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对传记文学的探索
评论内容：
【光明书话】
1943年8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毕《张居正大传》的序言，将书稿交付开明书店，由开明书店于1944年出版，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并请作者撰写了《三版后记》，这是朱东润生前对《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一次修订。《张居正大传》出版的八十年间，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中口耳相传，被列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张居正大传》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大传”之为体
1941年，朱东润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置“传记研究”课程，于是有教师开设韩柳文专题。但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样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朱东润自传》）这引起了他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思考。
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对欧洲传记，特别是英国作家的传记，下过一番功夫，对西方的传记理论、传记作品和传记作家都非常熟悉。回国任教后，他又多方搜集资料，写成十余万字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作了一番梳理。在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他有着比前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学养。在他看来，从秦汉的史传，魏晋的碑志到唐宋的墓铭、行状，明清的文集、年谱，乃至西方传记学者和作家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信，中外传记文学的体裁各有优势，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于是他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替中国的传记文学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张居正大传·序言》）。
目标既定，就要考虑写法的问题。朱东润认为，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可谓家喻户晓，但“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言简意赅，“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但又失之太简；最后，朱东润决定做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这几条原则看似平常，实际上对写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朱东润将其命名为“大传”，对此他也作了一番解释：“‘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在创作《张居正大传》之前，朱东润曾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对史传的写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传统史传对同一事同一人的记载，常有所谓“互见”的笔法，读者往往在某人的传记中得到一种印象，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甚至在史书的幽微隐晦之处，又会发现这个人的另一面。显然，朱东润所创立的“大传”，既沿袭了传统史传“解说经义”的宗旨，又有不忌烦琐、叙事完整生动的文学特色，并非传统史传一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而是一种融汇中西传记传统的新尝试。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所谓“传记”，似乎本该如此，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这还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本书的开创之功，正在于此。
“张居正”之为题
体裁既经确定，接下来便要选择一位传主。朱东润认为，对一位优秀的传记文学家来说，无论人物大小，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部优良的著作，但一个平常的人物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还是要从伟大人物着眼。传主的时代不能太远或太近，太远了对读者来说有隔膜，太近了则会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除此之外，时代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朱东润创作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亲见战火蔓延、民生困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身在后方，又对当时政府公文政治的作风深有体会，也深为不满，他在1941年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讨论唯名主义的文章，意在批评当时政府只重言论、公文而不顾实情的作风。有感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作者最终选择了张居正，对此，他解释说：“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把张居正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范本”来写，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上，《明史纪事本末》中即对张居正有“救时宰相”的评价，他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写作的“出”与“入”
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已经对历代史传做过系统的研究，决定创作本书之后，他又查阅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张文忠公全集》等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实际写作中，他有意避免唐宋墓志那种“谀墓”的习气，要求自己言必有据。今天看来，最终问世的作品也达到了他自己的期望，对传主既不一味颂扬，也不专事批评。但作者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加之熟悉史实，对张居正的言行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行文中常有感情流露。例如，讲到张居正因关照徐阶后人而招致高拱及其门人的攻击，朱东润写道：“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显然，作者认为张居正此举是出于道义和感情，而不是更复杂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时常抽离历史语境，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分析局势。比如万历即位之初，作者对张居正与慈圣皇太后、神宗和冯保的关系做了一番分析，使读者对张居正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有大体了解；再如对争议颇多的“夺情”一事，作者援引众多史料，从皇帝的态度、百官的态度到张居正的个人感情、现实考量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说明在这样一场牵涉众多的巨大矛盾中，是不同立场的人物出于各自目的所作的选择，共同造成了最后的局面，为张居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作者也不是一味同情和颂扬，对传主的某些缺点乃至污点，只要是史有实据的（比如张居正的专权、贪污），也并不避讳。
传记是写人记事之作，用朱东润的话来说：“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我国传统的史传文学都是以文言写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付诸笔下的口语变成了文言，人物说话都是“之乎者也”，读起来颇不生动。朱东润又援《史记》改写《尚书》之例，认为史籍中的文言对话是可以转写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转写的结果应当是明代人的口语而非现代人的口语，于是他以张居正奏疏中保留的对话为据，对史料中的文言进行了改写，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诸如“说与皇帝知道”“与先生酒饭吃”这样生动的口语。翻阅明代的官方史料和私人书牍，不难发现，这样的改写工作是颇费工夫的，作者必须精通文言，又对白话运用纯熟，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古”与“今”的分寸，写出现代人能看懂的“明代人的话”。
《张居正大传》既能借助大量材料还原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又能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剖析人物事件，窥见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当时”与“今日”之间自由出入而游刃有余，是这部传记的高明之处。
（作者：李若彬，系中华书局编辑）
《张居正大传》 朱东润 著 中华书局
【光明书话】
