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杰：逍遥津之战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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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进攻合肥的反常之处
逍遥津之战，东吴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是孙权发动这场战役的时间令人感到困惑。它不是在江东基地经过精心准备后直接出兵攻击合肥，而是先远赴荆州与刘备争夺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在奔波对峙数月之后撤兵回到江东的中途转赴淮南的。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成都，全据益州，孙权得知后派诸葛瑾入川，向刘备索要当初“借荆州”的土地而遭到拒绝。孙权于是向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派遣了自己的官吏前去接收，却都被关羽赶了回去。孙权大怒，亲自领兵前往荆州夺取南三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分析，当在建安二十年（215）五月。孙权派吕蒙等部将顺利夺取了南三郡，而刘备也领兵出川赶到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并派关羽率军到达益阳（今湖南益阳市）前线，与吴兵对垒。双方经过谈判罢兵休战，刘备把长沙、桂阳和江夏郡的一部分割让给东吴。经过领土交割和稳定当地统治之后，孙权这才从荆州撤退，在返回江东的途中转道去进攻合肥。在争夺南三郡的军事行动中，“（孙）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后来撤兵时，“（孙）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说明他是在得手后从陆口（今湖北赤壁市陆溪镇）撤兵开往合肥的。凌统本传也说他，“与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往合肥，为右部督。”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在争夺南三郡的战役中，孙权的军队从江东出发，跋涉数千里到达荆州前线，又与蜀军相持多日，虽然没有交兵厮杀，但是经过百余日奔走和紧张对峙，已然是相当疲惫了。按照兵法的常识，作战利于速决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在达到争夺南三郡的战役目的之后，吴军主力兵马困乏，理应回到后方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实施下一次的作战计划。建安十三年（208）冬赤壁之战以后，孙权也曾率领大军围攻合肥百余日，最后无功而返。现在合肥又得到张辽的七千精兵，防守力量要强于上次；吴军则是一队疲兵，战斗能力要大打折扣。这些情况孙权都应该知道，那么他为何还要违背作战的法则，硬要率领一支征战多日的倦怠之师去攻打坚城呢？孙权的这番举动相当反常，完全不符合兵家的要旨，其原因究竟何在？史籍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在这里只能根据其历史背景做些合乎逻辑的推测。
笔者分析，孙权此次出征合肥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帮助盟友刘备摆脱困境。孙权发兵夺取南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本来是准备和孙权刀兵相见、一决高下的，但是这时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传了过来，刘备担心四川后方有失，于是急忙和孙权达成和解。“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孙）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在这场交易中，刘备明显是吃了大亏，孙权没有损失军队就得到了三个郡。按照常理来说，刘备恐怕不会白白交出这些领土，他或许会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让孙权乘魏军主力远赴汉中之际，出兵袭击一下合肥，以迫使曹操的大军尽早从汉中撤回去，借以解除自己后方所受到的严重威胁。孙权当然明白靠这支疲惫的军队打不下合肥，但是为了顺利获得南三郡，不妨先答应下来，让军队虚张声势地走一趟，也不受什么损失。后来孙权大军赶到合肥城下，并没有实行强攻，只是观望停留。“（孙）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这就表明了孙权的态度，如果真是以攻占合肥为作战目标，那就不会让大军守望多日，连一次攻城也没有进行就灰溜溜地撤退。因为孙权本来就没想用疲乏厌战的部队攻打这座坚固的城池，只不过是摆个样子给刘备和曹操看看而已。何况吴军到达合肥前线后还遇到了疾病流行，所以孙权并未攻城，就收兵返回江东了。
由于孙权在逍遥津之战失利撤退，吸引曹操主力东归的计划未能完成。据曹操本纪记载，他当年三月出征汉中，先到达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后经散关到河池，五月消灭了在武都叛乱的氐王窦茂，七月攻占阳平关，随即占领了汉中首府南郑（今陕西汉中市），随后又巩固安定附近地区，并招诱张鲁投降。直到十二月，才离开南郑返回中原。
孙权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
东吴在逍遥津之战中出动的兵力是多少？根据曹魏方面的记载为十万，见张辽本传：“俄而（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黄初六年（225）魏文帝诏书亦称：“合肥之役，（张）辽、（李）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孙吴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代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和《三国志》一样，也是这样记述，当今学界亦与赞同①。但是十万这个数字很令人生疑，试析如下：
