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晚明大变局的历史反思——《重写晚明史》读后
评论内容：
近年以来，史学界与读书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相对关注中国帝制时代各大王朝的晚期历史，三国前夜的东汉晚期与晚唐、晚宋、晚明和晚清，都有重磅的佳作问世。毫无疑问，在晚明史领域，以樊树志先生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最为厚重，也最具影响力，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巨著。
2015年，著者首先推出《晚明大变局》，成为其后来《重写晚明史》系列的导论卷。近十年来，“晚明大变局”作为历史命题，不仅在明史界，而且在中国史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已然形成一种共识。
《晚明大变局》与其后问世的《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晚明七十年的历史长卷：张居正新政与万历盛世的登场，国本之争与万历晚年的怠政，东林士人与阉党专权的斗争；崇祯初政对阉党的清算，思宗的刚愎求治与朝臣的倾轧乱政，随之而来的辽东危机步步进逼，民众动乱如火如荼，晚明政权在攘外与安内之间进退失据，回天无力，坐看王朝覆灭，江山易主。全书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殷鉴：由于政治体制变革的全然缺位，无法构建消弭内忧外患于无形的制度保障，一度催生经济繁荣而傲视世界的晚明终于无奈地走向“王朝的末路”，落得“冷清清的落照”，唯留后人将“兴亡看饱”。《重写晚明史》系列据严谨详赡的史实，以酣畅淋漓的叙事，秉真见识，运大手笔，评说大时代激成的大变局，处处可见著者入世之情怀，卓荦之见识。
笔者原想就这部大书“四平八稳”地作点评述，说点感想。也列了几点，诸如：学术积累上，储备丰厚，喷薄而出；布局结构上，独具裁断，精心结撰；思路立论上，视野宏阔，胜义纷披；行文特色上，文笔优美，寄寓遥深。然而，这些评点的铺陈展开，其他学者都已涉及，论述也比我更见出彩。于是，决定变换视角，对著者率先倡论与深入阐述的晚明大变局，谈点历史反思。
一
所谓晚明大变局，主要指两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全球史的视域。晚明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也就是随着15世纪末叶至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贸易的冲击波席卷东西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为加速，晚明也无例外地裹挟其中。二是立足于晚明的变化。自16世纪起，其内部也呈现出诸多的新气象，经历着自己的大变局。除了前述半被动半主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大潮，突破了“海禁-朝贡”的旧体制，显现出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的趋势，由王阳明、李卓吾引领的思想解放潮流蔚然成风，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涌现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还开启了文人结社与言论风起的新局面。
著者提出了两个独到的观点，启发读者作进一步思考。他首先指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按诸历史，这一结论无疑是成立的。史学界曾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尽管是否如此，迄今未有定说，但从嘉靖到万历的经济领域里，新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确有充分的表现，著者在其《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里也有出色的探讨。这些新现象之所以出现，既有来自晚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驱力，也有因应贸易全球化影响的因素。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与欧洲“几乎同步”的中国近代化虽有如此不俗的开局，却未能实现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型；而与明代几乎同步启程的西方近代化，却顺利走出了中世纪。
已故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曾认为，中国若要完成近代化转型就必须“走出中世纪”的论断，并出版了以之命名的两部著作：《走出中世纪》与《走出中世纪二集》。在非正式场合，另一位已故明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对“走出中世纪”的说法有所修正，他强调：帝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主动走出中世纪，而只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结合三位史家的高见，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与欧洲几乎同步启动的中国近代化之路，没能在晚明大变局中开花结果？答案只能从晚明内部去寻找。关键在于，晚明没能及时把握住全球化大变局的时机，没能成功完成自身的历史大变局，而后在内忧（以李自成为首的全国性民变）与外患（满清进关与入主中原）的双重夹击下，导致了明清鼎革。历史学界把秦汉视为第一帝国，唐宋作为第二帝国，明清划入第三帝国。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专制统治明显进阶一级，而清朝的独裁更比晚明变本加厉。由于改朝换代，业已开局的晚明近代化原应跟上全球近代化的节奏，却重新堕入“死结循环”，近代化步伐戛然中止。直到鸦片战争后，这一进程才被动再启。而这时的西方，不仅早早完成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而且迎来了以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近代化尽管早在晚明就开其端倪，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甚至连晚集都没能赶上。
