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学史观的建构——评《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
评论内容：
文学史的书写，可以采取一种中正无偏颇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呈现文学史知识的本来面目；也可以采取一种高屋建瓴式的阐述模式，对文学史进行学理的建构和理论的洞察。若依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前者重在史学，后者重在史识。这部《文脉的演进》，显然是以史识见长。陈引驰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纵向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中国文学的三个“轴心时代”，即先秦时代、中唐至唐宋之交、近现代。
先秦的核心经典与意识是“诗骚”，一直到中唐，文学界最为推崇的依然是继承了《诗经》《楚辞》精神的作品，在品评人物的时候，也会追溯到诗骚的渊源上去。例如钟嵘《诗品》追溯五言诗的源头是《国风》《小雅》和《楚辞》，李白感叹“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依然主张“近风骚”“亲风雅”。
宋之后，诗骚传统虽然还在讲，并未熄灭，但诗人文士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对诗骚的继承，而是宋与唐的关系，宋如何与唐不同？宋与唐孰优孰劣？尊唐抑宋还是唐宋并举？文学史上绵延千年的唐宋之争从未消歇过，即使在这争论之中，也有援引诗骚来为自己尊唐祧宋立说张本的，但从根本上讲，文坛争辩的核心问题是唐宋，而非诗骚。陈引驰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精准而富有新意。
到了近代，在外来文明的强势参与之下，文学史的演进变得格外复杂，从诗骚到唐宋的文学只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演进，但近现代的新文学家，“实际上跟《诗经》《楚辞》，跟唐诗宋词距离很远很远，他们认的传统是什么？他们认的传统根本不是中国的了，可能认易卜生，认托尔斯泰，认这些外国的作家了。”（第52页）在梳理了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身份的变动、语言的刷新等一系列变折之后，虽然本书认为这些“在既往的文学史上，都曾发生过”，但还是承认“这些变折的情状，不是既往的两个轴心时代的文学所能涵括和荫蔽的”（第525页），我想，这是在委婉指称，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断裂大于联系吧。
在三个时代的划分之外，本书还有另一条线索，即陈引驰所指出的“核心文类”这一概念的转移。所谓“核心文类”，指的是在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全书各讲之中，表现出很明显的对于文类的关注。陈引驰将韵文、散文概括为先秦时期的核心文类。讲到秦汉，他在书中第四讲中介绍了秦汉政论史传，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政论、史传、子书等，之后两讲他分述辞赋与诗歌，用这样三个核心文类概括秦汉的文学，最能体现其时文学脉络的演变。在论汉赋的专章末尾讲“诗赋之消长”，集中讨论了诗赋地位交替的问题——以南北朝为关键节点，此前赋的地位明显高于诗，此后诗的地位逐渐抬升，与赋并驾齐驱，并且最终超过赋。其后的各讲，六朝诗歌、唐宋诗之争与唐宋文的承传，已将诗歌作为其后文学史的核心文类来看待，诗歌在文学史上有着高度统治力。也许读者会质疑，该书为何在晚近时期不提小说、戏曲、俗文学的崛起？其实，回到历史语境中，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即便小说戏曲在底层民众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也无法与诗文这种正宗文类并驾齐驱。该书是以一种鸟瞰的视角来讲述文脉的演进，故而力求抓主要，抓根本，宜粗不宜细。
有了这一重文类视野后，再回头看陈引驰所标定的中国文学三个轴心时代，其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重身份的经典，在经学家看来是王政轨辙，记载了国家政治的兴衰，其中许多篇章含有比兴美刺，后代经学家也将其视为谏书，微言大义；而在文学的视野中，它首先是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之一，在审美与体式上都有着起源的意义。《楚辞》在后代或可称赋，或可称诗，也常常被视为赋的源头之一。诗骚合称，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审美标准，但从文体上看，则是汉魏六朝诗与赋两大核心文类的源头。陈引驰认为，先秦诸子对于后代的影响更多在于思想上而非体式上，也是出于一种文体的考量。如果细较起来，未必思想性的内容就不能成为先秦时代的“轴心”，这样以文明发展为核心，也许更符合雅斯贝尔斯的原意吧。舍诸子而尊诗骚为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核心，正是出于文体方面的考量。
到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即中唐到唐宋，其背后固然有唐宋变革论这一重理论背景，而陈引驰则花费大量篇幅阐说唐宋诗之争，以及这种争论如何影响第二个与第三个轴心时代之间文脉的演进。
到了近现代，传统核心文类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其变化之巨、变化之多、变化之快已足以表明古代文学正逐步让位于新文学，这也是以一种核心文类的视角来理解文学的转型。
在日常的授课与谈话中，陈引驰经常强调，文体是中古文学的核心，结合他长期勤耕古代文学史前半段的经历，应当说，他对中国文学史三个轴心时代的划分与编排背后有着很浓厚的辨体意识，或者进一步说，这一部讲演录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视野，乃是他多年深耕文学史所形成的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展开。
如此，我们对于这一部《文脉的演进》便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这部文学史讲演录相对于现有的文学史而言，是非常独特的，或者用陈引驰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主体性的展现：“回到文学史，要追溯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因果，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并不重在对文学历史知识的系统呈现，而是一种文学史观的建构。他用一种带有自身鲜明风格的叙述，重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富有思想启迪的文学史著作，相信读者会开卷有益，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5日 12版）