首先有个问题，就是东吴当时总共有多少军队，才能一次出动十万？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曾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是说他的全部军队大约有十万人。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乘胜攻占了荆州江北的南郡和江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不过后来孙权“借荆州”与刘备，上述领土都先后割让或转借出去，只是保留了江夏郡的江南部分，以及鲁肃在荆州四个县的封邑（州陵、下隽、汉昌、刘阳），也就是说东吴在赤壁战后增加的领土和户口相当有限，其国内的总兵力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大体上仍然维持着十万或略多一些的人马。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孙权这十万人马总不会全部出动去攻打合肥，必须留下一部分驻守江东根据地，还要据守夏口以东至京城（今江苏镇江市）沿江二千里的各座据点，这恐怕也得需要数万人，孙权怎么还能带领十万兵马去攻打合肥呢？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如前所述，建安十三年（208）冬赤壁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孙权亦曾带领大军攻打合肥，根据魏方的记载也是出动了十万人。见刘馥本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当时东吴的全部军队也就是十万人，其中周瑜迎战曹操带走了三万兵马；孙权在进攻合肥的同时，“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又分走数千或上万人马，加上江东留守的部队，实际上孙权能够动用进攻合肥的兵马，最多不过四五万人。说他率“十万众”显然是夸大其词了，这应该是孙权对外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笔者按：汉末三国时期各方出征往往都要虚夸自己的兵力，以便震慑对方，来壮大声势。例如赤壁之战曹操的军队号称八十万众，但按周瑜分析也就是二十来万。“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后来曹操四越巢湖，《江表传》载：“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这也是对外的宣传之词，实际按参军傅干所言，曹操出动的只有十万人。“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孙吴方面也是如此，如孙亮建兴二年（253）太傅诸葛恪率军伐魏，“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对外宣传则“号五十万，来向寿春”。因此，孙权在建安年间两次进攻合肥都号称十万人，也是对外虚报的数字，而并非是实际兵力。
那么，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出征合肥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史书虽然未曾明言，但是可以从他进攻荆州、夺取南三郡的有关情况来窥测一番。当时东吴方面的部署是：“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就是说孙权派遣到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共有吕蒙、鲁肃所率三万余人，他自己率领预备队坐镇陆口，具体兵力不详。后来刘备率军五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孙）权乃召（吕）蒙等使还助（鲁）肃……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孙皎、潘璋所部应是原来孙权手下的预备队，这样吴军的数量就超过了关羽的军队。刘备预备队和关羽前线主力之比例为2∶3，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估算，孙权前线部队起初为三万余人，其预备队可能会有两万多人，总兵力为五六万人。南三郡战役结束后，留下鲁肃率万余人继续屯驻陆口。孙权撤退并转赴合肥的兵力大约有四五万人，进攻合肥时对外号称十万。曹操方面打了胜仗，为了炫耀战功，就按照东吴虚夸的数目把孙权的兵力说成十万，借以夸大张辽的功劳，这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法，读史者应该注意不要受它们的欺骗。
张辽使用的“斩将搴旗”战术
在逍遥津之战中，张辽的两次出击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事先通过侦察得知敌军主帅的位置，然后出动精锐突然袭击，力争将其擒获或杀死。例如首次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闯进孙权的军营，吓得他和部下逃到高大的丘冢上，以躲避敌兵的冲击。“（孙）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第二次战斗则是吴军主力撤退，孙权与帐下卫士及吕蒙、蒋钦、凌统、甘宁等部将逗留在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张辽几乎将孙权生擒，幸亏孙权部下将士拼死战斗，他才得以纵马跳过断桥，逃至津南脱险。这种突袭敌军首领的战术，秦汉时期称作“斩将搴旗”，即斩杀敌军的将领，拔掉敌人的军旗，司马迁把它和“攻城先登”“陷阵却敌”并称为最危险的战斗。
“斩将搴旗”这种战术，是俗话说的“擒贼先擒王”，即突然袭击敌军的司令部，斩杀将帅以使其指挥中枢瘫痪，力图造成敌人全军的混乱乃至崩溃。将帅是部队发布命令的指挥官，不同的旗帜则表明各级将领的身份地位，它们也是发出军令信号的标识，古代军队的行进、转向要根据旗帜的挥舞变化来执行。两汉三国的军队主将设有牙旗（旗杆上有象牙装饰），就是指挥部队的信号工具。张衡《东京赋》云：“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薛综注曰：“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旌。谓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像孙吴的中军设置牙旗，以发布号令。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同时更换了中军的牙旗。“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孙权还命令胡综为黄龙牙旗作赋曰：“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从该赋中还可以知晓，孙吴军阵的东西南北设有“四灵”旗帜，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黑色的大龟）。黄龙牙旗设在中间，根据它的变化，四方的军旗再予以挥动，告知部下将士前进的方向。“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
