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事很早就进入文学。《诗经·豳风·七月》就是周朝祖先农业经验的记录。但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般不直接歌咏农事。至东晋，陶渊明才真正“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成为“隐逸诗人之宗”，也是田园诗人之祖，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新的榜样。唐代王绩、王维、孟浩然、白居易等许多诗人沿着陶渊《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明的道路，继续田园诗的写作，取得丰赡的成绩。宋人的田园诗更为生活化，农家之日常琐细事都可入诗，化俗为雅，表现诗人平常而又超然的人生意趣。如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田园景色、自然风物与诗人恬淡畅适的雅兴相融会，风格平淡自然。宋代还设有“劝农使”，劝课农桑。江万里《劝农》诗“欲知太守乐其乐，乐在田家欢笑中”，彰显同百姓甘苦与共的仁厚之德。宋代以后的田园诗多叙写百姓遭遇天灾人祸的苦难，表达对底层百姓的同情。明清时期，农村田园生活愈益成为文人诗歌的重要内容，且叙事性有所加强，是地方民情的风俗画。
田园与山水是读书人摆脱官场冗杂、畅适情怀的好去处，也是诗人喜好歌咏的题材，田园山水诗在唐代达到了高峰，甚至有“田园山水诗派”之称。说“诗派”不一定准确，说田园山水是唐诗题材的一大类型，是没有问题的。
孟浩然“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一生没有做官，隐居襄阳的鹿门山，像陶渊明一样，真正亲耕垄亩。东汉末年的隐士庞德公曾归隐鹿门山，孟浩然引为同调，作《夜归鹿门歌》曰：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昏”“喧”“村”“门”押平声十三元韵，“树”“处”“去”邻韵通押。前四句写傍晚时分的村野生活，后四句是市人行尽野人行，转到写诗人在月照烟树的清夜，拜访庞德公栖隐之处，像个幽人一样，独来独往，心地悠然。孟浩然笔下的田园生活，质朴而温馨，亲切而真诚，一片返本归真的境界，令人神往。且看他的《过故人庄》：
首联点题，“具鸡黍”，准备丰盛的农家饭菜，兼用《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和范云《赠张徐州谡》“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的典故。颔联写田家之景，一句近景，一句远景，清新静谧。颈联写入室把酒闲谈农事，用陶潜《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典故。末联写相约。菊花指菊花酒，相约待到重阳日还来就饮。这是一幅“农家乐”的图景，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从中可以想象“开元全盛日”农村生活的淳朴恬静。
孟浩然在唐代诗人中辈分较高，李白、杜甫等都被孟浩然的风流高致所吸引。杜甫赞赏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李白把孟浩然当作“故人”，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情融于景，笔调轻松明快，画出一幅《楼头送客图》。李白又有《赠孟浩然》：
天下人都知道孟夫子的风流。“红颜”二句应“风流”，年纪轻轻就敝屣高官，隐居以终，这种淡泊高蹈的情怀是当时亟亟于功名的士人所达不到的。李白对孟浩然表达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桀骜不驯未尝没有孟浩然精神的影子。一般认为李白这首诗写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次年孟浩然卒，可以当作李白给孟浩然写的悼辞读。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王孟”，但王维从未真正归田隐居，而是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他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欣羡田园生活，《渭川田家》云：
描绘了初夏黄昏时分的一幅乡村图景，风景清新，民风淳朴，人情亲切，真实感人。诗人欣羡这份闲逸的情致，怅然有归隐之志。
王维在诗文中多次表达对陶渊明归田生活的向往。相传他十九岁就栝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桃源行》，用歌行体重新演绎桃花源的故事，将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想象为超越人间的仙境，渔人由于尘心未尽，最终不辨仙源，无处再寻。沈德潜赞此诗“顺文叙事，不须自出意见，而夷犹容与，令人味之不尽”。张旭（或认为作者是宋人蔡襄）七言绝句《桃花溪》（一作《桃花矶》）亦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题材，诗曰：
