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知一典】《宋论》：一部看透大宋兴衰的沉思录
评论内容：
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清军入关。王夫之，这位曾在衡山举义旗抗清的学者，在兵败后辗转于湘南山区，数度身陷囹圄，始终拒绝与清廷合作。他始终以“明遗民”自居，晚年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用生命践行着对故国的忠诚。
《宋论》全书共十五卷，以北宋九帝、南宋六帝的统治时期为脉络，系统剖析了宋朝从开国到灭亡的关键节点。王夫之不像传统史学家那样纠结于史料考辨，而是以“势”论史，注重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规律。
在评论宋太祖赵匡胤时，王夫之既肯定其“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又尖锐指出这一举措埋下的隐患：“夫石守信、高怀德之流，非有韩、彭倔强之质也，分节旄，拥镇牙，非有齐、楚跨据之资也。释其兵权而寄以崇阶，安坐而食厚禄，彼亦何求而不帖然？” 但这种“以厚禄赎兵权”的做法，导致将领们“溺于富贵”，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终成宋朝“积弱”之始。
对于宋太宗赵光义，王夫之的批判更为深刻。他认为太宗夺取皇位后，急于证明自身合法性，两次北伐辽国均遭惨败，反而将太祖积累的国力消耗殆尽。“雍熙之败，未有败亡之形也，而宋事始不可为矣。”这种对权力合法性与治国方略关系的探讨，至今仍发人深省。
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当属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王夫之既反对保守派因循苟且的态度，也批判王安石求治太急的激进。他指出变法失败的关键在于用人不当：“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最终使富国强兵的初衷，变成了党争倾轧的工具。这种对改革者动机与效果关系的辩证思考，比单纯的褒贬更具启示意义。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宋论》中，他提出“理势合一”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既有客观趋势（势），也有内在规律（理），否定了“天命论”和“循环论”。这种思想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他特别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却又反对盲目迎合民意。在分析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和议时，王夫之写道：“夫民之怨，非怨和也，怨其和之不以其道也。” 他认为真正的治国者应当 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并正确引导百姓，而不是像南宋统治者那样把苟且偷安当作好处，把害怕战争当作明智。这种既重视民众意愿又强调执政者引导责任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人才选拔上，王夫之批判宋朝科举制度的僵化。在他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可用之才，绝不能止步于试卷上的笔墨功夫，要看他在具体事务中的担当：面对难题时是推诿塞责还是主动破解，处理民生琐事时是敷衍了事还是尽心尽责；探其内在的追求：是汲汲于个人功名，还是真心系念苍生福祉，是固守陈规陋习，还是有革新求变的远见。这种从“纸面”到“实践”、从“外在”到“内在”的评价转向，其实质是对“全人”的重视——人才不仅要有学识，更要有健全的品格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读《宋论》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总能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共鸣。当王夫之批判宋朝“强干弱枝”导致地方活力尽失时，我们会想到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当他感叹“士大夫以清谈误国”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再次浮现。
这部写于三百多年前的著作，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治国难题：
如何在稳定与活力、集权与分权、文治与武功之间找到平衡。
宋朝用守内虚外换来了百年安稳，却也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用重文轻武避免了藩镇割据，却也造就了积贫积弱的困局。
王夫之在书中反复强调“通变”的重要性，治理国家不能固守一套模式，而应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这一思想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任何政策都必须立足现实，既要有历史的深度，也要有时代的温度。
《宋论》的最后一卷，王夫之明确否定将宋亡归因于“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即末代君主的失德与奸臣（如蔡京、秦桧、贾似道、史弥远）的弄权。他认为，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宋亡的根源是长期积累的制度性、政策性弊端，即从军事上“将从中御”（将领无战场指挥权）导致的屡战屡败，到财政上“养兵百万” 却“兵无战力”的资源虚耗，再到行政上“台谏制度”异化为党争工具的监督失效，诸多痼疾相互纠缠，终至无可救药。
今天我们重读《宋论》，不是为了哀叹历史的轮回，而是要学会在历史的镜鉴中汲取智慧。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制度调整，都在回答着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永恒命题。
正如王夫之所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宋论》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一个王朝兴衰的深刻剖析，更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智慧——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妄自尊大，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在借鉴历史的过程中开创未来。这或许就是这部经典穿越千年的当代价值。
当我们谈论宋朝，总会陷入矛盾的想象：它是《清明上河图》里市井喧嚣的繁华盛世，也是崖山之战后十万军民蹈海的悲情王朝；它创造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却在与辽、金、蒙的对峙中始终气短三分。三百一十九年的赵宋天下，为何会走出这样一条“强干弱枝”却终至“树倒猢狲散”的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给出了答案。
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清军入关。王夫之，这位曾在衡山举义旗抗清的学者，在兵败后辗转于湘南山区，数度身陷囹圄，始终拒绝与清廷合作。他始终以“明遗民”自居，晚年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用生命践行着对故国的忠诚。