著者的第二个论点指出：用全球史眼光看来，“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在近代化转型的历史理路上，两次大变局之间确乎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提示有其真知灼识。著者这样解释：“所谓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的道路并非笔直向前，有时也会停滞甚至倒退，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回顾历史，康熙在位，对西方科技还有所关注与引进，尚能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在人文与政制上却坚持拒斥的政策；及至乾隆晚年，尤其马戛尔尼事件后，国门被再次严实地封闭，中国自觉与全球近代化完全脱钩，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自我幻觉之中。不容置辩的是，近代化进程在清朝前中期基本陷于停顿。而到晚清大变局重启之时，中西科技与文化的差距远远大于晚明的节点，中国近代化面临的前途更为严峻与棘手。从大历史来看，从晚明大变局的悲壮落幕，到晚清大变局的再次启动，中间竟整整相隔二百年。虽说近代化之路并非笔直向前的，但二百年的停步不前，也未免代价太大，路程太绕了吧！如今之世，又是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与应对这一大变局，能否顺利冲出前辈史家设喻的“历史三峡”，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恐怕值得每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
二
实际上，上述两个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即制度才是要害所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上取得卓越成果的制度经济学派研究者，他们的代表作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一书名也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国家，晚明为什么最终会失败，从而痛失在世界大变局中及时转型的机会。制度经济学派着眼的，并不限于经济制度，更重视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制度。他们的结论指出：“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这是基于，没有包容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包容的经济制度；即便因经济内驱力而萌生出相对包容的经济制度，由于没能建成真正包容的政治制度，也必然导致貌似包容的经济制度难以持久而功亏一篑。
反观晚明，也尝试了某些改革，最著名的就是张居正改革，希冀解决明帝国专制政体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治社会问题。改革之初还试图整顿吏治，但随即退缩回避，专注于经济领域，尤其集中于赋役改革。张居正改革确实为晚明暮景涂上了一抹亮色。但由于仅触及经济改革，充其量只迎来专制王朝的短暂中兴而已。由于缺失政治制度改革，晚明的体制性贪腐在王朝周期律下癌症般地扩散。各个层级的官僚，连御史、巡按这样的监察大员都深陷腐败的黑洞，即便张居正本人也以首辅之尊聚敛贪贿，都是不争的事实。
自立国之初起，明代专制皇权就缺少制衡机制，及至晚明，更是病入膏肓。张居正死后，万历帝的独裁意识迅速抬头，权力欲膨胀而近乎偏执，虽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在“酒色财气”的交互作用下，随着健康每况日下，对政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朝堂之上，士大夫官僚的党争越演越烈，而党争本来就是君主专制天然的伴生物。崇祯即位，因清算阉党而自我感觉良好，便更以猜忌的个性独断朝纲，面对腐朽入骨的体制，厉行苛急繁剧的决策，还自以为明察，殊不知已陷入危局。也由于晚明的专制政体与君主独裁，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流向悬殊不公与极端失序，不仅让全球化贸易、市场经济与赋税改革的红利耗尽，还把失去生计的底层民众逼上揭竿而起的绝路。面对日益紧逼的外患与内忧，专制政权应对失据，不仅错失了迈向近代化的机遇，而且促成了清朝以更独裁的体制统治中国，让一度发轫的近代化转型中断了两个世纪。总之，中国近代化的转型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晚明政体的本身，不应该一股脑儿推诿给清朝的专制统治。
思想领域同样如此。在晚明大变局中，王守仁与李贽等思想家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专制政权却动用政治权力粗暴干预与严酷打压，阳明学被诬为“伪学”，李贽因异端思想而成为专制政权无法容忍的“政治犯”。正如《晚明大变局》所说：这些“并非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诚然，思想解放的进路有其内在的轨迹，以王夫之、黄宗羲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为推进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但令人扼腕的是，明清易代不久，独裁君主就祭起了文字狱的大棒，整肃异端思想，镇压异己分子，早期启蒙思想先是被迫转入地下，继而被头挂退而噤声绝迹。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启蒙思想才再次萌蘖发芽，两者之间竟也悬隔了将近二百年。追诘近代启蒙思想的绝响与夭折，清代君主独裁及其文字狱暴政当然难脱干系；但倘若晚明不亡，从李卓吾的命运也不难推断启蒙思想家可能的下场。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专制政体下不可避免的痼疾造成的。
这也让人联想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某一章标题那发聋振聩的提醒：“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制度，制度，制度”。晚明大变局从历史角度印证了这一灼见卓识。
回望西方近代化的历程，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美国借助宪政制度，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确立了晚明政体绝不可能拥有的制度优越性，彻底完成了近代化转型，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的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而晚明因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不能也不敢改变君主专制的政体本质，必然走不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警示的死结循环：“政治上的榨取制度与经济上的榨取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于是，晚明不得不接受历史大变局中最负面的结局，最终丧失了跟上全球近代化的历史机缘。而这正是《重写晚明史》留给当下对晚明大变局最沉重的历史反思。