“何处边”，就是“哪里”的意思，用问句化实为虚，尤有空灵缥缈的神韵。
唐人羡慕陶渊明归田生活的还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代宗大历十年（775）前后，韦应物在长安任京兆府功曹参军，公事鞅掌，偷闲郊游，作《东郊》诗：
（明） 黄凤池辑《唐诗画谱》（局部）
长年拘束于官舍，出游郊外，曙色清明，顿觉心旷神怡。“杨柳”以下六句写东郊清幽的春景和出游的舒畅情怀。心想止息于这片幽静之地，但是公事在身，行迹不免显得匆忙。“乐幽”二句写“出世”与“入世”在内心的挣扎。末二句表达羡慕陶潜，终当辞官归隐，筑室于此。其实韦应物并没有归隐田园，其诗歌境界与陶诗也终隔一层。柳宗元的《溪居》与韦应物此诗构思有相似之处：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在零陵愚溪附近筑室，因此题曰《溪居》。首句“簪组”代指做官，柳宗元觉得做官是一种累赘，幸而贬谪至南夷，远离官场。他像山林之客一样，与农圃为邻，种田行船，独来独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幸此南夷谪”是正话反说，“长歌楚天碧”隐然有牢骚不平之意。沈德潜评曰：“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中国人对山水自然的审美发现是有一个过程的。《诗经》里难得见到山水诗，《楚辞·远游》里山水描写有所增加。魏晋以后，玄学促使士人从庙堂走向山林，对自然的审美眼睛才真正地睁开了。左思《招隐诗》曰：“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审美的耳朵从人工的音乐转向山水清音。谢灵运做永嘉（今属浙江温州）太守时，畅游山水，写了大量山水诗，堪称山水诗的鼻祖。
山水诗是唐代诗歌的大宗，一些弃官归隐的读书人，与麋鹿结伴，以云霞为友，徜徉山水，领略意趣，形诸笔下。即使一些混迹官场的士人，在复杂纷繁的倾轧之余，暂时远离世俗，休憩于花香鸟鸣之间，以葱绿醒目，以清泉洗心，也别有一番兴致。诗人遇山水，就像老朋友见面，有说不尽的话。《唐诗三百首》入选的山水诗尤其丰富。
因山水清景而兴隐居之意，是山水诗的基本主题。綦毋潜在安史之乱后归隐于江东别业，作《春泛若耶溪》：
首二句，幽居独处的意趣不曾中断，从此以后随遇而安，无不惬怀。接下来写泛舟溪上，转西壑，望南斗，水烟溶溶，林月渐行渐远。与茫茫世事相比，这真是一个清幽静谧的所在，诗人愿归栖于此，终老一生。的确，自然山水远离喧嚣，是安顿人生的好处所。
王昌龄曾隐居在长安郊区蓝田石门谷，常建来拜访，作《宿王昌龄隐居》：
王昌龄隐居之地清雅幽远，唯有孤云作伴。三四句令人想起王维《竹里馆》“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茅亭”句谓夜静，花影如眠。“药院”指种植芍药的院子，“滋苔纹”形容僻静，人迹不至。如此清幽之所，主人一定超拔不俗。诗人流连忘返，也想辞去世俗之累，回到自己所处的西山，与鸾鹤为群。诗中没有写人，但王昌龄高逸脱俗的隐士形象，于言外得之。
王维有许多山水诗，都是借山水以抒写隐逸情怀。如《山居秋暝》：
诗写于王维隐居终南山下辋川别业时。古人批评此诗中间四句“写景太多”，但颔联写景，颈联写人，有变化，不繁复，不算是毛病。尾联“王孙”用《楚辞·招隐士》的典故，反其意而用之：任凭它春芳消歇吧，这里的秋色自可留人。抒写的是归隐的志愿。
唐人把隐居常常挂在嘴边，动不动就说要隐居，有几个人真正像陶渊明那样躬耕陇亩、自食其力？“人道青山归去好，青山曾有几人归？”（杜牧《怀紫阁山》）多数人只是把它视为“终南捷径”而已，以隐逸博得高名，心里还是念着朝廷征辟给予高官厚禄。天宝九载（750），王维的内弟崔兴宗也想去终南山隐居，好友裴迪就写诗告诫他。裴迪《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曰：
王维《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的场景与此图颇类似。
“口号”，随口吟成，即后人所谓口占一绝。果不其然，后来崔兴宗还是出来做官了，任右补阙和饶州长史。
六朝人有“山水以形媚道”的说法。山川焕绮，草木贲华，山水自然本身就是“道”的外在呈现。士人从烦杂的世俗中超脱出来，静坐于山水之间，万虑俱空，心地澄明，对人生之理、宇宙之道会有更深切的体悟。在写景的同时，传达出对宇宙人生的彻悟，这是唐人山水诗的另一主题。
盛唐诗人王湾在近年关时，乘船至润州（今江苏镇江），作《次北固山下》：
首二句写诗人行迹，青山绿水，正是江南冬去春来之景。“潮平”二句，写春潮初涨的壮丽景象，水面开阔明净，一只帆船像悬挂在空中，显示出前途宽广、蓄势待发的气象。颈联最为著名，残夜未尽，海日升起；旧年将终，新春已至。置早意于残晚中，旧事物孕育着新生机。张说居相府时曾手题此二句于政事堂，常常指示给文士，诗就该这么写。后人称此联 “一句能令万古传”。有中间四句奠定基调，尾联转笔写乡思，只是淡淡的愁绪，毫无衰飒颓唐之感，显示出盛唐气象的明丽朗畅。
再看常建的《破山寺后禅院》：
