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之死”的历史遗产
评论内容：
纵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历年来撰写或担纲主编的书籍：《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步行者：闻玉梅传》《医学与历史》《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可以得见她的研究方向。而她近期出版的《何鲁之死》有一个副书名：“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顾名思义，这又是一本医学史专著。
当下，一些药物或者医疗手段已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会下意识地认定，享受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等读到美国人乔纳森·艾格的《魔丸的诞生》，很多读者才知道，把女性从频繁怀孕的苦恼中解救出来的避孕药，50多年前才横空出世，且发明过程艰难而曲折。《何鲁之死》所关注的外科手术，造福人类虽然比避孕药要早得多，但其成为重要医疗手段的过程，同样艰难和曲折。
该怎样呈现医学史中外科手术这一分支？作为长期从事医学史研究的作者，当然可以依照学术著作的套路将这本书写得高头讲章，事实上，《何鲁之死》的前身正是“一篇较长篇幅的学术论文”。接到国内一家重要的历史刊物希望将其删减的要求后，作者显然下不了狠心对自己从1987年起就开始关注、在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无法忘记、又于近三年里到处爬梳相关资料而完成的论文进行删节，所幸她的坚持迎来了佳音，也感谢出版社的胆识和慧眼，让这本虽是讲述外科手术史，却极富吸引力的著作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
书名中的何鲁，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槛外人知道他是谁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之死，何以能让一位历史学教授念念不忘30多年？何鲁是谁？为何而死？死在何处？他的死为什么能震撼全球？
这是200年前一件世界级的医疗事件，本可以被演绎得天花乱坠，但几十年的专业训练决定了作者笔下字字句句的来源都非常扎实。“两年前，一位名叫何鲁（Hoo Loo）的中国人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七年之间，它由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与计算，此瘤周长为44英寸——纵36英寸、横36英寸，重达40磅……”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于1830年11月13日写给公司大班盼师的一封信来开启《何鲁之死》，作者就是想告诉读者，出现在书里的每一个人、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史料上均有记载。
1826年，郭雷枢抵达广州，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12年的医学生涯。他开设在澳门的眼科医院因为帮助众多白内障患者喜见光明而为其赢得了极好的名声。私处长着巨瘤的何鲁慕名于1828年找上门向郭雷枢求助。精于眼科手术的郭雷枢清楚自己不能也不敢给何鲁做手术，但又判断何鲁的肿瘤必须切除，怎么办？他想到了他的老师、远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行医的库珀医生。可是，让一个中国农民自行出资从广东出发到伦敦就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郭雷枢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原因，他希望公司能资助何鲁踏上求医之路。在郭雷枢写给盼师的信中，他称呼这个长有一个巨大肉瘤的中国农民为Hoo Loo，何鲁这个姓名是后人根据英文读音翻译的，而他的真实姓名早已石沉大海。
经过三个月风吹雨淋的海上漂泊生活，何鲁于1831年3月17日抵达伦敦的盖伊医院，见到了库珀医生。经过短时间的休整，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做好术前准备的何鲁在病房的护士、修女和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兴高采烈地进入盖伊医院的解剖学剧场准备接受手术。
手术为什么要在剧场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非表演戏剧的场所，而是医学院的实验场所。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和消毒技术发明前，外科手术会选择在解剖学剧场进行，并向公众开放。一个中国农民不远万里来到伦敦接受切割巨瘤的手术，这在1831年3月中下旬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伦敦、英国乃至西欧的热门话题，以致何鲁接受手术的那个下午，盖伊医院可容纳680人的解剖学剧场里挤满了人。