20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呼吁：“在文学史篇幅越来越庞大的当前，我们更希望能够读到部头不太大，而有思想、有个性、闪现智慧和风格的《中国文学史》。思想性、个性化，应该是新世纪学者撰著《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方向。”（《1600部〈中国文学史〉不能完全抹煞》）近日捧读陈引驰教授新著《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以下简称《文脉的演进》），眼前一亮，这正是部头不大而有思想、有个性、闪现智慧和风格的一部文学史著。
陈引驰 著
中华书局
文学史的书写，可以采取一种中正无偏颇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呈现文学史知识的本来面目；也可以采取一种高屋建瓴式的阐述模式，对文学史进行学理的建构和理论的洞察。若依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前者重在史学，后者重在史识。这部《文脉的演进》，显然是以史识见长。陈引驰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纵向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中国文学的三个“轴心时代”，即先秦时代、中唐至唐宋之交、近现代。
先秦的核心经典与意识是“诗骚”，一直到中唐，文学界最为推崇的依然是继承了《诗经》《楚辞》精神的作品，在品评人物的时候，也会追溯到诗骚的渊源上去。例如钟嵘《诗品》追溯五言诗的源头是《国风》《小雅》和《楚辞》，李白感叹“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依然主张“近风骚”“亲风雅”。
宋之后，诗骚传统虽然还在讲，并未熄灭，但诗人文士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对诗骚的继承，而是宋与唐的关系，宋如何与唐不同？宋与唐孰优孰劣？尊唐抑宋还是唐宋并举？文学史上绵延千年的唐宋之争从未消歇过，即使在这争论之中，也有援引诗骚来为自己尊唐祧宋立说张本的，但从根本上讲，文坛争辩的核心问题是唐宋，而非诗骚。陈引驰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精准而富有新意。
到了近代，在外来文明的强势参与之下，文学史的演进变得格外复杂，从诗骚到唐宋的文学只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演进，但近现代的新文学家，“实际上跟《诗经》《楚辞》，跟唐诗宋词距离很远很远，他们认的传统是什么？他们认的传统根本不是中国的了，可能认易卜生，认托尔斯泰，认这些外国的作家了。”（第52页）在梳理了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身份的变动、语言的刷新等一系列变折之后，虽然本书认为这些“在既往的文学史上，都曾发生过”，但还是承认“这些变折的情状，不是既往的两个轴心时代的文学所能涵括和荫蔽的”（第525页），我想，这是在委婉指称，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断裂大于联系吧。
在三个时代的划分之外，本书还有另一条线索，即陈引驰所指出的“核心文类”这一概念的转移。所谓“核心文类”，指的是在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体。全书各讲之中，表现出很明显的对于文类的关注。陈引驰将韵文、散文概括为先秦时期的核心文类。讲到秦汉，他在书中第四讲中介绍了秦汉政论史传，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政论、史传、子书等，之后两讲他分述辞赋与诗歌，用这样三个核心文类概括秦汉的文学，最能体现其时文学脉络的演变。在论汉赋的专章末尾讲“诗赋之消长”，集中讨论了诗赋地位交替的问题——以南北朝为关键节点，此前赋的地位明显高于诗，此后诗的地位逐渐抬升，与赋并驾齐驱，并且最终超过赋。其后的各讲，六朝诗歌、唐宋诗之争与唐宋文的承传，已将诗歌作为其后文学史的核心文类来看待，诗歌在文学史上有着高度统治力。也许读者会质疑，该书为何在晚近时期不提小说、戏曲、俗文学的崛起？其实，回到历史语境中，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即便小说戏曲在底层民众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也无法与诗文这种正宗文类并驾齐驱。该书是以一种鸟瞰的视角来讲述文脉的演进，故而力求抓主要，抓根本，宜粗不宜细。
有了这一重文类视野后，再回头看陈引驰所标定的中国文学三个轴心时代，其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重身份的经典，在经学家看来是王政轨辙，记载了国家政治的兴衰，其中许多篇章含有比兴美刺，后代经学家也将其视为谏书，微言大义；而在文学的视野中，它首先是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之一，在审美与体式上都有着起源的意义。《楚辞》在后代或可称赋，或可称诗，也常常被视为赋的源头之一。诗骚合称，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审美标准，但从文体上看，则是汉魏六朝诗与赋两大核心文类的源头。陈引驰认为，先秦诸子对于后代的影响更多在于思想上而非体式上，也是出于一种文体的考量。如果细较起来，未必思想性的内容就不能成为先秦时代的“轴心”，这样以文明发展为核心，也许更符合雅斯贝尔斯的原意吧。舍诸子而尊诗骚为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核心，正是出于文体方面的考量。
到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即中唐到唐宋，其背后固然有唐宋变革论这一重理论背景，而陈引驰则花费大量篇幅阐说唐宋诗之争，以及这种争论如何影响第二个与第三个轴心时代之间文脉的演进。
到了近现代，传统核心文类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其变化之巨、变化之多、变化之快已足以表明古代文学正逐步让位于新文学，这也是以一种核心文类的视角来理解文学的转型。
在日常的授课与谈话中，陈引驰经常强调，文体是中古文学的核心，结合他长期勤耕古代文学史前半段的经历，应当说，他对中国文学史三个轴心时代的划分与编排背后有着很浓厚的辨体意识，或者进一步说，这一部讲演录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视野，乃是他多年深耕文学史所形成的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展开。
如此，我们对于这一部《文脉的演进》便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这部文学史讲演录相对于现有的文学史而言，是非常独特的，或者用陈引驰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主体性的展现：“回到文学史，要追溯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因果，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并不重在对文学历史知识的系统呈现，而是一种文学史观的建构。他用一种带有自身鲜明风格的叙述，重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富有思想启迪的文学史著作，相信读者会开卷有益，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5日 12版）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