王夫之像
在石船山的茅屋里，王夫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部史论著作：《读通鉴论》与《宋论》。如果说《读通鉴论》是通过点评《资治通鉴》所载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构建起他“势理合一”的历史哲学体系，那么《宋论》则是选取与明末境遇最相似的赵宋王朝，进行的一场深度病理分析。两部著作如同历史显微镜与望远镜的结合，前者观照通史脉络，后者聚焦特定时代，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论的巅峰之作。
王夫之在《宋论》序言中明言：“引宋事以证今病，非为宋悲，为汉悲也。”这种借古讽今的笔法，源自他亲身经历的国破家亡之痛。当他看到南明小朝廷重蹈南宋偏安覆辙，士大夫们复现“东林党争”式的内耗，不禁在书中发出悲叹——这哪里是在说宋朝，分明是在痛惜大明的命运。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让《宋论》超越了普通的历史评论，成为一部充满家国情怀的政治哲学著作。
纵贯三百年的历史剖析
《宋论》全书共十五卷，以北宋九帝、南宋六帝的统治时期为脉络，系统剖析了宋朝从开国到灭亡的关键节点。王夫之不像传统史学家那样纠结于史料考辨，而是以“势”论史，注重探寻历史事件背后的必然规律。
在评论宋太祖赵匡胤时，王夫之既肯定其“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又尖锐指出这一举措埋下的隐患：“夫石守信、高怀德之流，非有韩、彭倔强之质也，分节旄，拥镇牙，非有齐、楚跨据之资也。释其兵权而寄以崇阶，安坐而食厚禄，彼亦何求而不帖然？” 但这种“以厚禄赎兵权”的做法，导致将领们“溺于富贵”，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终成宋朝“积弱”之始。
对于宋太宗赵光义，王夫之的批判更为深刻。他认为太宗夺取皇位后，急于证明自身合法性，两次北伐辽国均遭惨败，反而将太祖积累的国力消耗殆尽。“雍熙之败，未有败亡之形也，而宋事始不可为矣。”这种对权力合法性与治国方略关系的探讨，至今仍发人深省。
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当属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王夫之既反对保守派因循苟且的态度，也批判王安石求治太急的激进。他指出变法失败的关键在于用人不当：“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惇、曾布之群小。”最终使富国强兵的初衷，变成了党争倾轧的工具。这种对改革者动机与效果关系的辩证思考，比单纯的褒贬更具启示意义。
超越时代的思想光芒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王夫之的历史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在《宋论》中，他提出“理势合一”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既有客观趋势（势），也有内在规律（理），否定了“天命论”和“循环论”。这种思想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他特别强调民心的重要性，却又反对盲目迎合民意。在分析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和议时，王夫之写道：“夫民之怨，非怨和也，怨其和之不以其道也。” 他认为真正的治国者应当 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并正确引导百姓，而不是像南宋统治者那样把苟且偷安当作好处，把害怕战争当作明智。这种既重视民众意愿又强调执政者引导责任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人才选拔上，王夫之批判宋朝科举制度的僵化。在他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为可用之才，绝不能止步于试卷上的笔墨功夫，要看他在具体事务中的担当：面对难题时是推诿塞责还是主动破解，处理民生琐事时是敷衍了事还是尽心尽责；探其内在的追求：是汲汲于个人功名，还是真心系念苍生福祉，是固守陈规陋习，还是有革新求变的远见。这种从“纸面”到“实践”、从“外在”到“内在”的评价转向，其实质是对“全人”的重视——人才不仅要有学识，更要有健全的品格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读《宋论》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总能让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共鸣。当王夫之批判宋朝“强干弱枝”导致地方活力尽失时，我们会想到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当他感叹“士大夫以清谈误国”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再次浮现。
这部写于三百多年前的著作，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治国难题：
如何在稳定与活力、集权与分权、文治与武功之间找到平衡。
宋朝用守内虚外换来了百年安稳，却也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用重文轻武避免了藩镇割据，却也造就了积贫积弱的困局。
王夫之在书中反复强调“通变”的重要性，治理国家不能固守一套模式，而应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这一思想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任何政策都必须立足现实，既要有历史的深度，也要有时代的温度。
《宋论》的最后一卷，王夫之明确否定将宋亡归因于“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即末代君主的失德与奸臣（如蔡京、秦桧、贾似道、史弥远）的弄权。他认为，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宋亡的根源是长期积累的制度性、政策性弊端，即从军事上“将从中御”（将领无战场指挥权）导致的屡战屡败，到财政上“养兵百万” 却“兵无战力”的资源虚耗，再到行政上“台谏制度”异化为党争工具的监督失效，诸多痼疾相互纠缠，终至无可救药。
今天我们重读《宋论》，不是为了哀叹历史的轮回，而是要学会在历史的镜鉴中汲取智慧。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到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制度调整，都在回答着如何实现长治久安的永恒命题。
正如王夫之所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宋论》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一个王朝兴衰的深刻剖析，更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智慧——既不盲目复古，也不妄自尊大，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在借鉴历史的过程中开创未来。这或许就是这部经典穿越千年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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