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博览方志、以志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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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从行文看，此信应有开列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因手稿残缺，具体书名无从查考，而其中有几本方志类的书名也无从知晓。
《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课堂笔记。其中摘抄了潘耒《日知录序》的一些内容，特别详细地抄录了当中这一段：“昆山顾宁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昆山人顾炎武（字宁人）撰写的32卷本学术札记，内容宏富。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撰的12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记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毛泽东也很推崇。
《讲堂录》还写道：“《通典》《通考》《通志》，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通典》，唐杜佑撰，200卷，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348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200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方志，没有见于文字记载。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究竟读过哪些省志、县志，也很难统计清楚。1917年7月，毛泽东和学友萧子升、萧蔚然外出游学。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这是毛泽东阅读具体地方志的较早记录，而他每到一地便设法查阅方志的习惯也由此逐渐养成。
青年毛泽东曾积极组织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没有出国留学。究其原因，从1920年3月14日他致周世钊的信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吾人如果想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
1921年新年伊始，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把新民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大志，毛泽东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足迹大江南北。他更急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而阅读方志也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1929年3月，红军占领福建长汀。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阅读《汀州府志》。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散会后，毛泽东回到龙岩新邱厝。邓子恢按毛泽东的要求，从县图书馆搬来一大捆书报，其中就有《龙岩州志》。
1930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让警卫员把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找来。萧华赶到时，见毛泽东正在仔细地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间编纂《兴国县志》。红军攻占瑞金后，毛泽东又找到一部清代乾隆年间的8卷本《瑞金县志》，虽只剩下7卷，但毛泽东仍如获至宝地认真翻阅。
长征时，红军渡过湘江后，总部命令要求轻装。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问道：“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长征途中，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毛泽东都让人为他搜集县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遵义会议期间，徐特立派人给他送来一大堆书报，其中就有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若干卷。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也认真阅读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史书籍。他又反复阅读了《读史方舆纪要》。陕北地区的一些府志、县志，包括《延安府志》在内，毛泽东也读过。1936年，毛泽东还读过山西的一些地方志。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他的藏书中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总志、省志、府志和县志内容。毛泽东还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县志，以及《南岳志》等专志。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找来当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图书馆至今仍保存有他借书的记载。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由罗瑞卿转告平原省负责人，调阅他要的《中州志》一书。在视察黄河以后，毛泽东又与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就治理黄河问题谈到深夜。临睡前，他还浏览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内称：“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阅读。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他还亲自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视察工厂后回到宾馆，已是晚上10点，但他仍无倦意，继续阅读《安徽通志》。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到河南遂平视察，他在车上阅读明万历年间修的《汝宁县志》。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登上庐山，早上便让秘书借来《庐山志》，之后又要来《续志》。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了庐山的山名由来，还讲述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毛泽东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县委大院。他对张平化说：《茶陵州志》，1927年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张平化迅速请县档案馆送来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1870）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印的《茶陵州志》。当天夜里，毛泽东一直读到凌晨三点。
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然后总能说出其家乡的特点或典故。比如，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初见彭真。彭真说自己是山西侯马人，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师哲，得知他是韩城人，马上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和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曹葆华是四川嘉定人，毛泽东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曹葆华没想到，毛泽东对他家乡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南巡途径长沙，在火车上会见省、地、县负责人。当他得知宁乡县第一书记张鹤亭是河北省大名县人时，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毛泽东大量熟读方志，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更是将其当成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1941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决定》“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主张继承修志传统，倡议各地都编修方志。这一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的编纂，使这一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从毛泽东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都得益于他阅读方志。例如，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再如，1933年8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1934年1月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都谈到根据地历史上的情况，这无疑是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又查阅了有关方志。
1949年秋，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毛泽东决定让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情况复杂，对当地熟悉的人，了解情况，好办事。1950年，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廖志高：“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廖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是唐朝开发的。”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说：“是看你们的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缺水问题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赴河北安国视察。车辆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安国县长焦家驹：“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县长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药王庙中祭祀的邳彤，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邳彤热爱医学。《祁州志》载，邳彤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却在宋朝“显灵”，为宋秦王治愈顽疾，被立庙祀之，并加封为王。在毛泽东看来，药王庙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一县之长却不甚了了，难免令他不满。
（本文原载《月读》2023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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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详细记载全国各地历史沿革、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等。它卷帙浩繁，中国的传世志书约8700余种，11万余卷，确实是蕴藏丰富的国学资源。一般人除了偶尔翻看老家的方志，或因特殊需要而查阅外地的方志，不会主动阅读各地方志，藏书中也很难见到几本方志。
而毛泽东却有潜心研读方志的嗜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每到一地，都要索取方志阅读。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当中，几乎没人像他那样重视方志，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各地风物了然于胸，能够因地因时，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尽显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风采。