1943年8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毕《张居正大传》的序言，将书稿交付开明书店，由开明书店于1944年出版，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并请作者撰写了《三版后记》，这是朱东润生前对《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一次修订。《张居正大传》出版的八十年间，经历了岁月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中口耳相传，被列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张居正大传》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一条新路，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
“大传”之为体
1941年，朱东润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置“传记研究”课程，于是有教师开设韩柳文专题。但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样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朱东润自传》）这引起了他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思考。
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对欧洲传记，特别是英国作家的传记，下过一番功夫，对西方的传记理论、传记作品和传记作家都非常熟悉。回国任教后，他又多方搜集资料，写成十余万字的《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对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作了一番梳理。在传记文学研究方面，他有着比前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学养。在他看来，从秦汉的史传，魏晋的碑志到唐宋的墓铭、行状，明清的文集、年谱，乃至西方传记学者和作家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信，中外传记文学的体裁各有优势，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于是他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替中国的传记文学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张居正大传·序言》）。
目标既定，就要考虑写法的问题。朱东润认为，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可谓家喻户晓，但“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言简意赅，“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但又失之太简；最后，朱东润决定做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烦琐、不事颂扬”的作品。这几条原则看似平常，实际上对写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朱东润将其命名为“大传”，对此他也作了一番解释：“‘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在创作《张居正大传》之前，朱东润曾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对史传的写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传统史传对同一事同一人的记载，常有所谓“互见”的笔法，读者往往在某人的传记中得到一种印象，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甚至在史书的幽微隐晦之处，又会发现这个人的另一面。显然，朱东润所创立的“大传”，既沿袭了传统史传“解说经义”的宗旨，又有不忌烦琐、叙事完整生动的文学特色，并非传统史传一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而是一种融汇中西传记传统的新尝试。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所谓“传记”，似乎本该如此，但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这还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本书的开创之功，正在于此。
“张居正”之为题
体裁既经确定，接下来便要选择一位传主。朱东润认为，对一位优秀的传记文学家来说，无论人物大小，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部优良的著作，但一个平常的人物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还是要从伟大人物着眼。传主的时代不能太远或太近，太远了对读者来说有隔膜，太近了则会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除此之外，时代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朱东润创作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亲见战火蔓延、民生困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身在后方，又对当时政府公文政治的作风深有体会，也深为不满，他在1941年重庆出版的《星期评论》上发表讨论唯名主义的文章，意在批评当时政府只重言论、公文而不顾实情的作风。有感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作者最终选择了张居正，对此，他解释说：“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朱东润自传》）
朱东润把张居正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范本”来写，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上，《明史纪事本末》中即对张居正有“救时宰相”的评价，他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写作的“出”与“入”
20世纪30年代，朱东润已经对历代史传做过系统的研究，决定创作本书之后，他又查阅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张文忠公全集》等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实际写作中，他有意避免唐宋墓志那种“谀墓”的习气，要求自己言必有据。今天看来，最终问世的作品也达到了他自己的期望，对传主既不一味颂扬，也不专事批评。但作者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加之熟悉史实，对张居正的言行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行文中常有感情流露。例如，讲到张居正因关照徐阶后人而招致高拱及其门人的攻击，朱东润写道：“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显然，作者认为张居正此举是出于道义和感情，而不是更复杂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时常抽离历史语境，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分析局势。比如万历即位之初，作者对张居正与慈圣皇太后、神宗和冯保的关系做了一番分析，使读者对张居正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有大体了解；再如对争议颇多的“夺情”一事，作者援引众多史料，从皇帝的态度、百官的态度到张居正的个人感情、现实考量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说明在这样一场牵涉众多的巨大矛盾中，是不同立场的人物出于各自目的所作的选择，共同造成了最后的局面，为张居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作者也不是一味同情和颂扬，对传主的某些缺点乃至污点，只要是史有实据的（比如张居正的专权、贪污），也并不避讳。
传记是写人记事之作，用朱东润的话来说：“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我国传统的史传文学都是以文言写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付诸笔下的口语变成了文言，人物说话都是“之乎者也”，读起来颇不生动。朱东润又援《史记》改写《尚书》之例，认为史籍中的文言对话是可以转写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转写的结果应当是明代人的口语而非现代人的口语，于是他以张居正奏疏中保留的对话为据，对史料中的文言进行了改写，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诸如“说与皇帝知道”“与先生酒饭吃”这样生动的口语。翻阅明代的官方史料和私人书牍，不难发现，这样的改写工作是颇费工夫的，作者必须精通文言，又对白话运用纯熟，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古”与“今”的分寸，写出现代人能看懂的“明代人的话”。
《张居正大传》既能借助大量材料还原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又能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剖析人物事件，窥见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当时”与“今日”之间自由出入而游刃有余，是这部传记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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