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教授的《曾国藩大传》与《正面突破——曾国藩的顶级思维》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为我们打开了重读这位晚清“创业巨匠”的新窗口。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困局中，曾国藩以一介文臣之身，在无钱无权、多方掣肘的绝境下，创建湘军。这支从湖南乡野走出的武装，不仅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核心力量，更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与组织管理的新范式。从团队搭建到人才凝聚，从危机应对到战略坚守，曾国藩的“创业历程”，恰似一部写给当代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的指南。
1853年，守孝在籍的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时，面对的是近乎无解的棋局。此时的他是一名“三无创业者”：无官方编制、无财政支持、无核心团队。地方官僚更是视其为“外来者”，对其处处设防。绿营兵与湘勇械斗，曾国藩险些遇害，不得不移师衡州练兵。他清醒意识到，只有“别开生面，赤地立新”，才能突破困境，练成劲旅。“别开生面，赤地立新”，就是要打破资源困局，寻找新的路径。其核心是两点：
其一，以“忠义血性”重构组织内核。曾国藩深知，传统团练的散沙状态源于缺乏精神凝聚力，他招募的士兵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对于军官，则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核心是“忠义血性”。
曾国藩还将保卫桑梓与维护名教结合，将军事行动升华为“卫道”之战，以儒家伦理重构湘军精神内核，凝聚人心。《讨粤匪檄》发布月余即有三千余人投军，其中不乏“闭户读书”的儒生。曾国藩提出使命愿景，使湘军从单纯武装力量转型为承载儒家价值观的军事组织，湘军内部成员能够为长远目标，持续齐心协力地奋斗。
其二，用“制度创新”规避体制桎梏。针对绿营兵“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端，曾国藩创立“营官制”：营官由统领选拔，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且士兵需随营官籍贯同乡。他在《营规》中规定：“一营之中，营官如父母，哨官如手足，士兵如子弟，患难相顾，生死相托。”这种层层隶属、责任连带的制度，令湘军形成军令如山的执行力，在作战时，能够“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表现无比的团结精神。
更关键的是，他绕开低效的地方财政，建立厘金制度和捐输的自筹体系。他在江西设立厘金局，月入“约三万两”，基本满足军饷需求。收入来源模式的创新，使湘军摆脱对单一资金来源的依赖，实现了经费上的自主。他得意地说：“饷源既开，不忧匮乏，此乃自立之道也。”
创业者面对资源匮乏时，核心的破局点在于重构组织的价值内核与运行规则。曾国藩感叹“天下事，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正是被激发出来的创新，让湘军在绝境中找到了生路，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战胜了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
湘军崛起，本质是人才体系的胜利。曾国藩坦言：“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从不足千人到31万规模的军事力量，他构建了一套精准高效的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其核心可概括为“士人领山农”。
打破圈层，精准选才。曾国藩摒弃绿营靠关系入伍的陋习，提出“选士人为将，招山农为兵”的标准。他在日记中解释：“士人知礼义，山农少奸猾，二者结合，可成劲旅。”在选拔将领时，他注重“四看”：看志向、看品行、看能力、看口碑。为考察将领，曾国藩常“约见畅谈”，甚至“同榻而眠”以观其品性。曾国藩初见罗泽南时，两人“论经史大义，至夜半不辍”，次日便任命其为营官，因其“虽为诸生，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价值观先行，能力匹配的选才逻辑，让湘军核心团队始终保持凝聚力。实践证明，曾国藩为大量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搭建投笔从戎的广阔舞台，他们纷纷加入曾国藩成大事的阵营中，也成就了他们自己。
扬长避短，动态用才。曾国藩用人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满”。不率冗即是不草率用人，杜绝冗员，核心是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例如他深知左宗棠刚愎自用却谋略过人，遂让其“独当一面，勿受牵掣”；察觉李鸿章精算计、善外交，便派其组建淮军，处理官场关系；发现鲍超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便为其配备参谋型副手多隆阿，嘱其“凡大事可与商议，切勿独断”。更关键的是，他建立试错机制：新将先带小股部队实战历练，根据表现升汰。据《湘军志》统计，湘军将领中“先败后胜，终成大器者”占三成。