1912年秋天，毛泽东做了一件“奇事”：他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每日到长沙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时间达半年之久。图书馆有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他第一次发现世界如此之大，给了他强烈的刺激。这件事对他的奋斗人生和读书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他看报纸时，时常带着地图，对照地图查看报上出现的地名。
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借阅了一些史地书籍。他看得细而又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读史方舆纪要》是清初顾祖禹所撰，130卷，记述中国地域形势、城镇关隘、山川险易，以及古今战守、攻取、得失之事。原稿今存上海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上海，特地从该馆调阅了这部书稿。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从行文看，此信应有开列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因手稿残缺，具体书名无从查考，而其中有几本方志类的书名也无从知晓。
《讲堂录》是毛泽东1913年10月至12月的课堂笔记。其中摘抄了潘耒《日知录序》的一些内容，特别详细地抄录了当中这一段：“昆山顾宁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昆山人顾炎武（字宁人）撰写的32卷本学术札记，内容宏富。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顾炎武撰的120卷《天下郡国利病书》，是记载明代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地理著作，毛泽东也很推崇。
《讲堂录》还写道：“《通典》《通考》《通志》，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通典》，唐杜佑撰，200卷，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348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的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200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是什么方志，没有见于文字记载。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究竟读过哪些省志、县志，也很难统计清楚。1917年7月，毛泽东和学友萧子升、萧蔚然外出游学。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这是毛泽东阅读具体地方志的较早记录，而他每到一地便设法查阅方志的习惯也由此逐渐养成。
青年毛泽东曾积极组织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没有出国留学。究其原因，从1920年3月14日他致周世钊的信中，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吾人如果想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
1921年新年伊始，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把新民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也成为毛泽东的毕生追求。而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大志，毛泽东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足迹大江南北。他更急切地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而阅读方志也成为他通晓国内情形的重要途径之一。
1929年3月，红军占领福建长汀。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阅读《汀州府志》。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散会后，毛泽东回到龙岩新邱厝。邓子恢按毛泽东的要求，从县图书馆搬来一大捆书报，其中就有《龙岩州志》。
1930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让警卫员把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萧华找来。萧华赶到时，见毛泽东正在仔细地看一本清代道光年间编纂《兴国县志》。红军攻占瑞金后，毛泽东又找到一部清代乾隆年间的8卷本《瑞金县志》，虽只剩下7卷，但毛泽东仍如获至宝地认真翻阅。
长征时，红军渡过湘江后，总部命令要求轻装。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问道：“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长征途中，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毛泽东都让人为他搜集县志和地方志，一看就是大半夜。遵义会议期间，徐特立派人给他送来一大堆书报，其中就有清代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若干卷。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同时，也认真阅读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史书籍。他又反复阅读了《读史方舆纪要》。陕北地区的一些府志、县志，包括《延安府志》在内，毛泽东也读过。1936年，毛泽东还读过山西的一些地方志。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都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爱读方志的兴趣依然如故。他的藏书中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古今图书集成》等史籍，其中就收有总志、省志、府志和县志内容。毛泽东还特意收藏了一些省志、府志和县志，以及《南岳志》等专志。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找来当地方志看，很多地方图书馆至今仍保存有他借书的记载。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由罗瑞卿转告平原省负责人，调阅他要的《中州志》一书。在视察黄河以后，毛泽东又与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就治理黄河问题谈到深夜。临睡前，他还浏览了《河南通志》《汴京志》等。
1956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内称：“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1958年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阅读。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他还亲自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视察工厂后回到宾馆，已是晚上10点，但他仍无倦意，继续阅读《安徽通志》。1958年11月13日，毛泽东到河南遂平视察，他在车上阅读明万历年间修的《汝宁县志》。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登上庐山，早上便让秘书借来《庐山志》，之后又要来《续志》。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解释了庐山的山名由来，还讲述了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毛泽东说：“朱熹这个典故流传后，‘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和‘以志呈阅’就成了后人的惯例。今天你们也要懂得以史为鉴，才能办好事。”
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中，夜宿湖南茶陵县委大院。他对张平化说：《茶陵州志》，1927年第一次打茶陵时就想看，没有搞到，现在不知能不能借到？张平化迅速请县档案馆送来一套八本线装清朝同治九年（1870）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印的《茶陵州志》。当天夜里，毛泽东一直读到凌晨三点。
毛泽东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然后总能说出其家乡的特点或典故。比如，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初见彭真。彭真说自己是山西侯马人，毛泽东说：侯马是一个好地方，春秋晋国在那里建都，汉朝周勃封绛侯于此。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窑洞见到师哲，得知他是韩城人，马上说：“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和作家曹葆华等人谈话。曹葆华是四川嘉定人，毛泽东点点头，说：“中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曹葆华没想到，毛泽东对他家乡居然知道得这么清楚。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南巡途径长沙，在火车上会见省、地、县负责人。当他得知宁乡县第一书记张鹤亭是河北省大名县人时，风趣地说：“原来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啊！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毛泽东大量熟读方志，不仅是为满足求知欲，更是将其当成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1941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在《决定》“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中，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他主张继承修志传统，倡议各地都编修方志。这一倡议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的编纂，使这一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
从毛泽东写的大量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很多分析和判断都得益于他阅读方志。例如，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再如，1933年8月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1934年1月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都谈到根据地历史上的情况，这无疑是在开展社会调查的同时又查阅了有关方志。
1949年秋，中央在讨论进军西南时，毛泽东决定让西康人廖志高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情况复杂，对当地熟悉的人，了解情况，好办事。1950年，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廖志高：“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廖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是唐朝开发的。”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说：“是看你们的县志。”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缺水问题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陶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赴河北安国视察。车辆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安国县长焦家驹：“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县长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药王庙中祭祀的邳彤，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邳彤热爱医学。《祁州志》载，邳彤死后葬于安国南关，却在宋朝“显灵”，为宋秦王治愈顽疾，被立庙祀之，并加封为王。在毛泽东看来，药王庙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而一县之长却不甚了了，难免令他不满。
（本文原载《月读》2023年第4期。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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