”黄博笑着掐断了这个能勾起无限八卦欲的话题。在咖啡厅轻快的背景音乐声中，我余光一扫，发现左前方桌子一位打扮时髦的上海爷叔身体朝我们这个方向斜倾着，左肩刻意压低，打着发蜡的油头歪着一动不动，像是被人按了定格键。
我方才醒悟过来——他是在“偷听”我们的对话。显然，有关变乱和神秘预言的话题同样也勾起了这位老爷叔的强烈好奇。
一个青年学者的“安逸巴适”
和“不务正业”
黄博的微信头像是一幅他用毛笔勾勒的自画小像。画里，他戴着黑框眼镜，身着士子衣冠，风格不古不今，看上去有点迂腐，又有点搞笑。
他长在重庆，求学、定居于成都，身上带有川渝人独特的气息——安逸巴适。他爱乐子，爱八卦，偶尔脾气火爆，自承“缺乏吃苦耐劳的意志”。在眼下越来越卷的高校数字化管理体制内，他的心态在松弛又担心自己太过松弛的负罪感之间做小球摇摆。我们见面时，他正好到上海参加书展，他一边与我侃侃而谈，一边打着哈欠，困意正在向他袭来——这个点本来是他的午睡时间。
他从小就是个历史迷，小学时就读了不少像《上下五千年》这样的历史读物，而且过目不忘，对书上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清清楚楚。到小学高年级起，他就开始啃《史记》、《汉书》这样的传统史籍，“不太看得懂，但还是硬着看，囫囵吞枣地慢慢翻。”
童年时，他常常晚饭后跟一帮邻居小孩聚在一起吹牛、摆龙门阵。在小伙伴们崇拜的目光中，他从三皇五帝一路聊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同伴的钦佩、学校老师的嘉许中，他飘忽忽地自觉是史学的“天选之子”，等高考填报志愿时，“读什么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读历史系。”
到双脚真正迈入史学领域后，他自嘲幻觉已灭，认清自己就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学术“打工人”。而历史学家的职责并非叙事或讲故事，而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辨析，从中发现、提出新的问题，并且通过史料来解答这些问题。“而且，完全不讲叙事技巧。越是‘高级’的论文，读起来可能越是晦涩难懂。”
“做历史的乐趣实际上不是看花边新闻的乐趣，也不是追剧的乐趣。它可能更接近于破案的乐趣，是发现一个人们所不知道的故事，或者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和理解，找到历史上一些新的东西。”
读博阶段，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不高兴时就看书写文章，高兴时就睡觉、打游戏，貌似在没太费劲的情况下，只用了三年就读完了博士，而且还发表了六篇C刊论文。偶尔，他也会跟同学们在学校附近的麻将馆里搓上几圈，要么在茶馆里摆摆龙门阵，“也会聊学术问题，但不是那种功利的、要弄出篇文章的，就是天花乱坠式地聊天。”
他本来有志于宋史研究。当时，导师刘复生正在负责一批西藏阿里地区的史料整理和研究项目。因为“缺乏坚定的意志”，他一脚跟着踩进了藏史领域，研究吐蕃王室后裔在藏西建立的古格王朝。神秘的古格王朝存世六百多年，历经中原王朝的宋元明三代，但几乎不见于任何汉文史料，并在明末忽然神秘消失，在扎布让地区留下一座废墟。
▲2023年4月7日，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古格王国遗址 图/中新社记者 李林
虽毫无藏文基础，似乎也早过了学新语言的最佳年龄，但黄博靠着藏文字典、网络应用小程序，逐步上手、掌握了通读藏文的能力。在这些夹杂着神话、传说以及宗教元素的原始资料里，他凭借多年的史学训练，从中提炼出有效的真实信息、重建叙事的脉络，逐渐还原出真实的古格王朝历史。他很感谢导师最初的鼓励，“他跟我说，你不用先懂藏文，开始的时候用汉文也可以做（研究）。为什么呢？等到我用汉文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自然就会逼着自己去学藏文、读藏文，这是当作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来掌握。”
这篇博士论文后来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2021年正式出版为《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这是国内第一篇用汉文写成的、关于古格王国历史的严肃学术著作，居然在驴友圈广为人知，是驴友们进西藏阿里地区的必读书目之一，新近完成第三次印刷，其销量远超过他后来撰写的相对“轻学术风”、探讨古格王朝为何在1630年突然“神秘消失”的《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及其灭亡》（2024）。
2011年，黄博留校任教。在川大中国藏学研究所，他一边继续古格王朝史和阿里地方史的研究，同时也没有放弃他钟爱的宋朝，十多年里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论文，主要关注宋代四川与中央的关系，聚焦士人群体及其学术思想。譬如：皇帝的肖像崇拜，“蜀人多变”的刻板印象，宋代四川书法为何不行，地方士人科举失败后的出路，以及蜀地士大夫如何通过撰写历史来参政、议政等等。