言传身教，体系化育才。曾国藩注重人才的培养。他每月朔望，与将领们“会操讲学”，兼授战守兵法与儒学义理。常以书信提点下属短板：劝曾国荃戒躁，“宜学‘缓’字诀”，嘱李元度多实践，“宜多亲历行间，勿徒纸上谈兵”。对李鸿章着意培养，令其参与军机、掌文书、拟奏折，教以“耐”字诀与处事之道，使其“在事上磨出沉潜劲”。他还创立湘军幕府，吸纳郭嵩焘、容闳等各领域人才，让他们在实战中学习成长。据统计，幕府先后走出26位督抚级官员，成为晚清政坛核心力量。
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岗匹配与人才成长。曾国藩在《家训》中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曾国藩通过建立清晰的人才画像，容忍“有缺陷的优秀”，并利用体系化培养实现人才与团队共同成长。
曾国藩的功业图谱，从未缺少失败的刻痕。靖港兵败，悲愤投江，被救起后仍欲自缢；九江战败，被困南昌“呼救无人”；祁门被围，写下遗书准备殉难。但每次绝境，都成为他调整战略、重塑团队的契机，其危机应之道，蕴含着深刻的生存智慧。
直面失败，“复盘式”调整。1854年靖港之败，是曾国藩遭遇的首次重大危机。他亲率湘军水师进攻靖港，因轻敌中伏，数十艘战船被焚，士兵溃散。他“羞愤欲绝，遂投水，左右救之得免”。但清醒后，他没有归咎于兵力不足，反而写下《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痛陈自己调度失宜的三大错误：轻敌冒进、未察地形、指挥混乱。随后，他重新制定战术，“结硬寨，打呆仗”；建立情报网，战前必派间谍摸清敌军虚实；更在给诸将的训令中强调：“以后作战，不求速胜，但求无过，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这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复盘能力，让湘军避免重蹈覆辙。
以“韧性”熬退对手。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是湘军与太平天国的生死决战。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率兵反扑，双方鏖战数十日，湘军死伤惨重，曾国荃部“一日数惊，伤亡逾半”，将领们多次请求撤退。曾国藩却严令：“无论胜负，不准后退，退则以军法从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之时。”为鼓舞士气，他亲赴前线巡营劳军，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露立营外三日，风吹雨打不避”，士兵见之“皆感泣，愿效死力”。最终曾国藩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长期主义”的策略，推动湘军攻克安庆，撕开太平天国的防线，迎来了战争的拐点。
借势破局，“联盟式”突围。湘军连续征战，一度军饷不足濒临崩溃，江西巡抚沈葆桢又“截留厘金”，导致士兵“三日无食，鼓噪欲变”。曾国藩摒弃单打独斗，主动联合胡林翼（湖北巡抚）、左宗棠（浙江巡抚）结成联盟：胡林翼从湖北调拨粮饷支持湘军，左宗棠在浙江牵制太平军兵力，曾国藩则集中兵力主攻南京。三方通过资源互换、战略协同，共同破解了困局。他甚至放下身段，向曾经排挤自己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援，在《致骆秉章书》中写道：“湘中为我辈桑梓，唇亡则齿寒，望公念乡邦之难，助我一臂之力。”最终骆秉章“感其诚”，拨粮支援。曾国藩在困境之中打破零和思维，通过联盟整合资源，实现共生共赢。
优秀的领导者既能在失败中复盘规则，又能以韧性坚守方向，更懂得借势联盟打破困局。曾国藩在《与弟书》中说：“困厄之时，正是著力之处，不可因一挫而自馁。”这种在绝境中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恰是现代创业者最需要的精神钙质。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历程，本质上是一场传统社会中的现代组织实验。从无到有搭建团队，以理念凝聚人心，用制度掌控方向，在绝境中坚守战略，于巅峰时主动求变。这些看似属于历史的智慧，恰是现代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时最需要的生存能力。
在资源过剩而信仰稀缺的今天，曾国藩的“忠义血性”启示我们：组织的核心是价值观共同体，正如他反复强调的“心齐则气盛，气盛则力强”；在快速迭代而耐心缺乏的时代，他的“结硬寨打呆仗”提醒我们：慢即是快，稳扎稳打才能行稳致远，其书信中“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告诫，恰是对“长期主义”的最佳诠释；在强调个人英雄主义的商业叙事中，他的“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告诫我们：团队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挺经》中“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智慧，至今仍闪耀着管理哲学的光芒。
历史从不是故纸堆里的故事，而是照亮现实的镜子。曾国藩与湘军的传奇，或许正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信念、组织、人才与坚守的真理，永远是穿越周期的力量。正如他在《日课十二条》中自勉的“敬、静、纯、淡”四字，既是个人修身之道，亦是组织长青之基——敬事而信，静思而谋，纯粹初心，淡泊名利，方能在波诡云谲的商海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湘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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