这是一首题壁诗，题于常熟兴福寺（破山寺）禅院。境界清幽静雅，富有禅意。欧阳修喜爱颔联“曲径”二句，游览园林，往往于曲径通幽之处，豁然开朗，别有一番“禅房花木深”的景象，人生如此，闻知学道也是如此。殷璠喜爱颈联“山光”二句，一个“悦”字便有禅理，像庄子知鱼之乐一样体会鸟的喜悦；“潭影”之空，令人心中杂念顿然消散，进入空寂。最后二句，在万籁俱寂中传来了悠远的钟磬音，更显得清幽静谧，让人的心灵顿然彻悟，净化澄澈，而得禅悦之奥妙。
王维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奉佛坐禅。学佛参禅的感悟时而渗透在他的山水诗中。如《过香积寺》：
香积寺在陕西西安近郊。王维本不知山中有寺，深入云峰，在古木参天、人迹罕至之处忽闻钟声而始知有寺庙。首四句一气盘旋，流畅自然。颈联咏寺外幽景，赵殿成解释说：“深山恒境，每每如此。下一‘咽’字，则幽静之状恍然；着一‘冷’字，则深僻之景若见。昔人所谓‘诗眼’是矣。”泉水冲击在高高的石头上，发出幽咽的声音，以声衬静，更显得深山空寂。日光照在青松上觉着清冷，更显得松林苍翠。尾联以薄暮时分隐僻而宁静的空潭比喻心地空明，因潭水而想到龙，以毒龙比喻人的欲念。安禅于空潭之曲，以慧力制伏心中的毒龙，意即寺之幽寂，恰可安禅。山水与禅趣的交融，是王维山水诗的重要特征，如《终南别业》：
终南别业是王维“中隐”于终南山的居所。自中年就有好道之心，至晚年才隐居南山边，实现夙愿。隐居生活，畅适随性，独来独往，不受束缚，那份惬意也只有自己能体会得到。颈联写景中隐含着哲理：若心无挂碍，则在看似穷尽之处，会有一番新的景象。黄庭坚称赞王维有泉石膏肓之疾。的确，若非胸次澄澈，是见不到这一层的。王维的许多山水诗中，诗人完全消泯自己的主体性存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相亲近，相对话。如《鹿柴》：
远处传来人语“响”，人语成了自然的一部分，更显出山之空静。夕阳的余辉透过深林，映照在青苔上，一幅很有层次感的画面。这样的诗歌，古人评曰：“无言而有画意。”再看王维的《竹里馆》：
明月似乎亦解人意，偏来照独坐之人。一时清兴，适与景会，故说人与明月 “相照”。
山水悟道，山水诗不可显得过于质实，如果直接讲一番道理，就是“漆园之义疏”，或韵语《道德经》了。且看王维的《酬张少府》：
画家根据王维《竹里馆》诗意所绘，对月鸣琴，似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天宝后期，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荒废朝政，王维对此有所不满，闲居辋川。张少府对王维晚年的退守或许不太理解，写信过问，王维作此诗酬答。颈联抒写不问世事，返回旧林后的闲适和惬意。末句对于张少府“穷通理”的疑问，以“渔歌入浦深”之不答答之，最为灵妙。如果照直回答，不免落入实相。再看刘长卿《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
天宝年间，刘长卿居家嵩阳（今河南登封），附近颍水上游有南溪。刘长卿去寻访道人，道人所居之地，世人不到，非常幽静。刘长卿可能也没有寻着，诗歌只写他一路所见之白云、静渚、春草、山松和水源。风景之清幽雅致，令人想象道人也超拔不俗。尾联写对着溪花而悟出禅意。但禅意是什么，并没有直说，就像陶渊明《饮酒》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俞陛云《诗境浅说》云：“花与禅本不相涉，而连合言之，便有妙悟。”佛教不仅有“拈花微笑”的故事，佛经还说：“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其中禅意，可自己去领悟，不须言说。
有些山水诗是诗人敏锐的心灵与外物一瞬间的契合相感，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成为诗人兴之所至、寓目辄书的印迹。
郁达夫有一句诗：“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杭州西湖如此，天下一切清景无不如此。没有人去驻足欣赏，山水风景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诗人去领略其风采，品鉴其意趣，形诸笔墨，山水才有其精神，显其灵气，进入文化，得以永恒。
诗歌是最美的语言，唐诗是最美的诗歌，是现代人灯火永不阑珊的精神家园。《唐诗三百首》作为风行二百多年的最经典的童蒙诗学教材，具有蒙以养正、诗以化人的重大作用。但是，当代人或只会背诵零星诗作，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能对其有一通贯而清晰的整体认知。
本书从通识教育的立场出发，内容不仅涉及《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旨趣、艺术世界、经典化历程、遗珠之憾，还涵盖唐代精神风貌、唐诗的体裁与近体诗的格律、唐诗的域外传播等主题，拈出50位诗人的130余首诗作进行鉴赏，时代背景、诗人际遇、诗歌意境、名家点评融为一体，是以诗证史的唐代实录，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小像，是旧体诗创作的初级指导，是增强诗学修养、培养审美人格的简明易懂的大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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