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仁宗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主要教材后，《四书》（《论》《孟》《学》《庸》）无疑是塑造中国人文化心灵的、最重要的传世文献。现代人意欲了解传统文化，最早接触的往往也是《四书》。因而在传统典籍中，四书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参与近四十年中国哲学构建的旗帜性人物，郭齐勇教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著《四书通识》，构成“中华经典通识”第三辑的重磅级著作。

这段解释，真正把文字疏通讲清了。另外，郭先生把“选择”“仁”“美”“知”等概念在择业、择友、择邻等这种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展开为一种生动的心灵历程，并把选择“仁”作为立身处世的原则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意识带给了读者。
其二，“能读懂”的《四书》，能浸润读者的自我生命。现代人读《四书》，首要目的还是汲取其中的智慧、浸润自我的生命，但简单的文通字顺并不能带来生命的共振，如果不带着问题来读，常常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那怎么在《四书》中寻找“智慧”呢？我们举例来讲，《论语》记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宰我竟然能心安理得地在“三年之丧”中“食夫稻、衣夫锦”。故事情节很容易明白，但“通丧”的礼制毕竟和现代人相隔很远，这里讲“仁”“不仁”于我们又有何用？ 那郭先生就讲：
“仁”有草根性。笔者做小孩的时候，常听家中老人讲“人要忠心，火要空心”“将心比心”“秤平斗满不亏人”等。笔者的双亲时时省吃俭用，顾念一大家人，唯独克扣自己，真诚地待人。家中并不富裕，但邻居有难或逃荒讨饭的来了，祖父母、父母亲都会解囊相助。

听到这段话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近了，现代人也常说“将心比心”，但很少会意识到“将心比心”就是“仁”。“处仁”是一个选择，是对“爱”的一种推扩，简单地说，这其中推扩的方式就是“将心比心”。越是平实的文字，越能直接打动人。不需要在理论上论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复杂内涵，按郭先生的讲法，就是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更加真诚关照他人，这就是“仁”。儒家讲“仁”，从来没说不要好好照顾自己，但仁爱的推扩，却带来了个体生命世界的丰富与扩充，这就是“知”、是“智”。成“仁”的生命世界并不排斥“利”，福报是运命的随附。我们看此处就是以自我的生命去叩问经典，这其中的对话、思考，就是启发智慧的场域。用郭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以真诚对真诚”。

比如，讲《论语》就讲到“公私观”“正义论”，讲《孟子》就讲到“仁政”“民贵君轻”，讲《大学》就讲到“内圣外王”“治平天下”，这是在政治哲学的范畴中讲“四书”，这还包括书中“《中庸》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节。又如，讲《孟子》也讲“心性论”“仁义内在”，讲《大学》也讲“德本财末”“以义为利”，这是在讲中国特质的伦理学。当然，在《论》《孟》《学》《庸》的原意解释中，郭先生也介绍了中国哲学的“道论”“形上学”。这些“问题”是中国哲学在发展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识，“四书”文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虽不能称为全面，却也是在解答相关问题时不能绕开的内容。带着“中国哲学”进入“四书”，是现代人能够恰适地理解传统的重要途径。
当然，讲“中国哲学”永远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未来留问题。比如，在疏解《大学》“格物致知”时，郭先生通过梳理、比照朱熹与阳明对此的不同理解，展开了作为中国哲学的“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简单来讲，朱王在“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是朱熹重积累、讲“时间一长，就会突然彻悟，自然贯通，无不了解”，而阳明重本心良知、讲“克服私意、恢复天理，保证良知得以充塞于内、发用于外”。郭先生通过对照朱王的差异，将中国哲学中“道德与经验知识的关系”这一问题抛出来。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哲学而言，代表着一种开放性、发展性，它们并不需要确定的答案，而是在探索与追问中体现价值。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源泉。然而关于四书内容以及四书形成的缘由，为什么朱熹以后四书能享受如此尊荣，甚至于地位不亚于五经，这些问题非深入其中、精研有得者，不足以解答。郭齐勇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本书是他多年来讲解和研究四书的结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四书的合适门径。
本书从“今天我们为何要读四书”讲起，阐述四书的意义、四书形成的缘由、朱熹诠释的特点以及四书的学问性质。正文按照朱熹倡导的阅读步骤，依次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进行导读。结语部分讨论了四书与“四书学”的沿革及其现代意义。读此一书，便可对四书的内容体系有完整而有机的认知，从而了解中国人的精神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