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在世界舞台上一度表现得像个社会愤青，面对列强时总感觉很不服气：老子进行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随时都在准备翻盘。
于是，洋务搞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清政府底气逐渐足了，腰板逐渐硬了，嗓门逐渐亮了。
眼看着就可以和洋人叫板了，不料日本这时跳了出来，劈头盖脸一顿打，居然把中国打败了。
在亚洲，中国当了几千年的老大，没想到最后被一个自己从没正眼看过的日本给搞趴下了。清政府彻底没有脾气了，本来想吃肉，没想到连粥都有可能喝不上。
但是，一个愤青倒下，千万个愤青立马又站了起来。有人认为，我大清帝国就是吃肉的命，没有肉，饿着也绝不该去喝粥。现在我们中国这头雄狮已经醒了，可惜着了凉，浑身无力，不过不是什么大病，给开剂药吃下就好了。
准备给大清帝国开药的人叫康有为。

和中国其他医生不同的是，康有为开的药不是中草药，而是西药，名字叫“维新变法”。康有为认为，只要这一剂药吃下去，保管中国这头雄狮又能活蹦乱跳，吃肉喝酒，张嘴即有。
“维新变法”这剂药其实是康有为自己配的，并没有经过临床试验，至于药效如何，估计他自己心里也没底。但康有为对外宣传的时候比某些电视广告还能唬人——这剂药一定而且肯定能治疗中国的贫弱之病。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有些人是信了，而且信得厉害，其中就包括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等人。时间长了，本来还半信半疑的康有为也变得完全相信了。
需要说明的是，康有为等人用“维新变法”来救治中国，不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能吃得起肉，而且还营养过剩。如康有为他爸干过知县，谭嗣同的老爸更是官至湖北巡抚，他们都算是标准的官二代。梁启超和严复拼爹虽然拼不过康、谭，但他们家也都不是靠刨土地生活的。而其他倡导“维新变法”的人也多是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来的。

所以说，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康有为还是有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念头。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打小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但相对来说，他更喜欢读一些课外书。他认为，圣人之道虽然有道理，可很难运用到现实中来，所以他比较推崇“经世致用”——尤其是当他目睹民族危机和国家衰败的情景后。
1879年，康有为去香港自助游，看到香港街道繁华、建筑瑰丽，地上没有垃圾，墙上没有涂鸦，“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旅游回来后，他又读了一遍《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还买了张世界地图进行研究，开始有意识地了解西方。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高考（顺天府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回来时途经上海，再次感叹在资本主义浸淫下的城市之繁华，很受刺激。于是他买了大量图书，到家后便饥不择食地去读，试图从里面找寻一些救国真理。

但是，古、今文经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康有为经过“考证”，在《新学伪经考》这本书中认为，自东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了帮助其篡汉建立“新朝”而伪造的，只能称之为“新学”，是伪经。而孔子，则一直希望“托古改制”，是个铁杆的改革派。
这无疑是向绝对权威公开叫板，康有为掀起的这场思想大飓风刮得“古文经”的忠实粉丝睁不开眼。
当然，康有为的这个论断也未必依据的是真实的历史，但它却十分符合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从而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从效果来看，康有为的目的已初步达到。
《孔子改制考》初刊于1898年。康有为在该书中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六经”不过是他托古改制的范本，目的就是借古圣先贤的言论，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此外，康有为还在这本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他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
这些观点自然又引起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认为康有为这是“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康有为才没心情搭理这帮人，只把飞溅而来的唾沫归拢一下，充当维新变法的润滑剂。
不过，康有为的这些观点有不少比较主观，连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都说，为了印证自己的思想，他（康有为）“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再加上康有为毕竟是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他不愿也不能与儒家思想彻底决裂。否则，他也不会“处心积虑”地披着孔子的外衣来展示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又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看见了没有，这就是康有为与孙中山之间的区别。
（未完待续……）
（摘自《鬼脸历史课·图说中国近代史》，原标题为《清政府的愤青之路和康有为的政治炸弹》，文章内个别图片为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