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碑刻管窥宋徽宗的治国理念
评论内容：
徽宗登位之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在调和新旧两党，但效果并不理想。嗣后徽宗改号崇宁，决意绍述。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徽宗用蔡京取代曾布，蔡京先后奏请兴学与实施党禁。这一兴与一禁都在政治碑刻中有所体现。具体情况如下：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奏请再度继承熙宁兴学，全力推行“三舍法”。九月己亥，蔡京又奏请炮制党籍碑。兴学与实施党禁几乎是同时交互进行。崇宁二年，全国各地奉诏兴学，时任邢州学教授的范致君撰《进兴学圣德颂表》，表明了立碑颂圣之愿，徽宗应允刻碑。在地方立碑颂圣兴学之后，崇宁三年，徽宗将兴学碑刻扩及全国，亲书《付辟雍诏》，立碑京师与各地官学、文庙，并在翌年又令薛昂撰后记在全国立碑，至此兴学碑刻蔚为大观。徽宗昌明学术、繁兴文化的宏愿，通过全国广而告之予以实施。
崇宁年间，蔡京炮制出诸版《元祐党籍碑》，对相关党人仕途及党人家族的发展影响甚大。历来多非蔡京而对徽宗置之不论。在这一事件中，徽宗曾作为书丹人，每个党人名字都需寓目。从碑首蔡京记文来看：“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蔡京似乎谓党籍碑的施动者乃宋徽宗，此或属实。从《宋徽宗政治碑刻撰书刊立明细表》（见文末）统计可以看出，全国性立碑活动中，只有党籍碑的性质格外与众不同，乃是具有侮辱、警示意义的“黑名单”。徽宗只书不撰，而将此碑的创作权给予蔡京，如此就必定将受人诟病的政治罪名安放到蔡京头上。可以认为，蔡京等主倡打击元祐旧党，大兴党禁，很大程度上是徽宗默许的。崇宁间，徽宗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号，用人抑旧扬新，并兴学重教，二者交互进行。这两项事务使得徽宗与蔡京等人关系越加密切，渐成徽宗—蔡京集团。
崇宁四年（1105）九月，徽宗亲撰并书《诫约诸路监司奉法御笔手诏》，令地方监司州军长官厅皆立碑。碑文末尾云：“有怀奸废法不如令者，按罪以闻，仍令御史台体访弹奏。”此乃徽宗御笔手诏之一种，但却极有可能是其手诏第一次全国立碑，可见徽宗欲通过这种“看得见的形式”强调自身的权威性与统治地位。
大观元年（1107）三月，宋徽宗诏令全国八行取士。当年“六月庚午，御笔令诸州学以御制八行八刑刻石，从江东转运副使家彬奏请也。八月庚午，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郑居中，乞以所赐御书八行八刑模刻于石，立之学宫，从之”。此八行八刑刻石即指《大观圣作碑》，可视为崇宁兴学的又一高潮标志，它的题名格外强调“圣作”二字，这在徽宗朝此前未有，此后亦无。该碑由蔡京题额，乃徽宗亲撰亲书立于京师。各地的《大观圣作碑》则由当时的著名书学博士李时雍书丹，或由当地文人所书。此前的《付辟雍诏碑》只是总论徽宗兴学重教之意，而后来的《大观圣作碑》则从选拔取士、训士的角度出发，具体制定了相关规则，其碑刻内容的针对性更强。
大观三年（1109）三月，河南府登封崇福宫立碑，由徽宗亲撰亲书，旨在颂赞真宗章献皇后与徽宗生母钦慈皇后，以昭孝思。《西京崇福宫记》云：“大观元年丁亥……万役不出于民，一费不取于官，庀工予财，悉自内府。三年三月，工告讫，百辟卿士，咸曰休哉！必有金石刻，以纪本末，而垂无穷……以祀宗庙，于以显亲，于以扬名，孝之本也。”徽宗修缮崇福宫自谓不用公帑，其目的就是宣扬以孝治国，并言明从自身做起。
政和元年（1111）三月，徽宗又御撰御书《五礼新仪序》立于京城太常寺，宣扬礼刑并用。《五礼新仪序》末尾云：“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制作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徽宗以此来宣扬礼刑并用、以继成周的治国理念。
政和四年（1114）六月，京东路转运判官张孝纯与京东路计度转运使兼劝农使沈纯诚，在东平将神宗《诫谕百官诏》与徽宗《诫约无侵官御笔手诏》合刻，命名《元丰大观诏书碑》。未知此碑是否为奉诏而刻，但前已有崇宁四年徽宗御笔手诏全国刻碑之先例，此次合刻元丰大观诏书，目的是地方监司劝勉辖内官员“思严二圣之训”，这无疑可视为徽宗碑刻政治之产物。