在逍遥津战役的首次战斗里，张辽率领的魏军精锐冲击孙权的中军大营，就拔掉了吴军的牙旗，后来又被吴将贺齐夺了回来。贺齐本传云：“（建安）二十年，从（孙）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贺）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这段记载令人有些疑问，不过是夺回了一件普通的兵器，就值得记录在史册吗？卢弼《三国志集解》对此进行过考证：“《（太平）御览》引此作‘徐盛被创失牙，（贺）齐引兵拒击，得（徐）盛所失牙。’潘眉曰：‘《御览》引入牙部，不入矛部，今本作矛，误。’赵一清曰：‘牙谓牙旗也。（孙）权作黄龙大牙，见《胡综传》。’”表明徐盛曾为东吴中军的护旗官，被魏军击伤而丢失了牙旗，最后被贺齐夺回。《三国志》中潘璋本传也提到徐盛在这场战斗中的逃跑。“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潘）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孙）权甚壮之，拜偏将军。”因为牙旗是中军发布命令的信号标识，其得失对作战具有重要影响，所以被史书作为一件大事给予记载。徐盛“失牙”事在《太平御览》卷339《兵部七十·牙》。
“斩将搴旗”的战术实施起来相当困难，由于敌人的主将和中军大旗通常居于敌阵中央，都有精锐部队保护，如逍遥津之战的第二次战斗中，孙权身边就有“车下虎士千余人”，冲击的部队必须勇猛善战，又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才能完成这项艰险的任务。张辽是曹操帐下著名的勇将，以前曾经屡次执行类似的使命。例如建安五年（200）四月，曹操突然改变进军方向，直奔敌将颜良围攻的白马（治今河南滑县东）。“未至十余里，（颜）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建安十二年（207）八月，曹操北征乌桓，“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通过上述作战的成功，曹操很相信张辽以寡敌众的勇悍，所以预先留下教令，让张辽和李典率兵主动出击，挫败强敌的锐气。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张辽是怎样判断敌军主帅（国君）在什么地点的呢？从历史记载来看，汉代与三国的将帅外出时，身后都有伞盖，国君与大将的伞盖非常华丽醒目。例如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与大将军何进在洛阳平乐观阅兵，分别建立了十二重和九重的五彩大小华盖。“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何）进驻小华盖下。”行军作战时将帅的伞盖称作“麾盖”，即伞盖顶端装饰有“麾”，即髦（牦）牛尾毛编织成的饰物，望见即可得知其下会有主将。例如前述袁曹白马之战，“（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张辽也是侦察到孙权的麾盖所在，然后纵兵奔袭，“冲垒入，至权麾下。”
汉代使臣、将帅的节杖上亦装饰有“麾”，即牦牛尾毛的织物，见《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李贤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牦牛之尾哉！’”所以有些将帅的麾盖亦称作“节盖”，也是他们所在的标识。例如吴将朱桓出征庐江，撤军时过溪水，他亲自领兵断后。“时庐江太守李膺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朱）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又留赞为孙吴左将军，出征寿春撤兵时遇到敌人追击，“（留）赞病困，不能整陈，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弟子以归。”这是因为伞盖和印绶是将军身份地位的标志与证物，留赞不愿意让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所以交给他的侄子带走。
由此可见，张辽武艺高强，作战勇猛，部下将士亦训练有素，舍生忘死，所以能够屡次施行“斩将搴旗”的战术。陈寿在《三国志》中点评道：“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说的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人，而张辽被列在首位。而据傅玄所言，曹操手下的将领要数曹仁最为勇敢，张辽位居第二。“曹大司马之勇，（孟）贲、（夏）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这恐怕是对曹氏有些阿谀奉承，因为曹仁在孙吴将帅眼中的威望远不如张辽。例如朱桓即对手下将士说：“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朱）桓邪？”又云：“今人（曹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后来朱桓果然以寡敌众，相当轻松地打败了曹仁的进攻。可对张辽就不是这样。孙权假意降魏后，曹丕派遣张辽重返合肥，孙权知道后当即心生畏惧，向曹丕询问：“又闻张征东、朱横海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孙）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张辽晚年抱病参加曹休对吴国的东征，孙权仍然对他心有余悸，告诫诸将曰：“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从逍遥津遇险看孙权的性格特点
