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阳明学的核心，是在讨论“良知”的问题。所谓“良知”，其实是指天生本然，不待学而有的智慧与能力，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以为人类善的道德，都是从良知、良能发展出来，他举例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意即当人生下来，就知道爱他的父母，这叫作“亲亲”，亲亲是仁的基本；小孩长大，知道亲亲之后还会友爱兄弟，这友爱兄弟的行为叫作“义”；不断推广，终成为泛爱众而道德很好的贤人，由这个最基本的良知、良能发展出来的终极结果，便是孟子所谓的“达之天下也”。

“良知”，也可称为“良心”，是上天给我们的基本的辨识世上一切的力量，让最没有经验的孩童也具有喜善恶恶的能力。这理论最早由孟子提出，是用来证明他的“性善说”的，但后来哲学的讨论只停留在性善、性恶之上，良知之说就没有太多人提起，久之也被忘却了，直到阳明再度提出这个名词，成为阳明学说最主要的部分。

因为孟子在举例中言及“孩提之童”，阳明之后不久，李贽（号卓吾，1527—1602）以“童心”来取代这个名词，他在《童心说》中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又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李贽解释，童心是人最早的初心，是“绝假纯真”的，这与孟子及阳明说的“良知”并无不同。孟子为良知、良能下了个定义，是“不学”

“不虑”而天生具有的，不学就是不经学习，不虑就是不经思考。阳明在《传习录》中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母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良知”，“不假外求”，是一种不假思考的直觉式的反应，一经学习或用学术方式思考，就陷入一种学问的窠臼之中，表面看起来理论严整，但对良知而言，反而造成了伤害。所以良知不是知识，也不是学问，学习与思考之下所得的良知，绝对不是真的，也不是全的。

以艺术欣赏为例。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也译作克罗采，Benedetto Croce， 1866—1952）主张艺术欣赏要肯定“直觉”，不惜排除知识，这点跟阳明的良知“不假外求”很像。小孩看到美丽的事物自然会惊叹，有时会忘情地手舞足蹈，这种表现就是直觉。而这种直觉，是不必通过知识训练得来的，它是欣赏一切艺术的基础。孟子与阳明所提的良知，非常接近艺术欣赏论上所倡导的“直觉说”。

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路上遇到了许多惊险的事，他有《杂诗》三首，其中有诗句曰“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所写可能是真实的状况。到龙场后，生活困顿险巇，更不在话下，在有形的生活与无形的心理压力下，处处窒碍，几乎不能度过，他在不断挣扎与反省之下，发现了长久以来不得其解的格物致知的真相，这层层的困顿在他心中盘据得太久了，想不到在这里终于得到解脱。据《明儒学案》：“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表面上说“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其实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指的便是良知，良知早已存在我心中，无须到外头去追求，所以最早的“良知说”只单说“良知”，不说“致良知”，“致良知”三字，是阳明平宸濠乱时在江西才提出的。

阳明为什么标举这个良知的说法呢？用这说法解释圣人或圣学，是与程、朱的方法不同的。大致说来，程、朱的求圣之法是通过学习逐步实现的，这跟阳明标举“心的发现”是不同的，阳明认为圣人早在我心，求圣之法当向自己心内求，两者在方法上言，当然差异是很大的。

阳明早年也跟一般读书人一样，是从朱熹的注本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当时所有人读书的根本，也是朝廷考试题目的来源，更是答题的唯一标准，阳明科举出身，哪会不读朱熹的书呢？朱熹除了《四书》之外，还有《诗集传》

《周易本义》等重要的著作。严格说来，朱熹是个人人钦服的经学大家，也是个伟大的理学家（照顾炎武的说法是：“古之理学经学也。”），毕生著作不辍。他的学问，累积了北宋以来很多著名大儒的整体成就，可说是集南宋之前儒学之大成者。

阳明少年时的性格有点“不羁”，崇尚自由，不喜格套。他虽出身儒学家庭，早年并不特别在儒家学问上用功，喜欢兵法，喜欢道教，对佛教也很好奇。他对儒家之学第一次觉得“有感”，是十八岁时从江西南昌携新妇回浙时，舟至广信，拜访了当时的大儒娄谅。娄谅是明代大儒吴与弼（号康斋，1391—1469）的弟子。吴与弼的学问继承北宋诸儒及朱熹，算是朱子学一脉的正宗，代表吴与弼的《崇仁学案》在《明儒学案》中排序第一，可见黄宗羲也认可吴在明代学术上的重要性。其实吴与弼的重要并不在于他在思想方面有什么太大的开创，比起朱熹，他的格局要小一些，但是他有娄谅、陈献章这样的弟子，是他们集合起来，开创了明代学术的一部分格局，二者之间，陈献章尤其重要。

当时娄谅跟阳明谈的是宋儒之学，说：“圣人必可学而至。”强调的是学，并不是悟。“学”是朱子之学最重视的，也算是儒门的真传，因为《论语》首章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也说过自己“好学”，又说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学”是儒学的发端，是没人可否定的，但“学”是不是儒学的究竟呢？可讨论的地方就多了。阳明受娄谅的启发，开始对儒家性命之学发生兴趣，

也开始认真读宋儒讨论此类话题的书了。孝宗弘治五年（1492），阳明二十一岁，考上了浙江乡试，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不第，在这期间，他认真学习宋儒的格物之学，《年谱》说他“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考亭就是朱熹。《年谱》接着又说：“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这是有名的阳明“格竹子”的故事。

（本文选自周志文著《阳明学十讲》，中华书局202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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