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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经典？——《张居正大传》的开创之功

评论人：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2023-09-06 16:50:30 分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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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内容：

1943年8月，朱东润在重庆寓所写毕《张居正大传》的序言，终于将全稿交付印行。成书至今，整整八十年，这部书经历了岁月的考验，经历了战争和动乱的洗礼，直到今天，仍在一代代读者中口耳相传，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民族危亡、战火四起的年代，作者苦心孤诣，成就这样一部杰作，其用心不可谓不深；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它仍能为读者所激赏，其影响不可谓不远。那么，《张居正大传》的价值究竟何在？对我们今天的阅读、创作乃至为学、为人，又有怎样的启示？

《张居正大传》，朱东润著，中华书局2023年7月出版

一

“大传”之为体

1941年，朱东润所在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开始设置“传记研究”课程，于是有教师开设韩柳文专题。但朱东润认为：“传记文学也好，韩柳文学也不妨，但是怎样会在传记研究这个总题下面开韩柳文呢？”这引起了他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思考。朱东润早年留学英伦，对欧洲传记，特别是英国作家的传记，下过一番功夫，从古代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到现代的《约翰逊博士传》，从《人物志》到《传记面面观》，从普鲁塔克、莫洛亚到鲍斯威尔，他对西方的传记理论、传记作品和传记文学家都非常熟悉。回国任教后，他又多方搜集资料，写成十余万字的《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书，对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作过一番梳理。显然，在传记文学方面，他有着比前人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厚的学养。在他看来，从秦汉的史传、魏晋的碑志到唐宋的墓铭、行状，明清的文集、年谱，乃至西方传记学者和作家重视的自叙、回忆录、日记、书信，古今传记的传统不可谓不悠久，体量不可谓不庞大，但中外传记文学的体裁各有优势，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于是他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为中国的传记文学作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目标既定，就要考虑写法的问题。朱东润认为，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可谓家喻户晓，但“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斯特莱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言简意赅，“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但又失之太简；最后，朱东润决定做一种“有来历、有证据”，持论中肯，不事颂扬的作品。这几条原则看似平常，实际上对写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史记》点校本

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新题材，朱东润将其命名为“大传”，对此他也做了一番解释：“‘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在创作《张居正大传》之前，朱东润曾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对史传的写法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传统史传对同一事同一人的记载，常有所谓“互见”的笔法，读者往往在某人的传记中得到一种印象，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甚至在史书的幽微隐晦之处，又会发现这个人的另一面。显然，朱东润所创立的“大传”，既沿袭了传统史传“解说经义”的宗旨，又有不忌烦琐、叙事完整生动的文学特色（而非传统史传一字含褒贬的“春秋笔法”），是一种融汇中西传记传统的新的尝试。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所谓“传记”，似乎本该如此，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这还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本书的开创之功，正在于此。

朱东润先生

二

“张居正”之为题

体裁既经确定，接下来便要选择一位传主。朱东润认为，对一位优秀的传记文学家来说，无论人物大小，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部优良的著作。但出于阅读的考虑，“一个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所以还是要从伟大人物着眼。而他的时代又不能太远或太近，太远了对读者来说有隔膜，太近了则会因为我们还生活在他的影响之下，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除此之外，时代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朱东润创作此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亲见战火蔓延、民生困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忧虑，因而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选择了张居正。作者解释说：“第一，因为他能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国家拯救出来，为垂亡的明王朝延长了七十年的寿命。第二，因为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骂，终于完成历史付与他的使命。他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无论他有多大的缺点，他是唯一的能够拯救那个时代的人物。”

朱东润把张居正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范本”来写，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上，《明史纪事本末》中即对张居正有“救时宰相”的评价，《明实录》也认为张居正“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对当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被后世视为改革家，他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对其为人处世的非议也非常多，誉之者推为伊、周，毁之者斥为温、莽，而张居正本人，则常以诸葛亮自况。万历六年（1578），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攻击张居正专权，张居正辩称自己整肃纲纪、惩治奸邪，“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皇上之职分也”。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上疏乞休，自谓“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隆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回顾平生遭际，俨然一篇《出师表》。

对张居正这种有意无意地以武侯自况，朱东润认为他“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是也许竟是模仿”。他将张居正击败鞑靼后辞恩命的奏疏，比为诸葛亮拒受九锡的《与李严书》，认为“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万历八年（1580），太监孙海、客用引诱神宗夜游，被李太后发现后严加惩处，张居正由此上疏，引诸葛亮“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语，说自己“不敢以外臣自限”，明确要求预闻皇帝起居。朱东润认为，这一篇奏疏“完全是诸葛亮《出师表》的再现”。