孙权在逍遥津之战的第二次战斗中又遭遇险境，当时东吴大军已然撤离，并且距离前线很远。“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孙）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孙权作为军队的主帅，还是一国之君，却亲自带领少数军队留下来断后，这是担负了非常危险的任务。当时他身边的兵马不多，据甘宁本传记载，“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从（孙）权逍遥津北。”他的这几位部将只有手下的私兵，即随身侍从的兵士。例如，“（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吕蒙等其他将领的部下估计和凌统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数百人，不会超过孙权的“车下虎士千余人”，这样合计起来也就是三千人左右，比起张辽在合肥城中的七千精兵要少得多，所以魏军才会看准时机突然出城袭击，将孙权等人包围，使他们陷入以少敌众，又是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
东吴数万大军驻在合肥城下时，他们架设在施水上与后方联系的桥梁肯定不止一座。此时由于军队主力早已撤离，只剩下断后的少数兵马，渡桥也仅保留了一座。张辽为了断绝敌人的退路，率军出击时首先冲到津桥，破坏了它，使吴军无法迅速撤到津南。等到孙权突围到渡口时，“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孙）权策马驱驰。”越过断桥，才得以摆脱敌军的围攻，安全与主力会合。如前所述，孙权在这次撤军行动中犯有轻敌的错误，他作为统帅不应该脱离军队主力，和少数兵马冒险逗留在津北，又距离桥梁很远，以致被敌人抓住这些失误，毁桥围攻，险些丢掉了性命。
孙权的这次遇险和他的性格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班固在提到东南地区的民俗风气时曾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孙权在这方面和他的父兄一样，保留着吴地人众的传统性格。其一是好勇乐斗，孙坚、孙策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与敌人近身搏战。如孙坚在攻城时，“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孙策曾与豪帅祖郎交手，险遭不测。后来又与太史慈决斗，“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孙权虽在逍遥津陷入重围，却没有胆怯，仍然纵马驰骋杀敌，给敌人将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辽为此曾询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其二是轻佻冒险，身为主帅，却未能稳健持重，往往身历险境。孙坚是率兵领先追击，中了敌军埋伏而死。孙策则是孤身逐鹿，被刺客杀害。所以陈寿评论他们二人，“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孙权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父兄的习性，他年轻时曾跟随孙策出征，驻扎的时候就因为不注意部署防御设施而险些蒙难。“（孙）策讨六县山贼，（孙）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结果遭到敌人突袭，“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多亏周泰率领左右奋力解救，“是日无泰，权几危殆。”孙策被刺、孙权继位后，他上述轻佻冒险的习气仍然没有改掉。“后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张）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曾经很严肃地劝诫孙权：“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孙权表面上向张昭道歉并承认错误，内心却不以为意。此后的逍遥津遇险，他仅带领少数兵马殿后，就表明孙权根本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以致于重蹈覆辙，多亏部下拼死相救，才侥幸逃脱。
今人王永平在《论孙权父子的“轻脱”》一文中提到，在汉末三国时期，寒门出身的人物往往不愿恪守世俗流行的各种行为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其思想文化风貌与行为举止无不深深打上其寒门阶层的烙印，而与儒学世族不同。“儒学世族崇尚礼法，家教严正，而寒门则少守拘束，‘轻脱’无行。如曹操自少便‘任侠放荡’、‘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其子曹丕、曹植也多任情纵性。与曹氏父子相似，孙权之行为举止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例如孙权喜好驰猎游戏、滑稽调笑和酗酒，在战争中喜欢冒险，不愿遵守君主将帅应当稳健持重的通例，也可以看作是受其寒门出身的影响。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纵马越过断桥之后，得到贺齐所部三千余人的接应。他回到大船之中与诸将饮酒庆祝脱险，贺齐离开坐席，涕泣而言道：“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孙权进前为他擦泪，回答说：“大惭！谨以尅心，非但书诸绅也。”经历这次险境以后，孙权在战斗中有所注意，不再亲临敌前，但是在其他方面仍然没有改掉喜欢冒险的习性。例如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孙）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黄武五年（226），“（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钧台圻。”出航时遇到暴风，侍从谷利要求舵工回到樊口港湾避风，但是孙权不同意，坚持要继续航行去罗洲。“（谷）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舵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事后孙权还嘲笑谷利胆小怕死，遭到后者的反驳。“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另据《水经注》记载，这艘大船在靠岸后就被飓风摧毁。“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及拔刀急止，令取樊口薄（泊），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