19世纪，麻醉术同样也未运用到外科手术中。在开始给何鲁动刀前，库珀医生与团队商量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因此，手术变得复杂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库珀医生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尽管如此，没有麻药助阵，病人每每陷入阵发性无力或虚脱状态，团队只好停止手术给何鲁喘息的时间……整个手术间断地进行了1小时44分钟，何鲁在发生过两次意识丧失、胃里被灌入白兰地和水，以及一名学生向其输血六盎司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至此，《何鲁之死》的核心内容才刚刚开始，作者由此至少辐射出了三个“思考题”：
第一，何鲁死了，外科医生就此刀枪入库了吗？
4月14日，何鲁死后的第五天，得到许可后，盖伊医院的医生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术前健康得“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扔出去”的何鲁，死于手术过程中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手术所选择的不合适的场所。在一个外科学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和外科医生即将登上医学历史舞台的重要时刻，何鲁勇敢地远赴重洋，乐观地将生命交给盖伊医院的坦然姿态，无意中为成就外科学助了一臂之力——他的死，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从而不断地探索外科手术的成功之路。1846年，乙醚麻醉术刚进入临床使用，何鲁的主刀医生凯就借助这一新技术进行了结石手术，凯医生敢于大胆尝试，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何鲁的个人品性和他对盖伊医院的信心感染了医生”。
第二，东印度公司为何愿意慷慨地资助何鲁到伦敦接受手术？
“为了推进郭雷枢先生的人道主义实践，使中国人保持对英国人的好感”，东印度公司回复郭雷枢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尤其是后半句，应该是英国人慷慨的理由，他们想通过医学慈善来获得中国人对英国的普遍好感，并由此将医学慈善过渡到医学传教，以利英国在中国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
第三，何鲁究竟是一次不成熟外科手术的牺牲品，还是“英勇的何鲁”？
为了能摆脱巨瘤，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何鲁选择了手术治疗，可惜他的勇敢选择致使自己死在了异国他乡的手术台上。说他是一次不成熟外科手术的牺牲品也未尝不可。可是，当时的媒体并不这样认为。何鲁死后的三五年里，它们始终没有放弃过这一新闻热点，直到1834年，一份名为《中国丛报》的报章还就何鲁事件刊发了一篇长篇纪实性新闻报道，称何鲁是“一个为了母亲而义无反顾赴英求医、相信科学、信任西方医术、不畏疼痛、不惧死亡的英勇的何鲁”。不过，这番美誉在高晞看来，只是为正在竭力推广“医学慈善”理念的传教士们造势助力。
至于何鲁之死引发的英国政坛的动荡，以及何鲁之死与中英鸦片战争的关系，特别是何鲁去英国就医的主导者郭雷枢于何鲁死后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以及给中英关系带来的影响等等，都告诉我们，高晞将一本“外科手术史”写成了突触丰富的书，她的文字如手术刀般精准、冷静，却不失温暖，带着悲悯心和人文关怀。何鲁之死令人唏嘘，但其历史遗产值得被铭记和深思。
当下，一些药物或者医疗手段已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致我们会下意识地认定，享受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等读到美国人乔纳森·艾格的《魔丸的诞生》，很多读者才知道，把女性从频繁怀孕的苦恼中解救出来的避孕药，50多年前才横空出世，且发明过程艰难而曲折。《何鲁之死》所关注的外科手术，造福人类虽然比避孕药要早得多，但其成为重要医疗手段的过程，同样艰难和曲折。
该怎样呈现医学史中外科手术这一分支？作为长期从事医学史研究的作者，当然可以依照学术著作的套路将这本书写得高头讲章，事实上，《何鲁之死》的前身正是“一篇较长篇幅的学术论文”。接到国内一家重要的历史刊物希望将其删减的要求后，作者显然下不了狠心对自己从1987年起就开始关注、在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无法忘记、又于近三年里到处爬梳相关资料而完成的论文进行删节，所幸她的坚持迎来了佳音，也感谢出版社的胆识和慧眼，让这本虽是讲述外科手术史，却极富吸引力的著作得以呈现在我们面前。
书名中的何鲁，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槛外人知道他是谁了，这样一个小人物之死，何以能让一位历史学教授念念不忘30多年？何鲁是谁？为何而死？死在何处？他的死为什么能震撼全球？
这是200年前一件世界级的医疗事件，本可以被演绎得天花乱坠，但几十年的专业训练决定了作者笔下字字句句的来源都非常扎实。“两年前，一位名叫何鲁（Hoo Loo）的中国人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七年之间，它由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与计算，此瘤周长为44英寸——纵36英寸、横36英寸，重达40磅……”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于1830年11月13日写给公司大班盼师的一封信来开启《何鲁之死》，作者就是想告诉读者，出现在书里的每一个人、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史料上均有记载。