《重写晚明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4年8月版
近年以来，史学界与读书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相对关注中国帝制时代各大王朝的晚期历史，三国前夜的东汉晚期与晚唐、晚宋、晚明和晚清，都有重磅的佳作问世。毫无疑问，在晚明史领域，以樊树志先生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最为厚重，也最具影响力，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巨著。
2015年，著者首先推出《晚明大变局》，成为其后来《重写晚明史》系列的导论卷。近十年来，“晚明大变局”作为历史命题，不仅在明史界，而且在中国史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已然形成一种共识。
《晚明大变局》与其后问世的《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晚明七十年的历史长卷：张居正新政与万历盛世的登场，国本之争与万历晚年的怠政，东林士人与阉党专权的斗争；崇祯初政对阉党的清算，思宗的刚愎求治与朝臣的倾轧乱政，随之而来的辽东危机步步进逼，民众动乱如火如荼，晚明政权在攘外与安内之间进退失据，回天无力，坐看王朝覆灭，江山易主。全书深刻揭示了历史的殷鉴：由于政治体制变革的全然缺位，无法构建消弭内忧外患于无形的制度保障，一度催生经济繁荣而傲视世界的晚明终于无奈地走向“王朝的末路”，落得“冷清清的落照”，唯留后人将“兴亡看饱”。《重写晚明史》系列据严谨详赡的史实，以酣畅淋漓的叙事，秉真见识，运大手笔，评说大时代激成的大变局，处处可见著者入世之情怀，卓荦之见识。
笔者原想就这部大书“四平八稳”地作点评述，说点感想。也列了几点，诸如：学术积累上，储备丰厚，喷薄而出；布局结构上，独具裁断，精心结撰；思路立论上，视野宏阔，胜义纷披；行文特色上，文笔优美，寄寓遥深。然而，这些评点的铺陈展开，其他学者都已涉及，论述也比我更见出彩。于是，决定变换视角，对著者率先倡论与深入阐述的晚明大变局，谈点历史反思。
一
所谓晚明大变局，主要指两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全球史的视域。晚明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也就是随着15世纪末叶至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贸易的冲击波席卷东西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为加速，晚明也无例外地裹挟其中。二是立足于晚明的变化。自16世纪起，其内部也呈现出诸多的新气象，经历着自己的大变局。除了前述半被动半主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大潮，突破了“海禁-朝贡”的旧体制，显现出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的趋势，由王阳明、李卓吾引领的思想解放潮流蔚然成风，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涌现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放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还开启了文人结社与言论风起的新局面。
著者提出了两个独到的观点，启发读者作进一步思考。他首先指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按诸历史，这一结论无疑是成立的。史学界曾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尽管是否如此，迄今未有定说，但从嘉靖到万历的经济领域里，新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确有充分的表现，著者在其《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里也有出色的探讨。这些新现象之所以出现，既有来自晚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驱力，也有因应贸易全球化影响的因素。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与欧洲“几乎同步”的中国近代化虽有如此不俗的开局，却未能实现向近代化社会的转型；而与明代几乎同步启程的西方近代化，却顺利走出了中世纪。
已故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曾认为，中国若要完成近代化转型就必须“走出中世纪”的论断，并出版了以之命名的两部著作：《走出中世纪》与《走出中世纪二集》。在非正式场合，另一位已故明史学家王家范先生对“走出中世纪”的说法有所修正，他强调：帝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主动走出中世纪，而只能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出中世纪”。结合三位史家的高见，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与欧洲几乎同步启动的中国近代化之路，没能在晚明大变局中开花结果？答案只能从晚明内部去寻找。关键在于，晚明没能及时把握住全球化大变局的时机，没能成功完成自身的历史大变局，而后在内忧（以李自成为首的全国性民变）与外患（满清进关与入主中原）的双重夹击下，导致了明清鼎革。历史学界把秦汉视为第一帝国，唐宋作为第二帝国，明清划入第三帝国。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专制统治明显进阶一级，而清朝的独裁更比晚明变本加厉。由于改朝换代，业已开局的晚明近代化原应跟上全球近代化的节奏，却重新堕入“死结循环”，近代化步伐戛然中止。直到鸦片战争后，这一进程才被动再启。而这时的西方，不仅早早完成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而且迎来了以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近代化尽管早在晚明就开其端倪，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甚至连晚集都没能赶上。
