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如何保持和增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评论内容：
要自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搞清楚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文化主体意识就很难树立起来。
文化差异主要有两种，时代差异和类型差异。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携强大的物质文明闯入中国，为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图强自新，人们将中西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在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们应当更加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有类型上的差异，而其中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时段内对它们进行比较时，则常常会首先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要在实践中这样去做并不容易。
在以往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为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近代以来，在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都试图学习西方乃至照搬西方，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些都在不断强化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多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实现了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距了。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文化自信的现实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
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挺立文化主体性，否则出主而入奴，势将沦为他种文化的附庸。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向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多年前我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提出，要树立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文化主体意识就没有自信和自尊，就没法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进步。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只是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发展，没有发展前途。只有树立起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
应当看到，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当下和未来，我们还会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挺立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心态迎接、消化西方文化，以我为主、择善而从，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通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肖伟光和彭璐珞联手写作的这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基因”这两个关键词连接起来，作了比较深入而有特色的思考，有些地方还有一定新意，对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一书序言，转载自《天津日报》2024年5月27日，文字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拟）
今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一书，陆续收到许多读者的热烈反馈，先后入选2024年4月中国好书、四月光明书榜、党建好书等十余种好书榜单。楼宇烈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指出，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只有树立起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希望这篇序文对于读者了解这本新书、理解其主题和内容有一定的帮助。
要自觉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搞清楚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文化主体意识就很难树立起来。
文化差异主要有两种，时代差异和类型差异。一百多年前，西方文化携强大的物质文明闯入中国，为冲破保守思想的束缚以图强自新，人们将中西文化差异定位为时代差异，在当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在今天，人们应当更加注重的是中西文化的类型差异。
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既有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有类型上的差异，而其中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其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在地区、民族、国家具体历史进程的差异，当人们在同一时段内对它们进行比较时，则常常会首先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从理论上来讲，当我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最主要的是应当注意其类型上的差别，发现其间由此而形成的各自不同特点，以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以推进全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繁荣和发展。但是，要在实践中这样去做并不容易。
在以往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中西文化为类型上之不同，并强调不应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整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阶段，因此，社会上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近代以来，在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都试图学习西方乃至照搬西方，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些都在不断强化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在时代上落后的想法。这也就是在以往一个多世纪中为什么会形成对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批判和否定倾向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东方地区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民族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获得了独立，而且其中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上也实现了高速发展。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说明，东方地区、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地区、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但它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历史阶段或时代之间的差距了。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境况的变化，促使了东方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自觉，并开始恢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尊和自信。这正是我们所以提出文化自信的现实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
如果说时代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的话，那么对待文化类型上的差异是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的，而且可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文化类型的差异，是在各自地区、民族、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它凝聚着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传统，体现着不同地区民族的特有性格和精神风貌（诸如生活习俗、礼仪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而它也就会深刻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今天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是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类型文化之间不需要交流，更不是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不可能进行交流。事实上，从古到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交流。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但前提是要挺立文化主体性，否则出主而入奴，势将沦为他种文化的附庸。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向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对这个回答，孔子的评价是：“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荀子新注》
多年前我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提出，要树立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文化主体意识就没有自信和自尊，就没法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进步。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只是单一的文化，就会停滞发展，没有发展前途。只有树立起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长处和短处，也不知道怎么取长补短。
应当看到，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当下和未来，我们还会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挺立文化主体性，以开放心态迎接、消化西方文化，以我为主、择善而从，我们就完全可以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通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肖伟光和彭璐珞联手写作的这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基因”这两个关键词连接起来，作了比较深入而有特色的思考，有些地方还有一定新意，对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都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一书序言，转载自《天津日报》2024年5月27日，文字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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