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剑 既博且精 ——评《袁同礼年谱长编》
评论内容：
雷强所撰《袁同礼年谱长编》，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五册，320多万字，耗费作者十年之功，可谓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份收获。
袁同礼（1895—1965）是对我国图书馆现代化事业颇有贡献的人物，不仅常年主持相关机构工作，而且致力于海外中国古籍善本与文物的追索。翻阅《袁同礼年谱长编》，笔者获得了极多新知，感到这部书具有多重价值。
其一，该书是一部袁同礼个人生命史。年谱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物传记体裁，描述传主生命史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本书挖掘整理了很多学界极少了解的袁同礼生平资料，比如他主持清华图书馆期间曾协助清华白话文学研究会开展活动，在清华寄售《新潮》，与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多有交往。
其二，它是一部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从19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袁同礼曾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他主持确立的业务格局，至今在国家图书馆的业务体系中仍可见影响。该书以一半篇幅记述袁同礼主政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的事业与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史著作。此外，袁同礼还曾短期主持清华学校图书馆、广东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部，又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他是北京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及首任会长，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长期主持两个协会的会务。该书以丰富史料展现了袁同礼在多家图书馆的工作情况，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历程。
其三，它还是一部个人视角的近代文化史。袁同礼的事业不仅在于图书馆界，还涉及博物馆界、教育界：他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清华学校，后来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职；他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担任过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他参与众多学术团体，如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等；他和中外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这一点从本书人名索引近2000个条目即可略见一斑。
本书还涉及一些图书界的重要事件，如海外敦煌文献调查、流散《永乐大典》调查与整理、影印《四库全书》等，从袁同礼经历的角度提供了更多更具体的史料。
翻阅《袁同礼年谱长编》，笔者感觉该书最大的优点是资料丰富、整理精审。
先说资料方面。该书收录大量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史料，以及报刊报道、其他人物研究著作中的资料，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文献来源渠道。其所得之丰，从多达3182页的篇幅就可以有直观感受。最值得称道的，是收录众多海外机构存藏的档案和书信，以及很多私家收藏的资料，这是作者费尽周章、不辞辛劳地多方联络获取的，也是本书超过此前同类资料集和著作之处。
再说整理方面。作者做文本整理工作，作风严谨细密。该书的文献录文颇下了一番功夫，提供了史料的规范整理文本。对于书信，保留了原格式，有的还保留了原有的旧式标点，让读者得以尽可能感受原作的风貌。条目下的按语，不仅解释了很多人物、事件，还一一指出资料中出现的排印错误，给读者以准确的信息。
文本整理之外，本书还在按语、脚注中做了大量的史料辨析、史事考证工作。比如全书第一条，便根据袁同礼自己填写的申请表，更正了其出生日期，澄清了长期的误传。又如，纠正了《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将1945年11月21日袁同礼致钱存训函系于1942年的错误。此类例子甚多，兹不赘举。
作为一种著述体裁，年谱长编的长处在于按日排比资料，展现人物、事件的脉络与面貌。在精心整理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更深入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就成为可能。比如，该书全面搜集袁同礼的论著、文章并加以介绍，如果文章没有收入《袁同礼文集》，则在按语中说明。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袁同礼年谱长编》将为袁同礼本人和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线索。
（作者：刘波，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袁同礼年谱长编》雷强 撰 中华书局
雷强所撰《袁同礼年谱长编》，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五册，320多万字，耗费作者十年之功，可谓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份收获。
袁同礼（1895—1965）是对我国图书馆现代化事业颇有贡献的人物，不仅常年主持相关机构工作，而且致力于海外中国古籍善本与文物的追索。翻阅《袁同礼年谱长编》，笔者获得了极多新知，感到这部书具有多重价值。
其一，该书是一部袁同礼个人生命史。年谱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物传记体裁，描述传主生命史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本书挖掘整理了很多学界极少了解的袁同礼生平资料，比如他主持清华图书馆期间曾协助清华白话文学研究会开展活动，在清华寄售《新潮》，与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多有交往。
其二，它是一部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从192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袁同礼曾长期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他主持确立的业务格局，至今在国家图书馆的业务体系中仍可见影响。该书以一半篇幅记述袁同礼主政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的事业与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史著作。此外，袁同礼还曾短期主持清华学校图书馆、广东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部，又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他是北京图书馆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及首任会长，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长期主持两个协会的会务。该书以丰富史料展现了袁同礼在多家图书馆的工作情况，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历程。
其三，它还是一部个人视角的近代文化史。袁同礼的事业不仅在于图书馆界，还涉及博物馆界、教育界：他就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清华学校，后来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教职；他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担任过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他参与众多学术团体，如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等；他和中外文化界人士有广泛的交往，这一点从本书人名索引近2000个条目即可略见一斑。
本书还涉及一些图书界的重要事件，如海外敦煌文献调查、流散《永乐大典》调查与整理、影印《四库全书》等，从袁同礼经历的角度提供了更多更具体的史料。
翻阅《袁同礼年谱长编》，笔者感觉该书最大的优点是资料丰富、整理精审。
先说资料方面。该书收录大量档案、书信、日记等第一手史料，以及报刊报道、其他人物研究著作中的资料，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文献来源渠道。其所得之丰，从多达3182页的篇幅就可以有直观感受。最值得称道的，是收录众多海外机构存藏的档案和书信，以及很多私家收藏的资料，这是作者费尽周章、不辞辛劳地多方联络获取的，也是本书超过此前同类资料集和著作之处。
再说整理方面。作者做文本整理工作，作风严谨细密。该书的文献录文颇下了一番功夫，提供了史料的规范整理文本。对于书信，保留了原格式，有的还保留了原有的旧式标点，让读者得以尽可能感受原作的风貌。条目下的按语，不仅解释了很多人物、事件，还一一指出资料中出现的排印错误，给读者以准确的信息。
文本整理之外，本书还在按语、脚注中做了大量的史料辨析、史事考证工作。比如全书第一条，便根据袁同礼自己填写的申请表，更正了其出生日期，澄清了长期的误传。又如，纠正了《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将1945年11月21日袁同礼致钱存训函系于1942年的错误。此类例子甚多，兹不赘举。
作为一种著述体裁，年谱长编的长处在于按日排比资料，展现人物、事件的脉络与面貌。在精心整理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更深入的综合研究、专题研究就成为可能。比如，该书全面搜集袁同礼的论著、文章并加以介绍，如果文章没有收入《袁同礼文集》，则在按语中说明。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袁同礼年谱长编》将为袁同礼本人和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线索。
（作者：刘波，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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