作为东吴的开国之君，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予孙权很高的评价，说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但是在他身上也有轻佻冒险、不够稳重的性格弱点，与他的父兄相似，所以会在作战、狩猎和航行中多次遭遇险境而几乎丧命。
建安二十年（215）八月，孙权亲率大军进攻曹魏在淮南的重镇合肥。曹魏守将张辽以寡敌众，出其不意率军迎战，先是带领八百壮士突袭孙权军营，重创敌兵获胜而还，后又乘敌人主力撤退，孙权逗留在逍遥津北时全力出击，几乎生擒敌人的国君。这两次战斗被后人合称为逍遥津之战，或逍遥津战役，但实际上只有后一次双方是在逍遥津北交锋。关于这次战役，学界有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孙权出动十万大军，是三国前期东吴发动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因而非常重要。对于逍遥津之战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笔者在阅读史籍中发现若干问题并进行了探究，现就正于方家。
周曰校插图版《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孙权合肥大战
孙权进攻合肥的反常之处
逍遥津之战，东吴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是孙权发动这场战役的时间令人感到困惑。它不是在江东基地经过精心准备后直接出兵攻击合肥，而是先远赴荆州与刘备争夺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在奔波对峙数月之后撤兵回到江东的中途转赴淮南的。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成都，全据益州，孙权得知后派诸葛瑾入川，向刘备索要当初“借荆州”的土地而遭到拒绝。孙权于是向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派遣了自己的官吏前去接收，却都被关羽赶了回去。孙权大怒，亲自领兵前往荆州夺取南三郡，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分析，当在建安二十年（215）五月。孙权派吕蒙等部将顺利夺取了南三郡，而刘备也领兵出川赶到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并派关羽率军到达益阳（今湖南益阳市）前线，与吴兵对垒。双方经过谈判罢兵休战，刘备把长沙、桂阳和江夏郡的一部分割让给东吴。经过领土交割和稳定当地统治之后，孙权这才从荆州撤退，在返回江东的途中转道去进攻合肥。在争夺南三郡的军事行动中，“（孙）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后来撤兵时，“（孙）权反自陆口，遂征合肥。”说明他是在得手后从陆口（今湖北赤壁市陆溪镇）撤兵开往合肥的。凌统本传也说他，“与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阳，从往合肥，为右部督。”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在争夺南三郡的战役中，孙权的军队从江东出发，跋涉数千里到达荆州前线，又与蜀军相持多日，虽然没有交兵厮杀，但是经过百余日奔走和紧张对峙，已然是相当疲惫了。按照兵法的常识，作战利于速决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在达到争夺南三郡的战役目的之后，吴军主力兵马困乏，理应回到后方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再考虑实施下一次的作战计划。建安十三年（208）冬赤壁之战以后，孙权也曾率领大军围攻合肥百余日，最后无功而返。现在合肥又得到张辽的七千精兵，防守力量要强于上次；吴军则是一队疲兵，战斗能力要大打折扣。这些情况孙权都应该知道，那么他为何还要违背作战的法则，硬要率领一支征战多日的倦怠之师去攻打坚城呢？孙权的这番举动相当反常，完全不符合兵家的要旨，其原因究竟何在？史籍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在这里只能根据其历史背景做些合乎逻辑的推测。
笔者分析，孙权此次出征合肥很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帮助盟友刘备摆脱困境。孙权发兵夺取南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本来是准备和孙权刀兵相见、一决高下的，但是这时曹操进攻汉中的消息传了过来，刘备担心四川后方有失，于是急忙和孙权达成和解。“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孙）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在这场交易中，刘备明显是吃了大亏，孙权没有损失军队就得到了三个郡。按照常理来说，刘备恐怕不会白白交出这些领土，他或许会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让孙权乘魏军主力远赴汉中之际，出兵袭击一下合肥，以迫使曹操的大军尽早从汉中撤回去，借以解除自己后方所受到的严重威胁。孙权当然明白靠这支疲惫的军队打不下合肥，但是为了顺利获得南三郡，不妨先答应下来，让军队虚张声势地走一趟，也不受什么损失。后来孙权大军赶到合肥城下，并没有实行强攻，只是观望停留。“（孙）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这就表明了孙权的态度，如果真是以攻占合肥为作战目标，那就不会让大军守望多日，连一次攻城也没有进行就灰溜溜地撤退。因为孙权本来就没想用疲乏厌战的部队攻打这座坚固的城池，只不过是摆个样子给刘备和曹操看看而已。何况吴军到达合肥前线后还遇到了疾病流行，所以孙权并未攻城，就收兵返回江东了。
由于孙权在逍遥津之战失利撤退，吸引曹操主力东归的计划未能完成。据曹操本纪记载，他当年三月出征汉中，先到达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后经散关到河池，五月消灭了在武都叛乱的氐王窦茂，七月攻占阳平关，随即占领了汉中首府南郑（今陕西汉中市），随后又巩固安定附近地区，并招诱张鲁投降。直到十二月，才离开南郑返回中原。
孙权究竟出动了多少兵力