张居正与年幼的神宗，截图自《大明王朝1566》

但问题在于，明神宗不是刘后主。后主“知道自己平庸，一切都听诸葛亮指挥”，诸葛亮死后，他所用的人物和政策都得到延续，而神宗则是“聪明、有主张、有决断”的，张居正以“摄政”自居，自然招致神宗的忌恨。谈及两人身后，朱东润沉痛地说：“我们把诸葛瞻的任用，和张敬修的自杀相比而论，便会知道认识错误，真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张居正以千古相业自期，作者对这一点有非常深入的体察，因而能够发见张居正“既忘家徇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的决心；另一方面，作者也承认张居正钳制言官、擅权专断的作风，同时又对此抱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这就要谈到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即传记写作上的“出”与“入”。

三

作者的“出”与“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朱东润已经对历代史传做过系统的研究，决定创作本书之后，他又查阅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纪》《明史稿》《明会典》《张文忠公全集》等史料，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在实际写作中，他有意避免唐宋墓志那种“谀墓”的习气，要求自己言必有据。今天看来，最终问世的作品也达到了他自己的期望，对传主是大体公允的，既不一味颂扬，也不专事批评。但作者对张居正的总体评价毕竟是正面的，加之熟悉史实，对张居正的言行有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在行文中常有未能完全掩藏的感情流露。例如讲到张居正因关照徐阶后人而招致高拱及其门人的攻击，朱东润写道：“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显然，作者认为张居正此举是出于道义和感情，而不是更复杂的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作者也时常抽离历史语境，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分析局势。比如万历即位之初，一场惊心动魄的驱逐高拱的大政变之后，作者对张居正与“三位主人”——慈圣太后、神宗和冯保——的关系做了一番分析，使读者对张居正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有大体的了解；再如对争议颇多的“夺情”一事，作者援引众多史料，从皇帝的态度、百官的态度到张居正的个人感情、现实考量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说明在这样一场牵涉众多的巨大矛盾中，不同立场的人物出于各自目的所做的选择，共同造成了最后的局面，为张居正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从该书对几次重大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作者对张居正及其所处环境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在该书问世以来所获得的无数评论中，有读者认为，本书是作者最能共情传主的一部传记，诚非虚言。

当然，作者也不是一味同情和颂扬，对传主的某些缺点乃至污点，只要是史有实据的（比如张居正的专权、贪污），也并不避讳。总体而言，本书既能借助大量材料还原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又能以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剖析人物心态、事件局势，窥见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当日”与“今日”之间自由出入而游刃有余，是这部传记的高明之处。

四

语言的“古”与“今”

传记是写人记事之作，必然要涉及人物的语言，用朱东润的话来说：“对话是传记文学的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但我国传统的史传文学都是以文言写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任何时代的人物，其口语付诸笔下，即成文言，所以古来传记中的人物，讲话都是“之乎者也”，读来颇不生动。朱东润以《明史纪事本末》中徐阶与刑部尚书黄光升等人密议弹劾严世蕃的记载为例，认为“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又援《史记》改写《尚书》之例，认为史籍中的文言对话，是可以译写的。但同时他也意识到，改写的结果应当是明代人的口语而非现代人的口语，于是他以张居正的奏疏中保留的对话为据，对史料中以文言记载的对话进行了改写，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诸如“说与皇帝知道”“与先生酒饭吃”这样生动的口语。如果读者有兴趣翻阅明代的官方史料和私人书牍，就不难发现，这样的文字工作是颇费功夫的，作者必须精通文言，又对白话运用纯熟，才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古”与“今”的分寸，写出现代人能看懂的“明代人的说话”。

附赠张居正手书（复制）精美书签

1983年，朱东润在回顾《张居正大传》的写作时说：“一切的写作，包括传记文学的创作在内，都是为着当前的人民而写作的。”他在抗战中的这一创作，是为了彰显张居正力救时弊的功绩。今天读来，我们仍不能不感动于作者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对国家民族的热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好的作品，一定是能感动人、鼓舞人的，具备了这样的精神内核，加上作者深厚的学养、缜密的构思和纯熟的笔力，才成就了《张居正大传》这样不朽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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