这些带有浓郁地方性的研究，被黄博自嘲为“选题不高大上”、角度又“很刁钻”，但都是他觉得足够有趣，“可以一边做研究，一边玩”的。它们最后整合出版为学术著作《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2024），这个让他很自得的书名来自于北宋某四川文人赠给将卸任的成都知府吴中复的诗句。
2022年年底出版的《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是黄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写作。这本被他戏称为“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的“三无作品”围绕着两宋帝王肖像，为读者展示了宋代皇权运作和政治生活里一个完全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
他用两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写得很飘，从语言到写法上。没有直接的主线，天马行空，想到什么写什么，语言非常轻浮，就像我们聊天一样，有很多口头表达。”“我不是站在冷静、客观的历史学研究者角度，而是站在一个吃瓜群众的角度，代入个人的情感。”
此前，很少有人从政治或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打量过皇帝们的“颜值”。对普通读者而言，它是历史读物里一张模糊不清的插图，让人脑中顶多一闪而过“帅或不帅”的评价。在学术界，这归在艺术史范畴，“大家研究的是画像作者、收藏历史等等。”青年历史学者郑小悠解释说。
黄博深入浅出地展示皇帝们的御容和背后故事、皇权运作时，也掺杂进了很多个人“吐槽”。他引用南宋流行的说法，吐槽南宋高宗运气好得逆天，坏事做尽却“五福兼全”，完全有违普罗大众对“善恶有报”的认知；他讽刺宋太宗爱立人设的癖好以及周围大臣对他的逢迎拍马，想象自己跳进书里扮演一回太宗身边大臣的“嘴替”、对天子进行表面恭维的花式挖苦。
《如朕亲临》进入“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也把黄博彻底“带偏”。他由此走上了“不务正业”的非虚构历史写作之路。
在大众文化兴起宋式美学热的当口，他写了反映宋代社会艺术生活的《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2023）。这是顺手之作——作为一名古典派文青，黄博平日里就爱写点古诗词，也爱书法和画画。该书描绘了宋代各个阶层人士的文采风流：帝王是如何从最初宋太祖那样的赳赳武夫一代代“进化”为引领潮流的文艺型天子（宋徽宗），文人士大夫的“朋友圈”生活，士子的科举焦虑和他们如何打造出属于宋朝的算命术——他们的笔墨营生，也遥相呼应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上进”还是“上香”的挣扎等。
每写一本，黄博就对自己上一本作品留下的遗憾进行弥补。写完《如朕亲临》后，他有了明确的读者意识，自省“过于松散随意、用语轻浮”。在《宋风成韵》里，他就使用更加文艺典雅的语言。等写完《宋风成韵》之后发现它可能有些晦涩，他就在《如临大敌》里尝试把一个有关谣言的故事给读者们重新好好讲一讲。
“每本书都是在惯性之下写作，同时也对自己上一本书的遗憾进行补偿。因此，有读者表示在看到《如临大敌》之后，觉得我的进步相当明显，一本一本地看下来，给人一种养成系作者的感觉。”他大笑起来。
论到非虚构历史写作，黄博认为自己是对过往十多年学术研究中发掘的新问题、新故事进行了一种新的输出。“改变了论文那种写法，把它转化为向大家讲故事的过程，同时分析故事里的门道。”“有点像抖音追剧的做法，将某部电视剧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块，然后你担任旁白这个角色，翻译、解读、总结角色之间对白的真正意思是什么？”至于文风，他没有遭遇太大的挣扎——他做学术的出发点一贯是“好玩”，写出来的论文也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学术腔”。
近三四年，他以平均每年两本的速度创作，收获了一票读者粉，获了奖，码字期间还享受被太太恩准每天少洗一次碗的待遇。但是，不安感还在那里——作为一名身处现行学术体制内的“青椒”，他似乎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在“不务正业”上，“不够进步”，欠下了不少学术和科研的债。
不久前，他去见了一位数年未见的史学前辈。这位前辈在学界颇有声望，他一直对黄博关心有加，每次见面都会提点他：做怎么样的学问能更好地有助于自己的学术进步。“他是希望我在学术上多一些扩展。因为我一直在做些宋史的边角料，要么是在很小众、很狭窄的领域。”
见面前，黄博很有些惴惴，“很担心他会批评我，说我写这些东西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做学问。”令他意外的是，前辈给了他很多肯定和鼓励，并告诉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无不妥之处。“他还说，现在读者的水平和要求越来越高，大家也希望有专业学者能够来做这样的事，而不是把这些推给职业的写手们。”
“谣言是假的，但里面隐藏着真相”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从诞生到倾覆，几乎都伴随着歌谣、谶言之类的神秘预言。为何单独考察宋朝的社会和政治与谣言的关系？是它有什么独特性吗？