1826年，郭雷枢抵达广州，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12年的医学生涯。他开设在澳门的眼科医院因为帮助众多白内障患者喜见光明而为其赢得了极好的名声。私处长着巨瘤的何鲁慕名于1828年找上门向郭雷枢求助。精于眼科手术的郭雷枢清楚自己不能也不敢给何鲁做手术，但又判断何鲁的肿瘤必须切除，怎么办？他想到了他的老师、远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行医的库珀医生。可是，让一个中国农民自行出资从广东出发到伦敦就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郭雷枢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原因，他希望公司能资助何鲁踏上求医之路。在郭雷枢写给盼师的信中，他称呼这个长有一个巨大肉瘤的中国农民为Hoo Loo，何鲁这个姓名是后人根据英文读音翻译的，而他的真实姓名早已石沉大海。
经过三个月风吹雨淋的海上漂泊生活，何鲁于1831年3月17日抵达伦敦的盖伊医院，见到了库珀医生。经过短时间的休整，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15分，已做好术前准备的何鲁在病房的护士、修女和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下，兴高采烈地进入盖伊医院的解剖学剧场准备接受手术。
手术为什么要在剧场进行？医院中的剧场并非表演戏剧的场所，而是医学院的实验场所。在19世纪细菌概念普及和消毒技术发明前，外科手术会选择在解剖学剧场进行，并向公众开放。一个中国农民不远万里来到伦敦接受切割巨瘤的手术，这在1831年3月中下旬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伦敦、英国乃至西欧的热门话题，以致何鲁接受手术的那个下午，盖伊医院可容纳680人的解剖学剧场里挤满了人。
19世纪，麻醉术同样也未运用到外科手术中。在开始给何鲁动刀前，库珀医生与团队商量后决定尽可能保留患者的生殖器，因此，手术变得复杂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库珀医生不得不提出舍弃患者的生殖器。尽管如此，没有麻药助阵，病人每每陷入阵发性无力或虚脱状态，团队只好停止手术给何鲁喘息的时间……整个手术间断地进行了1小时44分钟，何鲁在发生过两次意识丧失、胃里被灌入白兰地和水，以及一名学生向其输血六盎司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至此，《何鲁之死》的核心内容才刚刚开始，作者由此至少辐射出了三个“思考题”：
第一，何鲁死了，外科医生就此刀枪入库了吗？
4月14日，何鲁死后的第五天，得到许可后，盖伊医院的医生进行了尸检，得出的结论是，术前健康得“可以抱起一个健壮的孩子轻松地扔出去”的何鲁，死于手术过程中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手术所选择的不合适的场所。在一个外科学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和外科医生即将登上医学历史舞台的重要时刻，何鲁勇敢地远赴重洋，乐观地将生命交给盖伊医院的坦然姿态，无意中为成就外科学助了一臂之力——他的死，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从而不断地探索外科手术的成功之路。1846年，乙醚麻醉术刚进入临床使用，何鲁的主刀医生凯就借助这一新技术进行了结石手术，凯医生敢于大胆尝试，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何鲁的个人品性和他对盖伊医院的信心感染了医生”。
第二，东印度公司为何愿意慷慨地资助何鲁到伦敦接受手术？
“为了推进郭雷枢先生的人道主义实践，使中国人保持对英国人的好感”，东印度公司回复郭雷枢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尤其是后半句，应该是英国人慷慨的理由，他们想通过医学慈善来获得中国人对英国的普遍好感，并由此将医学慈善过渡到医学传教，以利英国在中国获得他们想要的利益。
第三，何鲁究竟是一次不成熟外科手术的牺牲品，还是“英勇的何鲁”？
为了能摆脱巨瘤，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何鲁选择了手术治疗，可惜他的勇敢选择致使自己死在了异国他乡的手术台上。说他是一次不成熟外科手术的牺牲品也未尝不可。可是，当时的媒体并不这样认为。何鲁死后的三五年里，它们始终没有放弃过这一新闻热点，直到1834年，一份名为《中国丛报》的报章还就何鲁事件刊发了一篇长篇纪实性新闻报道，称何鲁是“一个为了母亲而义无反顾赴英求医、相信科学、信任西方医术、不畏疼痛、不惧死亡的英勇的何鲁”。不过，这番美誉在高晞看来，只是为正在竭力推广“医学慈善”理念的传教士们造势助力。
至于何鲁之死引发的英国政坛的动荡，以及何鲁之死与中英鸦片战争的关系，特别是何鲁去英国就医的主导者郭雷枢于何鲁死后在中国的活动轨迹，以及给中英关系带来的影响等等，都告诉我们，高晞将一本“外科手术史”写成了突触丰富的书，她的文字如手术刀般精准、冷静，却不失温暖，带着悲悯心和人文关怀。何鲁之死令人唏嘘，但其历史遗产值得被铭记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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