综观《宋徽宗政治碑刻撰书刊立明细表》，可知徽宗朝的政治碑刻主题大致可以政和四年为前后分界线，后期碑刻重信神崇道。目前未见有政和之前的徽宗崇道碑刻文献记载，但后期的崇道碑刻却有多种。从碑刻而言，徽宗崇道思想在政和往后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先是地方立碑崇道，最后发展到全国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时人谓“政和以后，道家者流始盛”，这与碑刻中所见崇道主题的体现若合符节。
政和六年（1116）九月，孟州济源立《济渎庙灵符碑》，意在治水镇蛟、祭祀济渎神。从拓片可知，该碑结构为上符下文，充满了浓厚的道教神秘色彩，其义费解。而政和七年（1117）二月树立的《遂昌寿光宫宸翰碑》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徽宗对道士项举之的宠信。《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十二月）戊辰，诏天神降于坤宁殿，刻石以纪之。”落实立碑纪念此事却在一年多之后。政和八年（1118）八月，徽宗下诏刻石《御解道德真经》于京城神霄宫，同时将老子升于《史记》列传之首，此时徽宗对道教始祖与经典推崇备至。宣和元年（1119）八月，徽宗亲撰并书的《龙章云篆诗文碑》，碑立在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乃是纪念天神降于坤宁殿。此碑上为楮慧（即道士林灵素）云篆诗一首，下为徽宗瘦金楷体题文。碑谓“比之中春，灵异尤甚”，说明徽宗所见天神不止一次，至于诸灵异现象的描述更是荒诞无稽。此实乃徽宗伪造天书，借机崇道愚昧百姓之行为。宣和元年（1119）八月初七，徽宗又诏令天下宫观树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依旧是御撰御书。徽宗崇道发展到此时，已臻顶峰。是碑云：“呜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布告天下，其谕朕意，毋忽。仍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宣和元年八月十二日奉圣旨立石。”此前曾有宋真宗神道设教、天书封祀，御书泰山刻石纪功，所以徽宗也效仿其崇道刻石。
崇宁开始的兴学是贯穿整个徽宗朝的重要事件，在徽宗统治后期仍在进行。前已述及，崇宁二年至三年，徽宗兴学重教碑由地方扩及全国。十余年之后，徽宗虽然沉浸在信神崇道中，但亦不忘兴学。政和八年十月，天下官学又立徽宗御撰御书之《政和御书手诏碑》，此诏乃徽宗赐与当时任师儒的大司成李邦彦，意在励贤训士。与此诏合刻的有李邦彦所撰《政和御书手诏碑记》，以示对徽宗手诏的回应与颂赞。这次立碑与14年之前的全国立《付辟雍诏》略有不同，此次乃御书手诏立碑，更能体现徽宗个人的主体权威。
宣和五年（1123）八月，徽宗命燕山知府王安中撰立《复燕云碑》于延寿寺。此碑乃为庆祝“收复”燕云旧地而为，但为何如此丰功伟绩，徽宗却并未亲撰亲书？且未全国立碑？或许徽宗深知此次并未真正收复旧地。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岳宫庙完成奏功，徽宗令宇文粹中作文纪之，六年（1124）三月，《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立于岱庙，碑文记载徽宗陆续诏修岱庙，以示其重礼敬祖以及仁孝治国。历来修缮岱庙并立碑之君主不在少数，此非徽宗所独为。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碑近十米高，为岱庙诸碑之冠，徽宗似乎在碑刻形制上有意为之，背后体现了其政治上的宏大抱负。
综上可见，宋徽宗的治国理念与碑刻密切相关。徽宗朝政治路线的转变导致政治碑刻主题的变化，碑刻成为反映徽宗朝治国理念的实物证据，体现了碑刻融入徽宗治国的方方面面，这种现象是徽宗主动选择的结果。
*本文节选自第六章《石刻与政治文化：从党人石刻看北宋政治文化》第三节《雅好与政治：宋徽宗的金石情结与碑刻政治》。
宋代文史研究中，党争主题颇受关注。有关北宋党争的研究成果多以传世史著与传世诗文集为参考文献，较少石刻文献的运用。本书在党争视域大背景之下，从多学科、多视角对石刻文献的生成、流传、影响做过程性的、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此观照石刻文献，力图拓广、掘深石刻文献与党争的相关研究。同时，由此反观北宋中晚期党争，对这一影响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政治活动行为做更全面的认知。
既然政治碑刻是宋徽宗政治心理的一种表征，那么从碑刻亦可反观其政治理念。下面以具体碑刻为例，管窥宋徽宗的治国理念。
宋徽宗
