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段文字，历来有人认为它不是司马迁写的，像清代的《史记》研究专家梁玉绳，在他的《史记志疑》里列了几条理由，说这部分跟《史记》纪事的下限，跟《汉书》所记更为确切的李陵事迹等，都有矛盾，并认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遭罪，不可能在《史记》里再写这一段，等等。但在汉武帝钦定大狱还没有昭雪的前提下，司马迁只能根据传闻书写李陵后续事迹，因而其中有不准确的地方，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尤其重要的是，《史记》对司马迁而言是一部生命之书，虽然在大的结构上有上下的断限，但他怎么可能自己画地为牢，对既令汉王朝君臣失色，也令他自己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性事件，只字不提呢？至于说这部分文字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是“断非子长笔”，尤其没有道理。相反地，这句话不仅可以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找到类似意思的文句，还正好说明无论在怎样的情境下，太史公都坚守着他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