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 周年，《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编辑同志请我谈谈三十年前中华书局出版《孙中山全集》（该稿原名《孙中山集》，后定名《孙中山全集》）的情况。作为责任编辑，谨据个人亲历和闻见，对《孙中山全集》的编辑、出版情形忆述如下。

《孙中山全集》编辑工作全面顺利展开，是在１９７８ 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１９７９ 年下半年，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恢复各自原有独立建制，李侃同志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１９８２ 年起任总编辑），恢复近代史编辑室，这对于开展包括《孙中山全集》在内的近代史图书编辑出版工作非常有利。此时，史学研究者的积极性得到释放。编辑《孙中山全集》的一个重要举措是，编者从原只有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一个单位，增加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变成三家合作，编辑工作全面铺开，保证了更好更快地完成《孙中山全集》出版任务。

多卷本的《孙中山全集》采取分工合作、分卷负责的办法，没有设全书主编。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承编第一、九、十、十一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承编第二、三、四卷，中山大学历史系承编第五、六、七、八卷。原计划索引为第十二卷。三单位合编，各卷编者署名，该卷承编单位排在前。全书参与编辑工作者十余人，均分别在各该卷末“编者说明”中列名。有的卷还设“本卷主编”。

全书未设主编，编者三个单位，地跨京粤两地，事关体例、编辑中的注释、考订、标题问题，相互沟通，商量解决，责任编辑从中串联协调，妥当处理。有些卷是经审读后，请编者来京面谈修改意见，退回去修改；有些卷是编者带着书稿来京，与编辑讨论修改，以节省时间；有些卷是责编赴粤，与编者交流情况。总体而言，经过编辑与编者之间的协调，使《孙中山全集》的编辑体例保持统一，风格基本一致。

该稿原称《孙中山集》，约稿时的要求是“将孙中山的著作尽量收集齐全”。１９７９ 年年底，根据编者的意见，将其定名《孙中山全集》。

数十年间，海内外出版的各种孙中山著作“全集”“全书”“选集”“文集”“墨迹”多达数十种，其中也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丛书》和《孙中山先生外集》。在众多孙中山著作集中，尤以１９７３ 年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纂出版的《国父全集》收文最多，其中有许多珍贵的资料。新版《孙中山全集》在采纳已有各种孙中山著作集收文的基础上，也包括采用台湾版《国父全集》中的著述，还搜集中外文未刊手稿，查阅一批发表在报刊上的论著。全书收录专著、文章、讲演、谈话、书信、电文、宣言、檄文、公文、命令、批示、序跋、题词、诗词和译文，凡８０００ 多件，计５００ 多万言，收文比台版《国父全集》多出近３０００ 件，字数增加近百万字。《孙中山全集》可谓当时内容最丰富的简体字本的孙中山著作集，也是此后近三十年来了解和研究孙中山的必备书。

《孙中山全集》在收文真伪鉴别、底本选择、时间考定、文字校正、译文校订、题解注释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全书收文逐件注明所据底本出处，既提高史料的可信度，也便于读者查核。

以往出版的孙中山著作集，多按作品的文体，分为主义、专著、宣言、讲演、函电、公牍、规章、杂著、题词等编排；或按收文内容，分为若干问题，归类编辑。新编《孙中山全集》根据孙中山生平和著作的实际情况，全书收文采取按时间先后编次，如此更能集中反映集主生平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实践活动的轨迹，也便于读者查阅同一时期、同一内容的著述，不必翻阅分类编排的相关作品。这是《孙中山全集》编年排序的尝试。

装帧设计是出版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华书局对此项工作一直非常重视。１９５９年６ 月１７ 日，周扬同志曾在与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的谈话中说，“古籍不要太注意装潢”，“朴素一点好，个别好的也可以”。纵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古籍资料图书的装帧设计，一般均简朴无华。大多数文集封面色调单一，甚至封面只印书名，不加图案。而《孙中山全集》的装帧设计则颇费心思，有所突破。

记得１９８１ 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付梓前，出版部主任华昌泗同志不满意美编提供的封面设计稿，于是亲自动手，专程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博物馆拍摄孙中山石膏像，采用其侧面头像，印在封面上方，书名置于头像下方。封面底色为棕色，印有花纹，衬托白色孙中山头像更有立体感。这样的封面设计类似马列经典著作集的封面，可见其对《孙中山全集》装帧的高规格考量。１９８６ 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加装２００ 套精装《孙中山全集》，护封浅黄色，典雅端庄。

▲宋庆龄为《孙中山全集》题写的书名

宋庆龄先生曾应邀为《孙中山全集》题写书名“孫中山全集”。考虑到题字中的“孫”字为繁体字，则将其题签置于扉页，封面书名用印刷体字，更显题字的庄重。

如上所述，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计划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已包括《孙中山集》。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已发展成初具规模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但是，《孙中山全集》何以未标明“丛书”？ 实际上，《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发稿时本也标明丛书名称。后有编者来函认为，“这是一个大人物全集，列为丛书之一，势必降低了它的价值”。经编辑部和中华书局领导批准同意变更，删去原有的丛书名称。尽管如此，中华书局一直还是把《孙中山全集》视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最重要之一种。

