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马路出发，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如果说“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是解读乡村历史的秘诀，那么阅读街区建筑或许是进入城市历史的钥匙。近年来，上海兴起了一股City Walk风，市民漫步梧桐道的同时也能对上海往事略知一二。不过，既有的城市行走更像是集邮式打卡，每条路挑选几幢“重要”建筑，走马观花，参与者难以对具体空间的历史产生较为综合立体的感知。因此，《永嘉路》的出版可谓适得其时。本书以徐汇区永嘉路三十余幢（组）文物建筑为叙述对象，自东往西，娓娓道来。读过一遍，新村旧居，如在目前，仿佛亲历这条路上的百年光阴。

永嘉路原名西爱咸斯路，为东西向道路，始辟于1920年，1943年改作今名。据牟振宇等人的研究可知，1920年代以前，永嘉路所处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以西地区还延续着传统的河浜圩田体系。宝昌路（今淮海中路）的开辟、有轨电车的开通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城市化。1925年，随着贝当路（今衡山路）的开辟，区域内建成区逐渐拓展。1930年时，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以西的永嘉路地块已经全部实现了供水、供气与排水。本书所记录的文保建筑均为住宅，大多修筑于1930年后，是街区开发成熟后的产物。城市化是本书故事展开时隐而不显的重要背景，也正因城市化，建筑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结逻辑发生了改变。

16世纪以降，江南的土地市场已经相当发达，然而自宅营造仍是主流，成规模的地产营造似乎并不多见。谢湜在讨论常熟璜泾赵氏时注意到，明中叶赵氏凭借粮长这一制度性身份在自己的住地附近“鸠工僦材，构屋数百楹，以处流寓，建桥梁，修道路，以便往来”。如果以后世的逻辑看，赵氏不仅开发土地，完善市政，还兼任地产商，“主姓市镇”就此形成。然而，赵氏大概并不需要考虑屋宇的设计风格，更不必在意尚无建筑师名号的木作、瓦工。20世纪的上海地产商则必须顾及建筑风格对地产销售的影响，因此永嘉路上风格迥异的各式建筑得以矗立，部分建筑则出自邬达克、赉安等知名建筑师之手。熟悉城市商品房模式的今人对这一变动已习焉不察，叙事则往往依循着历史的逻辑，会将建筑本身的故事对应到设计者，而将建筑里发生的故事对应到居住者，设计者与居住者则渺不相关。
其实，不独设计者与居住者疏离，居住者之间也彼此陌生。永嘉路上的早期居住者多为洋人职员，尔后人群愈发混杂。从国府高层到中共地下党，均栖居于此。书中对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旧址所在的慎成里有这样的形容，“沿街的两层结构的门面房都开有各种小百货店……这些糖果店、药店、文具店、书店、五金店等商家的后门都通往弄堂内部，居民可以从商店里借道进出”，“一有风吹草动，中共地下党员就立即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安全撤离了”。商业活动是街区的主旋律，政治活动要在商业活动的掩盖下展开，“刘晓开了一家贸易商行经营烧碱生意，而刘长胜又在附近开了一家米店掩人耳目”。人群的互动也以商业为核心展开，这些开店的中共地下党很快就被邻居们认为是“做买卖的生意人”。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永嘉新村异军突起。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返回上海总部，发现不少职员缺少房产居住，于是在永嘉路580弄购地建造永嘉新村，当作职工宿舍。内中居民，“在单位里是同事，在学校里是同学，在家里是邻居”。居住区是单位的延伸，居民的群体认同以单位为核心展开。比照邻居不相识的慎成里，变化不可谓不巨。不过，如果我们熟悉1949年以后新政权进入里弄以及工人新村大规模建造的历史脉络，可能会惊觉永嘉新村只是时代序幕拉开前的一个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