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公安部门对境外电诈违法行为的持续打击，一个与中国西南边境接壤的地区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和讨论中——缅北，这里军阀互斗山头林立，电诈园区层出不穷，中缅两国为此多次展开合作执法，而因电诈而兴起和覆灭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更是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讨论对象。而这本《明帝国与金楼白象（1582—1606）》就是一本与缅北区域历史有关的著作，描述了明万历朝三十年的西南边境风云，这其中，有战争，有谈判，有诡诈，有权谋。叙述从万历三年的边境危机开始，到万历三十六年解决昆明危机为结束，从多方视角，探讨了这个难得的边疆史话题。
值得一提的是，以克钦、掸邦为主的缅北地区，区域民族政权与缅人政权的对抗，在书中的万历时代就激烈进行着，而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当下，这种对抗依然没有止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缅北这个地方，这场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战争，也许从来没有终结。
由于对我来说西南边疆史是个关注较少的话题，因此阅读这本书之前，我特意准备了三个相对公众化的问题，来展开了对这本书的思考。
1．缅北，有何不同？
2．古代王朝，如何控制一个非核心区域？
3．明帝国边境政策的得与失。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缅北到底有何魔力，能够让大明与缅甸东吁王朝展开一场数十年的斗智斗勇？
那么从明缅双方视角看这段历史，其实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区域政权开始的——麓川王国。麓川王国曾经雄踞怒江、大金沙江（伊洛瓦底）两江流域，占据腾冲、保山盆地，对元、明两代中央政权的西南边境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元、明两朝都先后击败过麓川王国，逼迫其将统治重心转向大金沙江西部。而麓川后裔的西转，则加剧了他们与南方平原地区缅族的冲突。麓川傣系民族的南下与缅族的北上，成为了缅北千年恩怨的来源。
话题转回大明万历时代，那么故事的主角实际上并非只是发生战争的明与缅甸东吁王朝，更像是在明三宣六慰体系下与麓川王朝有一定关系的诸多部落和酋邦形态的地方土司们。正是主要生活于山地的他们，在明缅两个农耕强权之间的摇摆，造成了明缅之间疆域的一系列变动。
客观来说，生活在山地地区的部族，历来难以形成统一政权。但另一方面，破碎的地理形态带来了高昂的治理成本，也让想要征服他们的农耕强权望而生畏。因此，明缅两方，其实同样采用了羁縻宣慰的方式与之相处。也因这种治理方式的不稳定性，让出疆域很容易产生变化。
本书中提供了相当多的战略态势图，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到地图上的博弈。我特意计算了几个核心区域之间的大致距离。大家可以对明缅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成本有个基础的估算——
从明朝边境军事存在的主要据点腾冲（永昌府）到明帝国统治重心北京的距离超过三千公里。
而东吁王朝首都距离缅北克钦的距离不到一千公里。
明的屯兵据点腾冲，距离最近的政治中心昆明，有六百三十公里。
而缅甸北部重镇曼德勒到克钦的距离，不到六百公里。
这些数字直观地体现了这个区域对明缅双方的战略意义不同。一边是癣疥之疾，一边是腹心之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朝驻军的永昌府一线皆为破碎的山地，明朝需要在这些山地中维持军事存在，并且要将军队聚拢投送过大金沙江。而对于缅甸东吁王朝来说，他们北进路线是一条弧形的平地，各方面的补给压力，要低很多。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说，这本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但对中南半岛的区域政权来说，统一的大明确实是个庞然大物，正如书中写道，陇川宣慰使多士宁曾对缅王莽应龙做过一个比喻，他将百堆大米与一堆大米进行对比，告诉莽应龙一堆只是云南一隅，那百堆才是大明。想要征服云南的莽应龙，需要掂量大明这个庞然大物的轻重。这也是为什么，即便面对着极大的地理损耗，明朝依然能够在中南半岛维持军事存在，并且与上升扩张期的缅甸东吁王朝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态势。
简而言之，大明远，缅甸近，但大明强，缅甸弱。距离和实力二者各占其一，从而在缅北地区形成了一种实际上的平衡。
这就带来了本书想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古代王朝，如何控制一个非核心区域？