徽宗登位之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意在调和新旧两党，但效果并不理想。嗣后徽宗改号崇宁，决意绍述。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徽宗用蔡京取代曾布，蔡京先后奏请兴学与实施党禁。这一兴与一禁都在政治碑刻中有所体现。具体情况如下：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奏请再度继承熙宁兴学，全力推行“三舍法”。九月己亥，蔡京又奏请炮制党籍碑。兴学与实施党禁几乎是同时交互进行。崇宁二年，全国各地奉诏兴学，时任邢州学教授的范致君撰《进兴学圣德颂表》，表明了立碑颂圣之愿，徽宗应允刻碑。在地方立碑颂圣兴学之后，崇宁三年，徽宗将兴学碑刻扩及全国，亲书《付辟雍诏》，立碑京师与各地官学、文庙，并在翌年又令薛昂撰后记在全国立碑，至此兴学碑刻蔚为大观。徽宗昌明学术、繁兴文化的宏愿，通过全国广而告之予以实施。
宋徽宗赐辟雍诏碑拓本（局部）
崇宁年间，蔡京炮制出诸版《元祐党籍碑》，对相关党人仕途及党人家族的发展影响甚大。历来多非蔡京而对徽宗置之不论。在这一事件中，徽宗曾作为书丹人，每个党人名字都需寓目。从碑首蔡京记文来看：“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蔡京似乎谓党籍碑的施动者乃宋徽宗，此或属实。从《宋徽宗政治碑刻撰书刊立明细表》（见文末）统计可以看出，全国性立碑活动中，只有党籍碑的性质格外与众不同，乃是具有侮辱、警示意义的“黑名单”。徽宗只书不撰，而将此碑的创作权给予蔡京，如此就必定将受人诟病的政治罪名安放到蔡京头上。可以认为，蔡京等主倡打击元祐旧党，大兴党禁，很大程度上是徽宗默许的。崇宁间，徽宗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号，用人抑旧扬新，并兴学重教，二者交互进行。这两项事务使得徽宗与蔡京等人关系越加密切，渐成徽宗—蔡京集团。
元祐党籍碑 拓片
崇宁四年（1105）九月，徽宗亲撰并书《诫约诸路监司奉法御笔手诏》，令地方监司州军长官厅皆立碑。碑文末尾云：“有怀奸废法不如令者，按罪以闻，仍令御史台体访弹奏。”此乃徽宗御笔手诏之一种，但却极有可能是其手诏第一次全国立碑，可见徽宗欲通过这种“看得见的形式”强调自身的权威性与统治地位。
诫约诸路监司奉法御笔手诏 拓片
大观元年（1107）三月，宋徽宗诏令全国八行取士。当年“六月庚午，御笔令诸州学以御制八行八刑刻石，从江东转运副使家彬奏请也。八月庚午，资政殿学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读郑居中，乞以所赐御书八行八刑模刻于石，立之学宫，从之”。此八行八刑刻石即指《大观圣作碑》，可视为崇宁兴学的又一高潮标志，它的题名格外强调“圣作”二字，这在徽宗朝此前未有，此后亦无。该碑由蔡京题额，乃徽宗亲撰亲书立于京师。各地的《大观圣作碑》则由当时的著名书学博士李时雍书丹，或由当地文人所书。此前的《付辟雍诏碑》只是总论徽宗兴学重教之意，而后来的《大观圣作碑》则从选拔取士、训士的角度出发，具体制定了相关规则，其碑刻内容的针对性更强。
位于河北赵县的大观圣作之碑
大观三年（1109）三月，河南府登封崇福宫立碑，由徽宗亲撰亲书，旨在颂赞真宗章献皇后与徽宗生母钦慈皇后，以昭孝思。《西京崇福宫记》云：“大观元年丁亥……万役不出于民，一费不取于官，庀工予财，悉自内府。三年三月，工告讫，百辟卿士，咸曰休哉！必有金石刻，以纪本末，而垂无穷……以祀宗庙，于以显亲，于以扬名，孝之本也。”徽宗修缮崇福宫自谓不用公帑，其目的就是宣扬以孝治国，并言明从自身做起。
崇福宫山门（图片来源：《寻宋》，吴铮强著）
政和元年（1111）三月，徽宗又御撰御书《五礼新仪序》立于京城太常寺，宣扬礼刑并用。《五礼新仪序》末尾云：“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制作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徽宗以此来宣扬礼刑并用、以继成周的治国理念。
政和四年（1114）六月，京东路转运判官张孝纯与京东路计度转运使兼劝农使沈纯诚，在东平将神宗《诫谕百官诏》与徽宗《诫约无侵官御笔手诏》合刻，命名《元丰大观诏书碑》。未知此碑是否为奉诏而刻，但前已有崇宁四年徽宗御笔手诏全国刻碑之先例，此次合刻元丰大观诏书，目的是地方监司劝勉辖内官员“思严二圣之训”，这无疑可视为徽宗碑刻政治之产物。
综观《宋徽宗政治碑刻撰书刊立明细表》，可知徽宗朝的政治碑刻主题大致可以政和四年为前后分界线，后期碑刻重信神崇道。目前未见有政和之前的徽宗崇道碑刻文献记载，但后期的崇道碑刻却有多种。从碑刻而言，徽宗崇道思想在政和往后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先是地方立碑崇道，最后发展到全国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时人谓“政和以后，道家者流始盛”，这与碑刻中所见崇道主题的体现若合符节。