台湾学者对出版《孙中山全集》反应强烈。前文提及，１９７６ 年１１ 月中华书局将《孙中山年谱》征求意见稿作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排印，“内部发行”。该《年谱》印行后被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中心”得到，并复印传开。重要的是，复印者在所加英文引言中称：“大陆已将孙中山先生的生平研究列为最高优先，‘年谱’以外，‘全集’‘传记’‘图集’等也在积极准备。”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得到复印的《孙中山年谱》“征求意见稿”之后，于１９８０ 年５ 月１４ 日在台北《中国时报》上发表《国父年谱要认真改编——由大陆近刊〈孙中山年谱〉说起》一文。该文称，孙中山生平文献绝大多数收藏于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这正是台北掌握大量史料优势的证明”，因此，“笔者亟盼台北能进一步将这优势发扬光大”，“迅速集中一切人力、物力，立即开始搜集、研究新史料”，如此“才能将孙先生‘平凡的伟大’呈现于国民及世人之前”。他引用前述“中国资料中心”所加引言中的文字，疾呼如果拖延至１９８６ 年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就落后不为人所重。彼时大陆有关孙先生的‘年谱’‘全集’‘传记’或已问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孙中山全集》受到有关领导机关部门的关注。《孙中山全集》出版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１９８２—１９９０）》中历史类书目“近代人物文集丛书（１９８２—１９９５）”，又被列为国家“六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之一。

１９８０ 年３ 月１０ 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函告编者单位：“据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筹备组决定，《孙中山全集》第一、二卷列为明年纪念活动期间送发的图书之一种。”

１９８１ 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出版。１１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屈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讲话中，称包括《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在内的一批有关图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学者在辛亥革命史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预告着更加繁荣的春天即将来临”。

１９８５ 年１０ 月４ 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第六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建议把出版《孙中山全集》列为１９８６ 年１１ 月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活动的一项内容。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筹备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决议》。１１ 月３０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通知》，其中第四项为“出版《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计划出版十一卷，已出三卷，其余争取在纪念会前出齐）和《宋庆龄选集》”。

１９８６ 年１ 月２０ 日，全国政协办公厅召开广播电视部和国家出版局有关同志出席的会议，听取关于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电视和出版情况汇报。笔者当时与会，汇报了中华书局将出版《孙中山全集》《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并将出版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情况。主持汇报会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同志提出，《孙中山全集》是列入纪念活动计划的项目，一定要出书；要给予出书资助，保证《孙中山全集》的顺利出版。

１９８６ 年２ 月２４ 日，国家出版局于庆林同志电话告知中华书局：（一）中宣部郁文副部长指示，全国各大图书馆应该有一套《孙中山全集》；（二）纪念活动要准备２００ 套书供开会和外宾之用。

《孙中山全集》十一卷出齐，海内外报刊纷纷报道和评介。外电称，“出版《孙中山全集》是北京为谋求与台湾国民党进行统一谈判而进行的努力的一项内容”。

１９８６ 年１ 月４ 日，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出《孙中山全集》将在纪念孙中山诞辰１２０ 周年前出齐的电讯。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播送了该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团结报》，香港《文汇报》《中报》《商报》《东方日报》，泰国《新中原报》都刊发了此一消息。

１９８６ 年１０ 月２０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领导革命事业的历史记录和丰碑——新版〈孙中山全集〉评介》一文。同日，《瞭望周刊》海外版也刊登文章介绍《孙中山全集》。当月，“海峡广播电台”对台湾播放了笔者介绍《孙中山全集》的谈话录音。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出版工作》１９８６ 年第１１ 期（总第１１４ 期）刊载《孙中山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概述》一文，也有介绍《孙中山全集》的内容。１１ 月９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王杰的文章《宏篇巨著博大精深——介绍〈孙中山全集〉》。１２ 月，中华书局主办的《书品》第４ 辑发表《〈孙中山全集〉出版前后二三事》一文。１９８７ 年，《出版工作》第７ 期（总第１２２ 期）刊登《编辑的思索·欣慰与遗憾——〈孙中山全集〉出版杂谈》一文。

《孙中山全集》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研究者的好评。一位日本学者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现在最好的一本孙文著作集”。他甚至说，“今后要从事孙文研究，都须以《孙中山全集》为标准本”。

金冲及同志在《介绍新编〈孙中山全集〉》一文中，深情地写道，“看到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刚由中华书局出齐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它不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孙中山全集》，而且在搜罗的详备、校订的精审、编排的合理等方面，确实都大大超过以往所出的本子”。

《孙中山全集》出版，被推荐为１９８６ 年中国出版界十件大事之一，被广东省评为优秀社科研究成果。１９９２ 年１１ 月，在孙中山基金会举办的“中国大陆１９４９—１９９２ 孙中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优秀成果”评选中，《孙中山全集》获得“资料汇编一等奖”。

出版《孙中山全集》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所需要，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孙中山全集》从制订出版计划到编竣出版，历经二十余年，并不顺利，这既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项目工程较大有关。但是，出版者坚持正确的选题不放弃，抓紧时机推进不稍缓，终成正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孙中山全集》出书后虽受到好评，但出版者和编者深知，由于主客观原因，资料搜集还有不少遗漏，整理工作也有疏误，全书索引尚未编成。曾有一位台湾学者撰文，肯定《孙中山全集》采用台北版《国父全集》的内容，同时也提出一个疑问：为何《孙中山全集》不用《国父全集补编》的内容呢？ 实际的原因是，我们当时虽知已有《国父全集补编》一书，但北京、广州等地图书馆都没有进口此书。这只是缺少资料的客观原因之一例。从１９８７ 年起至１９９６ 年间，出版者都在协调做好《孙中山全集》补编和编制全书索引事宜，并有所分工和计划，但终因合作成员任务变化，久拖未成，留下遗憾。出版工作是较容易留下遗憾的职业，《孙中山全集》出版也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孙中山全集》反映的是三十年前的阶段性成果。据悉，从２０１２ 年开始，中华书局正式启动编辑《孙中山全集续编》的工作，并将于近期出版，这距《孙中山全集》出版又过去三十年时间了。作为《孙中山全集》的责编，在其出版三十年后能看到补编完成，弥补缺憾，更感欣慰。感谢中华书局的同人们和承担补编工作的单位和学者们。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文中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