黄博：实际上，并非因为它具有独特性，而是具有可操作性。在宋代，涌现了大量文人，还有印刷术的发达以及写作的繁荣。随着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留给我们的史料更丰富，历史的面相更多。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谣言”，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或者出于不同目的进行了不同的讲述。
我写完这个书之后有一个感觉：谣言虽然是假的，但是谣言里面隐藏着真相，甚至可以直接说“谣言即真相”。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朝廷并没有过分压制舆论环境，当大家对朝廷某个政策表示不满时，可以编一些花边新闻来传播，再加上宋朝社会流动性较大，随着商业的拓展、科举考试的兴盛，社会不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状态。到科举考试，会有几万人聚集在开封，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就像今天我们俩在这里聊，你也会听很多段子回去。经过一番交流，新版本的段子又流传出来了。
那宋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大臣甚至可以利用这些谣言去劝诫皇帝，因为民间百姓用谣言表达对政府不满的舆论氛围。宋朝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宽容，并没有过于严厉地打击。像“甲午再乱”的谣言传出之后，宋仁宗的第一反应是找人商量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首先想抓造谣的人，或者阻止谣言传播等。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谣言，认为这可能是将发生的事情。他是反省自己有哪些地方没有做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有趣的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皇帝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是否有人想要整他，是否有刁民想害朕，而不是反思自己哪里没做好。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大众对宋朝充满了热情，像《清平乐》这样的古装剧更是带“火”了宋仁宗，大家现在对仁宗的历史评价很高，认为他是“盛世之君”“仁君”。但在他的盛世里，居然发生了“甲午谣言”这么荒诞离奇的事。除了过往甲午年变乱留下的历史记忆，这背后是否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或情绪？你书里提到宋廷对四川地区施行高压政策，民间确实存在着不满。
黄博：对，这种不满非常明显。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盛世恐怕还是要有一些谣言才行，否则大家都说不了话了。谣言只是大家在变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在民间。读书人可以撰写文章，士大夫可以向朝廷建言献策。普通老百姓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恐怕只能通过谣言这么一种扭曲的形式。
至于朝廷到底对这种表达形式是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呢？仁宗群臣就是采取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提前做好准备，调整了对四川的政策。
谣言流传开后，四川老百姓确实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谣言传播的过程必然引起集体性恐慌，甚至可能出现不理智的行为。正如书中所述，他们在最恐慌的时候都认为灾难即将来临，“男女婚会，不复以年”，只要是两个男女就赶紧结婚，不看时间和对象；还有，大家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变卖、换成金银珠宝之类，方便携带也方便埋藏。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灾难性的。
“甲午再乱”谣言传出后，朝廷意识到过去对四川的高压政策存在问题。之前我们提到四川“不与天下州府同”，实际上这并非好话。它不是说你在的这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优秀，是说你在某个方面“不听话”。你这群人要么爱造反要么爱造谣，总是有一群“刁民”在跟朝廷反着做，所以朝廷为惩治四川人，搞了很多严刑峻法，对老百姓造成了很大伤害。
通过这次谣言，朝廷适当调整了对四川过于严苛的政策，譬如减税，譬如过去习惯搞的“小罪重罚”的政策也得到了调整。更重要的是，大家建立了情感共鸣，共同渡过难关，四川的百姓、地方官以及中央朝廷一起渡过了这个危机。最后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乱。经历这样的事情后，人们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前期互相猜忌和不信任的那种心理在逐渐消减——宋朝建立前30年给四川百姓造成的心理创伤，以及四川百姓在前30年给朝廷造成的压力，双方都在消减。