作者杨添是学习东南亚小语种出身，又曾亲身留学游历中南半岛，对该地区的礼仪、武备、制度有过直观切实的体验和感受。正如这本书名字中的“金楼白象”一名一样，以白象和金楼作为王权礼仪象征的缅王，建立了小一号的朝贡分封体系，以金伞和白伞作为仪仗，赐予非核心区域的头人领主作为从属的象征。并且以“百夷”的“万王之王”的姿态，集结盟友，讨伐不臣，这正与中国商周时代的五服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另一边，明朝对中原王朝的边疆羁縻政策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以距离的远近，设立三宣六慰系统，赐予外藩土司一系列与朝贡、宣调有关的符印，除了朝贡本身的让利之外，更是将当时手工业巅峰的大明衣冠，作为特殊的符号礼物，赐予土司首领。服制、朝贡、宣调，三位一体，将诸多土司纳入自己的外藩系统。
边境土司无论是选择投靠哪一方，抑或是在其内部之间产生了矛盾要进行解决，那么都要考虑扯出明缅哪只老虎的虎皮，作为自己的大旗。
所以明缅之间在土司中的对抗，也是一场名号之争。书中多次写道，因为明朝在边境问题上的过于僵化，贪腐官员在土司袭职过程中吃拿卡要，多次导致土司出现了投缅情况。另一方面，缅甸那种通过直接联姻，宗主臣服的简单模式，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很多实际上获得强大实力，却迟迟无法得到明政府“名”的认证的土司，也很容易对明朝产生离心的倾向。
这也是这本书值得称道的一个地方——视角。中国的读者生长于一个习惯于大一统的国家，而明代边境这种多元破碎的政治生态，在世界很多区域其实更为普遍。中央帝国在力所能及的疆域之外，要有可以投放的软实力，除了经济方面的控制，许多山头林立的区域，最急需的商品，其实是可以灵活分割的权力货币。无论是通过宗教，还是通过王权，在野心勃勃的地方，将权力的合法性本身作为流通物投放赐予，都能将帝国意志向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正是明朝僵化的宣慰体系不足的地方。
由此，我们引出本书所探讨的第三个话题，在明缅战争中，大明朝的得与失？
阅读本书的读者，应该都会对这几个明朝贤臣能将的遭遇，感到惋惜——罗汝芳、李材、刘綎、邓子龙、陈用宾。
论个人的英勇才智，这几人都堪称国之栋梁。尤其是罗、李、陈三人，对边境事务可谓是洞若观火并且兢兢业业。但明朝最大的问题是，这些人经营边疆的遗产无法得到延续。他们或败于党争，或败于诬告，或受挫与文武相制的权力结构，甚或只是因为大明流官制度本身的运转，被调离边境。这种干员的流动性，让明朝在边境外藩问题上始终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政策延续。政策的多次反复，让大明在土司心中威信渐失，最终彻底倒向缅甸。
通过书中我们发现，在战争的对抗上，明军从来稳占上风，几乎是所向披靡的存在。但诡谲之处在于，无论战场上明军打多少胜仗，缅人最终都会卷土从来。这正符合那句话，在军事上赢回来的，都会被不成熟的政治所还回去。当政治出了问题，仅仅靠军人，是没有用的。明朝最早的问题，首先还是内部的溃烂。
书中写道“明朝对云南境外的土司又非常宽容……担子基本压在云南当地土司身上了。土司们一旦遇到袭职要缴纳米谷，就会从百姓身上盘剥，时不时激起民变。而云南当地官员索取无度，又时不时引起土司的反叛。”这种官僚体系的腐化，内外不均，僵硬制度缺乏调整机制，而边务能臣又屡屡败于党争，只能说云南三司也只是大明朝的一面镜子。
如果仅仅是制度的僵化本身，也无非是失去“弹性的边疆”——偏远的“六慰”之地，但要是再加上万历皇帝自己纵容宦官四处掳掠民财，那么外藩的问题就又都成为小问题了。云南巡抚陈用宾呕心沥血，设置腾越八关，试图为大明留下一个坚固的边防体系。然而他想不到边事真正的敌人，其实正是万历皇帝本人。
万历在云南开矿，与民夺利，勒索土司，成了压垮云南边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本书的最后，云南境内民众被逼反为暴民，打死了替皇帝敛财的太监杨荣。而被逼反的土司军队兵临昆明城下，巡抚陈用宾被迫掷出了武定府大印，才换来了叛军的退军。此时此刻，边疆有再坚固的锁钥，皆没有用。因为大明朝的危机已不在边疆，而在自身。
自私的万历耗尽了朝廷在西南边疆最后的威望，半个世纪之后，明朝覆灭，南明最后的皇帝永历奔窜西南，沿着明缅对抗的故道逃向缅甸。在这里，他的祖辈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最终，中央覆灭于边域，成为大明朝终结的地方。
《史记》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孟尝君田文派遣门客冯驩，前往自己的封邑薛地收钱，冯驩到了薛地，以田文的名义，免除了薛地人民的负债。回去对田文说道：“焚无用虚债之劵，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后来田文失去权势，到薛地避难，百里之外，薛民偕老妇幼迎接他，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倚靠。
我们不知道熟读经书的万历皇帝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他麾下并非没有冯驩这样的义臣，但当他向自己的“薛邑”派遣的是杨荣这样一个敛财小人，而真正为他尽责守边的陈用宾却糜烂于牢狱中。从这一刻开始，大明的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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