著者的第二个论点指出：用全球史眼光看来，“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在近代化转型的历史理路上，两次大变局之间确乎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提示有其真知灼识。著者这样解释：“所谓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史的道路并非笔直向前，有时也会停滞甚至倒退，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回顾历史，康熙在位，对西方科技还有所关注与引进，尚能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在人文与政制上却坚持拒斥的政策；及至乾隆晚年，尤其马戛尔尼事件后，国门被再次严实地封闭，中国自觉与全球近代化完全脱钩，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自我幻觉之中。不容置辩的是，近代化进程在清朝前中期基本陷于停顿。而到晚清大变局重启之时，中西科技与文化的差距远远大于晚明的节点，中国近代化面临的前途更为严峻与棘手。从大历史来看，从晚明大变局的悲壮落幕，到晚清大变局的再次启动，中间竟整整相隔二百年。虽说近代化之路并非笔直向前的，但二百年的停步不前，也未免代价太大，路程太绕了吧！如今之世，又是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与应对这一大变局，能否顺利冲出前辈史家设喻的“历史三峡”，实现现代化的转型，恐怕值得每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
二
实际上，上述两个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即制度才是要害所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的研究上取得卓越成果的制度经济学派研究者，他们的代表作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一书名也足以帮助我们理解：作为国家，晚明为什么最终会失败，从而痛失在世界大变局中及时转型的机会。制度经济学派着眼的，并不限于经济制度，更重视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制度。他们的结论指出：“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这是基于，没有包容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包容的经济制度；即便因经济内驱力而萌生出相对包容的经济制度，由于没能建成真正包容的政治制度，也必然导致貌似包容的经济制度难以持久而功亏一篑。
反观晚明，也尝试了某些改革，最著名的就是张居正改革，希冀解决明帝国专制政体已经千疮百孔的政治社会问题。改革之初还试图整顿吏治，但随即退缩回避，专注于经济领域，尤其集中于赋役改革。张居正改革确实为晚明暮景涂上了一抹亮色。但由于仅触及经济改革，充其量只迎来专制王朝的短暂中兴而已。由于缺失政治制度改革，晚明的体制性贪腐在王朝周期律下癌症般地扩散。各个层级的官僚，连御史、巡按这样的监察大员都深陷腐败的黑洞，即便张居正本人也以首辅之尊聚敛贪贿，都是不争的事实。
自立国之初起，明代专制皇权就缺少制衡机制，及至晚明，更是病入膏肓。张居正死后，万历帝的独裁意识迅速抬头，权力欲膨胀而近乎偏执，虽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在“酒色财气”的交互作用下，随着健康每况日下，对政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朝堂之上，士大夫官僚的党争越演越烈，而党争本来就是君主专制天然的伴生物。崇祯即位，因清算阉党而自我感觉良好，便更以猜忌的个性独断朝纲，面对腐朽入骨的体制，厉行苛急繁剧的决策，还自以为明察，殊不知已陷入危局。也由于晚明的专制政体与君主独裁，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流向悬殊不公与极端失序，不仅让全球化贸易、市场经济与赋税改革的红利耗尽，还把失去生计的底层民众逼上揭竿而起的绝路。面对日益紧逼的外患与内忧，专制政权应对失据，不仅错失了迈向近代化的机遇，而且促成了清朝以更独裁的体制统治中国，让一度发轫的近代化转型中断了两个世纪。总之，中国近代化的转型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晚明政体的本身，不应该一股脑儿推诿给清朝的专制统治。
思想领域同样如此。在晚明大变局中，王守仁与李贽等思想家掀起了思想解放潮流，专制政权却动用政治权力粗暴干预与严酷打压，阳明学被诬为“伪学”，李贽因异端思想而成为专制政权无法容忍的“政治犯”。正如《晚明大变局》所说：这些“并非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诚然，思想解放的进路有其内在的轨迹，以王夫之、黄宗羲与顾炎武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为推进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思想资源。但令人扼腕的是，明清易代不久，独裁君主就祭起了文字狱的大棒，整肃异端思想，镇压异己分子，早期启蒙思想先是被迫转入地下，继而被头挂退而噤声绝迹。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启蒙思想才再次萌蘖发芽，两者之间竟也悬隔了将近二百年。追诘近代启蒙思想的绝响与夭折，清代君主独裁及其文字狱暴政当然难脱干系；但倘若晚明不亡，从李卓吾的命运也不难推断启蒙思想家可能的下场。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专制政体下不可避免的痼疾造成的。
这也让人联想起《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某一章标题那发聋振聩的提醒：“现在为什么有些国家失败了？制度，制度，制度”。晚明大变局从历史角度印证了这一灼见卓识。
回望西方近代化的历程，英国通过光荣革命，美国借助宪政制度，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确立了晚明政体绝不可能拥有的制度优越性，彻底完成了近代化转型，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的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而晚明因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不能也不敢改变君主专制的政体本质，必然走不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警示的死结循环：“政治上的榨取制度与经济上的榨取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于是，晚明不得不接受历史大变局中最负面的结局，最终丧失了跟上全球近代化的历史机缘。而这正是《重写晚明史》留给当下对晚明大变局最沉重的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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