从甲午之后，基本上没有再看到类似谣言。到南宋之后，朝廷对四川非常放心，而且四川成为宋抗金非常重要的西部战场。
▲电视剧 《清平乐》 剧照，王凯饰演宋仁宗赵祯
南方人物周刊：在应对这场谣言危机中，地方官员中有处理得好的，也有处理得糟糕的。像书里提到宋仁宗派到四川来应对“甲午谣言”的益州（成都）知州张方平，他下令终止从陕西过来的军事行动，私下追查侬智高攻打四川的谣言来源，让民间恢复日常生活、节日庆典照旧，谣言逐渐平息。这场约在一千年前发生的危机应对，对今天有何借鉴意义？
黄博：谣言在任何时代都非常流行，它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吃瓜、咬舌头，是正常现象。这并不算社会事件。
真正意义上对社会造成危害或者影响的谣言，一定是会引起社会恐慌的，无论是仁宗朝的“甲午再乱”，还是真宗朝的“帽妖”，或是太宗朝的“白头翁吃人”，包括“点检作天子”，都是可能引起恐慌的。书中讲述了不同官员应对、处理谣言的故事，并且对他们的方式进行评析，我认为这具有借鉴意义：在人心惶惶的时候，如何进行应对？在谣言横飞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被裹挟进去、遭到损失？我提到“以静镇之”，有时候少做一些，效果可能会更好。
刚才你提到侬智高要打到四川的传闻，朝廷于是又是调兵，又是运兵器，又是临时招募民兵，还要修建城墙。各种工作压力下沉，大家都很忙碌，无论是基层官吏还是老百姓，都忙得不可开交，所谓“日夜不得休息”。表面上看，官府似乎在努力解决可能来临的危机，实际上这让谣言加速传播，老百姓越发恐慌。
在谣言横飞的情况下，我们会做什么，辟谣告诉大家真相？这在实际层面上没有作用，大家都在恐慌之中，没有人会去理性分析事物的真相或者假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辟谣甚至禁止谣言在社会上流传，譬如抓住一个传谣的人就将他关起来等，不能解决问题。
在谣言危机里，最难的是做出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谣言。张方平派译人去打探，前往大云南和小云南了解情况，获得侬智高确实不可能进攻四川的情报。然后，他才开始进行一系列“淡定的表演”。我们可以看到他处理得较好，首先在于他拿到了真实的情报。那之后，他下令停止加班，恢复正常生活，避免让百姓们“日夜不休息”，让大家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当时临近正月十五上元节，他让百姓们过节观灯，放松下来。你很快发现所谓的危机并不会来临，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天章召见，《帝鉴图说》。书中讲述宋仁宗赵祯曾在龙图天章阁召见诸臣，翰林学士张方平条答汰冗兵、退剩员、慎磨勘、择将帅四事，帝见其所言切于治道，深加惊叹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历史的视觉”和“历史的听觉”，这是想强调什么？
黄博：我没有太大的想法，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觉。在完成这两本书之后，我无意中发现，《如朕亲临》是在讲述皇帝的画像，这是一个“观看和被观看”的过程——臣民在观看皇帝，皇帝准备被臣民观看；《如临大敌》是讲谣言，是听觉或者声音的一个传播。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这两个领域在历史上是容易被忽略的，因为视觉和听觉的历史材料很难保存下来。今天我们找不到宋仁宗讲话的语音材料；历史上留下了宋仁宗的画像，但是这个画像究竟有多真实，也是存疑的。所以，我们过去对这些东西的观察和思考都是不够的。
但从这两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个面。譬如，皇帝肖像与皇权政治之间的运作关系。譬如，我们可以看到谣言在宋代各种重大事件背后所起的作用，除了“甲午再乱”，还有“庆历新政”中的谣言、“王安石变法”中的谣言，包括两宋亡灭都有大量谣言。这些听觉和视觉的元素可以为我们提供在用大脑去看历史之外的另一种思路。因为我们通常看历史，是用大脑的理性思维分析既有文字材料，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感官来感知历史。
我们可以通过肖像来“看”历史，通过谣言去“听”历史。虽然做起来有一定难度，不如通过大脑理性分析、勾勒出的历史那样鲜明、准确，会有一点点扭曲或者失真。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新的东西。例如，通过谣言的角度去理解宋朝，通过“颜值”的角度去理解宋代的皇权，这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东西。
我不一定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较好的回答，但是至少我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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