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宝库中，故宫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座大大的宝库。故宫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兼具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功能与特色，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堪称博大精深、魅力无穷的中国历史文化宝藏。

近读章宏伟先生新作《故宫掌门人（1925—1949）》（中华书局2025年3月版），使我对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来龙去脉、历史谜团、时代变迁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该书内容如编者指出的：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如何演变为如今的博物院的？在演变过程中，是谁在为它谋划未来，想尽办法保存其中的文物珍品和历史遗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它和它的历任掌门人又经历和见证了哪些历史？这些正是作者要回答的问题。从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到1949年间，风雨飘摇中的故宫见证了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七位掌门人的智慧与勇气。在文化政治的大变局中，他们和众多有识之士历尽艰辛，为保护故宫和中华珍贵文化遗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包括故宫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灿烂文明，传承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烙上时代印记，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科技、军事等状况，记载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是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故宫掌门人（1925—1949）》“以人为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或侧面（即“掌门人”）来探寻故宫从旧时私家独享的皇宫到面向社会公众的现代博物馆的历史轨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并对故宫保护有多方面贡献的易培基就曾说：“故宫者，我国数千年之所萃，自成立博物院以来，昔之所谓秘殿宝笈，一夫所享有者，今已公诸国人矣。”而新式博物院的成立和开放，无疑有助于文化之普及和“增进新进之文明”。在本书中，作者逐一叙写各掌门人之人生经历，总结其在故宫博物院建设中的作用与地位，一改往日大多数同类研究的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的干瘪面貌。有人物，就有血肉，有故事，有关系网络，也就有更值得反复咀嚼的历史况味。

作为一部严谨科学的史学论著，作者立足于扎实的一手史料、充分的学理论证，对于与故宫相关的诸多重要人和事进行了或开拓性的研究，或正本清源式的纠偏，或廓清迷雾的历史真相还原。新史料的发掘、新角度的切入、新观点的提出时有所见。比如，对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如何评价，故宫博物院成立是不是政府行为，怎样看待段祺瑞在故宫博物院建设中的作用，李煜瀛为何于故宫博物院“功在首位”，庄蕴宽为什么两拒故宫驻军，江瀚对故宫文物的保全有什么样的建言献策，易培基出售金器违法案真相如何，对马衡为何要浓墨重彩予以书写，等等，作者都有建立在扎实历史资料（包括稀见档案）基础上的论述与评价。而对于某些材料还不充分、问题尚不很清楚的人物和事件，作者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对王士珍，就说他“掌理故宫博物院的建树，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从故宫接收委员的揭帖中可知做得还是不错的，有待继续研究”。

《故宫掌门人（1925—1949）》既是优秀的学术专著，又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书中对故宫相关知识的梳理、对大内档案及珍贵文献的引述、对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说，再辅之以一百多幅重要的珍稀历史图片，图文并茂中提高与普及结合，很好地呈现了故宫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意蕴。章宏伟先生浸淫故宫和故宫学近三十年，得天时地利之便，继《故宫问学》《作为学问的故宫学》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新著，确实值得向读者推荐。作者在书中指出，紫禁城由皇宫转向博物院，所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向民众渗透、破除帝王权威、扫除旧有势力的观念，从而严厉地摧毁皇室权威和尊严。李煜瀛曾希望：“故宫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一个死的故宫，而且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一个活的故宫。”今天，深入发掘并研究故宫和故宫学，无疑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章宏伟先生论著对当今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和中国人，必将提供十分有益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