东吴在逍遥津之战中出动的兵力是多少？根据曹魏方面的记载为十万，见张辽本传：“俄而（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黄初六年（225）魏文帝诏书亦称：“合肥之役，（张）辽、（李）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孙吴方面则没有明确的记载。后代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和《三国志》一样，也是这样记述，当今学界亦与赞同①。但是十万这个数字很令人生疑，试析如下：
首先有个问题，就是东吴当时总共有多少军队，才能一次出动十万？按照《三国志》的记载，在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曾对诸葛亮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是说他的全部军队大约有十万人。赤壁之战后，孙刘联军乘胜攻占了荆州江北的南郡和江南四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不过后来孙权“借荆州”与刘备，上述领土都先后割让或转借出去，只是保留了江夏郡的江南部分，以及鲁肃在荆州四个县的封邑（州陵、下隽、汉昌、刘阳），也就是说东吴在赤壁战后增加的领土和户口相当有限，其国内的总兵力应该不会有明显的变化，大体上仍然维持着十万或略多一些的人马。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也是这样认为。但是孙权这十万人马总不会全部出动去攻打合肥，必须留下一部分驻守江东根据地，还要据守夏口以东至京城（今江苏镇江市）沿江二千里的各座据点，这恐怕也得需要数万人，孙权怎么还能带领十万兵马去攻打合肥呢？这显然是无法做到的。
如前所述，建安十三年（208）冬赤壁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孙权亦曾带领大军攻打合肥，根据魏方的记载也是出动了十万人。见刘馥本传，“建安十三年卒。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当时东吴的全部军队也就是十万人，其中周瑜迎战曹操带走了三万兵马；孙权在进攻合肥的同时，“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又分走数千或上万人马，加上江东留守的部队，实际上孙权能够动用进攻合肥的兵马，最多不过四五万人。说他率“十万众”显然是夸大其词了，这应该是孙权对外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笔者按：汉末三国时期各方出征往往都要虚夸自己的兵力，以便震慑对方，来壮大声势。例如赤壁之战曹操的军队号称八十万众，但按周瑜分析也就是二十来万。“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后来曹操四越巢湖，《江表传》载：“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这也是对外的宣传之词，实际按参军傅干所言，曹操出动的只有十万人。“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孙吴方面也是如此，如孙亮建兴二年（253）太傅诸葛恪率军伐魏，“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对外宣传则“号五十万，来向寿春”。因此，孙权在建安年间两次进攻合肥都号称十万人，也是对外虚报的数字，而并非是实际兵力。
那么，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出征合肥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史书虽然未曾明言，但是可以从他进攻荆州、夺取南三郡的有关情况来窥测一番。当时东吴方面的部署是：“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就是说孙权派遣到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共有吕蒙、鲁肃所率三万余人，他自己率领预备队坐镇陆口，具体兵力不详。后来刘备率军五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孙）权乃召（吕）蒙等使还助（鲁）肃……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孙皎、潘璋所部应是原来孙权手下的预备队，这样吴军的数量就超过了关羽的军队。刘备预备队和关羽前线主力之比例为2∶3，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估算，孙权前线部队起初为三万余人，其预备队可能会有两万多人，总兵力为五六万人。南三郡战役结束后，留下鲁肃率万余人继续屯驻陆口。孙权撤退并转赴合肥的兵力大约有四五万人，进攻合肥时对外号称十万。曹操方面打了胜仗，为了炫耀战功，就按照东吴虚夸的数目把孙权的兵力说成十万，借以夸大张辽的功劳，这也是一种宣传的手法，读史者应该注意不要受它们的欺骗。
张辽使用的“斩将搴旗”战术
在逍遥津之战中，张辽的两次出击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事先通过侦察得知敌军主帅的位置，然后出动精锐突然袭击，力争将其擒获或杀死。例如首次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闯进孙权的军营，吓得他和部下逃到高大的丘冢上，以躲避敌兵的冲击。“（孙）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第二次战斗则是吴军主力撤退，孙权与帐下卫士及吕蒙、蒋钦、凌统、甘宁等部将逗留在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张辽几乎将孙权生擒，幸亏孙权部下将士拼死战斗，他才得以纵马跳过断桥，逃至津南脱险。这种突袭敌军首领的战术，秦汉时期称作“斩将搴旗”，即斩杀敌军的将领，拔掉敌人的军旗，司马迁把它和“攻城先登”“陷阵却敌”并称为最危险的战斗。
张辽合肥䧟阵