政和六年（1116）九月，孟州济源立《济渎庙灵符碑》，意在治水镇蛟、祭祀济渎神。从拓片可知，该碑结构为上符下文，充满了浓厚的道教神秘色彩，其义费解。而政和七年（1117）二月树立的《遂昌寿光宫宸翰碑》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徽宗对道士项举之的宠信。《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十二月）戊辰，诏天神降于坤宁殿，刻石以纪之。”落实立碑纪念此事却在一年多之后。政和八年（1118）八月，徽宗下诏刻石《御解道德真经》于京城神霄宫，同时将老子升于《史记》列传之首，此时徽宗对道教始祖与经典推崇备至。宣和元年（1119）八月，徽宗亲撰并书的《龙章云篆诗文碑》，碑立在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乃是纪念天神降于坤宁殿。此碑上为楮慧（即道士林灵素）云篆诗一首，下为徽宗瘦金楷体题文。碑谓“比之中春，灵异尤甚”，说明徽宗所见天神不止一次，至于诸灵异现象的描述更是荒诞无稽。此实乃徽宗伪造天书，借机崇道愚昧百姓之行为。宣和元年（1119）八月初七，徽宗又诏令天下宫观树立《神霄玉清万寿宫碑》，依旧是御撰御书。徽宗崇道发展到此时，已臻顶峰。是碑云：“呜呼！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布告天下，其谕朕意，毋忽。仍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宣和元年八月十二日奉圣旨立石。”此前曾有宋真宗神道设教、天书封祀，御书泰山刻石纪功，所以徽宗也效仿其崇道刻石。
神霄玉清万寿宫碑 拓片
崇宁开始的兴学是贯穿整个徽宗朝的重要事件，在徽宗统治后期仍在进行。前已述及，崇宁二年至三年，徽宗兴学重教碑由地方扩及全国。十余年之后，徽宗虽然沉浸在信神崇道中，但亦不忘兴学。政和八年十月，天下官学又立徽宗御撰御书之《政和御书手诏碑》，此诏乃徽宗赐与当时任师儒的大司成李邦彦，意在励贤训士。与此诏合刻的有李邦彦所撰《政和御书手诏碑记》，以示对徽宗手诏的回应与颂赞。这次立碑与14年之前的全国立《付辟雍诏》略有不同，此次乃御书手诏立碑，更能体现徽宗个人的主体权威。
宣和五年（1123）八月，徽宗命燕山知府王安中撰立《复燕云碑》于延寿寺。此碑乃为庆祝“收复”燕云旧地而为，但为何如此丰功伟绩，徽宗却并未亲撰亲书？且未全国立碑？或许徽宗深知此次并未真正收复旧地。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岳宫庙完成奏功，徽宗令宇文粹中作文纪之，六年（1124）三月，《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立于岱庙，碑文记载徽宗陆续诏修岱庙，以示其重礼敬祖以及仁孝治国。历来修缮岱庙并立碑之君主不在少数，此非徽宗所独为。但值得一提的是，此碑近十米高，为岱庙诸碑之冠，徽宗似乎在碑刻形制上有意为之，背后体现了其政治上的宏大抱负。
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碑
综上可见，宋徽宗的治国理念与碑刻密切相关。徽宗朝政治路线的转变导致政治碑刻主题的变化，碑刻成为反映徽宗朝治国理念的实物证据，体现了碑刻融入徽宗治国的方方面面，这种现象是徽宗主动选择的结果。
宋徽宗政治碑刻撰书刊立明细表（来源：《北宋党争与石刻》）
罗昌繁 著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6411-4
78.00元
宋代文史研究中，党争主题颇受关注。有关北宋党争的研究成果多以传世史著与传世诗文集为参考文献，较少石刻文献的运用。本书在党争视域大背景之下，从多学科、多视角对石刻文献的生成、流传、影响做过程性的、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以此观照石刻文献，力图拓广、掘深石刻文献与党争的相关研究。同时，由此反观北宋中晚期党争，对这一影响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政治活动行为做更全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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