“斩将搴旗”这种战术，是俗话说的“擒贼先擒王”，即突然袭击敌军的司令部，斩杀将帅以使其指挥中枢瘫痪，力图造成敌人全军的混乱乃至崩溃。将帅是部队发布命令的指挥官，不同的旗帜则表明各级将领的身份地位，它们也是发出军令信号的标识，古代军队的行进、转向要根据旗帜的挥舞变化来执行。两汉三国的军队主将设有牙旗（旗杆上有象牙装饰），就是指挥部队的信号工具。张衡《东京赋》云：“戈矛若林，牙旗缤纷。”薛综注曰：“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旌。谓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饰之，故云牙旗。”像孙吴的中军设置牙旗，以发布号令。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同时更换了中军的牙旗。“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孙权还命令胡综为黄龙牙旗作赋曰：“军欲转向，黄龙先移，金鼓不鸣，寂然变施，暗谟若神，可谓秘奇。”从该赋中还可以知晓，孙吴军阵的东西南北设有“四灵”旗帜，即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黑色的大龟）。黄龙牙旗设在中间，根据它的变化，四方的军旗再予以挥动，告知部下将士前进的方向。“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
在逍遥津战役的首次战斗里，张辽率领的魏军精锐冲击孙权的中军大营，就拔掉了吴军的牙旗，后来又被吴将贺齐夺了回来。贺齐本传云：“（建安）二十年，从（孙）权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贺）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这段记载令人有些疑问，不过是夺回了一件普通的兵器，就值得记录在史册吗？卢弼《三国志集解》对此进行过考证：“《（太平）御览》引此作‘徐盛被创失牙，（贺）齐引兵拒击，得（徐）盛所失牙。’潘眉曰：‘《御览》引入牙部，不入矛部，今本作矛，误。’赵一清曰：‘牙谓牙旗也。（孙）权作黄龙大牙，见《胡综传》。’”表明徐盛曾为东吴中军的护旗官，被魏军击伤而丢失了牙旗，最后被贺齐夺回。《三国志》中潘璋本传也提到徐盛在这场战斗中的逃跑。“合肥之役，张辽奄至，诸将不备，陈武斗死，宋谦、徐盛皆披走，（潘）璋身次在后，便驰进，横马斩谦、盛兵走者二人，兵皆还战。（孙）权甚壮之，拜偏将军。”因为牙旗是中军发布命令的信号标识，其得失对作战具有重要影响，所以被史书作为一件大事给予记载。徐盛“失牙”事在《太平御览》卷339《兵部七十·牙》。
“斩将搴旗”的战术实施起来相当困难，由于敌人的主将和中军大旗通常居于敌阵中央，都有精锐部队保护，如逍遥津之战的第二次战斗中，孙权身边就有“车下虎士千余人”，冲击的部队必须勇猛善战，又有视死如归的决心，才能完成这项艰险的任务。张辽是曹操帐下著名的勇将，以前曾经屡次执行类似的使命。例如建安五年（200）四月，曹操突然改变进军方向，直奔敌将颜良围攻的白马（治今河南滑县东）。“未至十余里，（颜）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建安十二年（207）八月，曹操北征乌桓，“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通过上述作战的成功，曹操很相信张辽以寡敌众的勇悍，所以预先留下教令，让张辽和李典率兵主动出击，挫败强敌的锐气。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张辽是怎样判断敌军主帅（国君）在什么地点的呢？从历史记载来看，汉代与三国的将帅外出时，身后都有伞盖，国君与大将的伞盖非常华丽醒目。例如中平五年（188）汉灵帝与大将军何进在洛阳平乐观阅兵，分别建立了十二重和九重的五彩大小华盖。“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何）进驻小华盖下。”行军作战时将帅的伞盖称作“麾盖”，即伞盖顶端装饰有“麾”，即髦（牦）牛尾毛编织成的饰物，望见即可得知其下会有主将。例如前述袁曹白马之战，“（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张辽也是侦察到孙权的麾盖所在，然后纵兵奔袭，“冲垒入，至权麾下。”
汉代使臣、将帅的节杖上亦装饰有“麾”，即牦牛尾毛的织物，见《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上》李贤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旄牛尾为其眊三重。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牦牛之尾哉！’”所以有些将帅的麾盖亦称作“节盖”，也是他们所在的标识。例如吴将朱桓出征庐江，撤军时过溪水，他亲自领兵断后。“时庐江太守李膺整严兵骑，欲须诸军半渡，因迫击之。及见（朱）桓节盖在后，卒不敢出，其见惮如此。”又留赞为孙吴左将军，出征寿春撤兵时遇到敌人追击，“（留）赞病困，不能整陈，知必败，乃解曲盖印绶付弟子以归。”这是因为伞盖和印绶是将军身份地位的标志与证物，留赞不愿意让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所以交给他的侄子带走。
由此可见，张辽武艺高强，作战勇猛，部下将士亦训练有素，舍生忘死，所以能够屡次施行“斩将搴旗”的战术。陈寿在《三国志》中点评道：“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说的是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五人，而张辽被列在首位。而据傅玄所言，曹操手下的将领要数曹仁最为勇敢，张辽位居第二。“曹大司马之勇，（孟）贲、（夏）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这恐怕是对曹氏有些阿谀奉承，因为曹仁在孙吴将帅眼中的威望远不如张辽。例如朱桓即对手下将士说：“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朱）桓邪？”又云：“今人（曹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邪！”后来朱桓果然以寡敌众，相当轻松地打败了曹仁的进攻。可对张辽就不是这样。孙权假意降魏后，曹丕派遣张辽重返合肥，孙权知道后当即心生畏惧，向曹丕询问：“又闻张征东、朱横海今复还合肥，先王盟要，由来未久，且（孙）权自度未获罪衅，不审今者何以发起，牵军远次？”张辽晚年抱病参加曹休对吴国的东征，孙权仍然对他心有余悸，告诫诸将曰：“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从逍遥津遇险看孙权的性格特点
孙权在逍遥津之战的第二次战斗中又遭遇险境，当时东吴大军已然撤离，并且距离前线很远。“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孙）权使追还前兵，兵去已远，势不相及。”孙权作为军队的主帅，还是一国之君，却亲自带领少数军队留下来断后，这是担负了非常危险的任务。当时他身边的兵马不多，据甘宁本传记载，“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从（孙）权逍遥津北。”他的这几位部将只有手下的私兵，即随身侍从的兵士。例如，“（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捍权出。”吕蒙等其他将领的部下估计和凌统的情况差不多，都是数百人，不会超过孙权的“车下虎士千余人”，这样合计起来也就是三千人左右，比起张辽在合肥城中的七千精兵要少得多，所以魏军才会看准时机突然出城袭击，将孙权等人包围，使他们陷入以少敌众，又是背水作战的不利境地。
东吴数万大军驻在合肥城下时，他们架设在施水上与后方联系的桥梁肯定不止一座。此时由于军队主力早已撤离，只剩下断后的少数兵马，渡桥也仅保留了一座。张辽为了断绝敌人的退路，率军出击时首先冲到津桥，破坏了它，使吴军无法迅速撤到津南。等到孙权突围到渡口时，“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版，（孙）权策马驱驰。”越过断桥，才得以摆脱敌军的围攻，安全与主力会合。如前所述，孙权在这次撤军行动中犯有轻敌的错误，他作为统帅不应该脱离军队主力，和少数兵马冒险逗留在津北，又距离桥梁很远，以致被敌人抓住这些失误，毁桥围攻，险些丢掉了性命。
孙权的这次遇险和他的性格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班固在提到东南地区的民俗风气时曾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孙权在这方面和他的父兄一样，保留着吴地人众的传统性格。其一是好勇乐斗，孙坚、孙策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与敌人近身搏战。如孙坚在攻城时，“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孙策曾与豪帅祖郎交手，险遭不测。后来又与太史慈决斗，“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孙权虽在逍遥津陷入重围，却没有胆怯，仍然纵马驰骋杀敌，给敌人将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张辽为此曾询问东吴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其二是轻佻冒险，身为主帅，却未能稳健持重，往往身历险境。孙坚是率兵领先追击，中了敌军埋伏而死。孙策则是孤身逐鹿，被刺客杀害。所以陈寿评论他们二人，“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孙权在这方面也继承了父兄的习性，他年轻时曾跟随孙策出征，驻扎的时候就因为不注意部署防御设施而险些蒙难。“（孙）策讨六县山贼，（孙）权住宣城，使士自卫，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围落。”结果遭到敌人突袭，“权始得上马，而贼锋刃已交于左右，或斫中马鞍。”多亏周泰率领左右奋力解救，“是日无泰，权几危殆。”孙策被刺、孙权继位后，他上述轻佻冒险的习气仍然没有改掉。“后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张）昭为军师。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曾经很严肃地劝诫孙权：“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孙权表面上向张昭道歉并承认错误，内心却不以为意。此后的逍遥津遇险，他仅带领少数兵马殿后，就表明孙权根本没有吸取以往的教训，以致于重蹈覆辙，多亏部下拼死相救，才侥幸逃脱。
今人王永平在《论孙权父子的“轻脱”》一文中提到，在汉末三国时期，寒门出身的人物往往不愿恪守世俗流行的各种行为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的表现。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其思想文化风貌与行为举止无不深深打上其寒门阶层的烙印，而与儒学世族不同。“儒学世族崇尚礼法，家教严正，而寒门则少守拘束，‘轻脱’无行。如曹操自少便‘任侠放荡’、‘游荡无度’、‘为人佻易无威重’，其子曹丕、曹植也多任情纵性。与曹氏父子相似，孙权之行为举止也表现出这一特征。”例如孙权喜好驰猎游戏、滑稽调笑和酗酒，在战争中喜欢冒险，不愿遵守君主将帅应当稳健持重的通例，也可以看作是受其寒门出身的影响。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纵马越过断桥之后，得到贺齐所部三千余人的接应。他回到大船之中与诸将饮酒庆祝脱险，贺齐离开坐席，涕泣而言道：“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孙权进前为他擦泪，回答说：“大惭！谨以尅心，非但书诸绅也。”经历这次险境以后，孙权在战斗中有所注意，不再亲临敌前，但是在其他方面仍然没有改掉喜欢冒险的习性。例如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孙）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黄武五年（226），“（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钧台圻。”出航时遇到暴风，侍从谷利要求舵工回到樊口港湾避风，但是孙权不同意，坚持要继续航行去罗洲。“（谷）利拔刀向舵工曰：‘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舵入樊口，风遂猛不可行，乃还。”事后孙权还嘲笑谷利胆小怕死，遭到后者的反驳。“权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万乘之主，轻于不测之渊，戏于猛浪之中，船楼装高，邂逅颠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辄敢以死争。’”另据《水经注》记载，这艘大船在靠岸后就被飓风摧毁。“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洲。谷利不从，及拔刀急止，令取樊口薄（泊），舶船至岸而败，故名其处为败舶湾。”
作为东吴的开国之君，陈寿在《三国志》中给予孙权很高的评价，说他：“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但是在他身上也有轻佻冒险、不够稳重的性格弱点，与他的父兄相似，所以会在作战、狩猎和航行中多次遭遇险境而几乎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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