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读《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以钩稽考校之功写作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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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用来形容尚君先生目前的状态应该再贴切不过了。年逾古稀的他仿佛总能释放出宛如顽童般令人咋舌的充沛精力，看似终日埋首于单调枯燥的文献钩稽考校之中，可探寻新奇有趣事物的兴致却时常旁逸斜出，动辄便按耐不住腾出手来，信笔挥就一篇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新近结集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中华书局，2024年），又择取了三十位地位悬殊、遭际各异的诗人，用生动鲜活、雅俗共赏的笔触勾勒出他们忧乐交织的人生片段。尽管因体例所限，未遑逐篇进行详细的学术史梳理，但下笔之际都尽可能广泛参酌学界各方面的研讨成果，与此同时又力求传达独特新警的意见，绝非辗转稗贩、陈陈相因的简单重述。
有些问题历来多存异议，本就亟待辨正分歧。考较前人相关研究，不难觉察本书对此尤为注重。如盛唐末期诗人元结在出守道州时相继作《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杜甫读到后激赏不已，当即赋有《同元使君舂陵行》，有云“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然而在诗序中却出人意料地声称，“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并不期待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意。更有甚者，杜、元虽曾同年应举，朋友圈也不无交集，但除本篇之外，在留存的作品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交往的记录。针对双方有悖常情的表现，古人或避而不谈，或浮泛地认为“古人酬唱往往如此，今人泛泛作神交诗者，又不得借口于此”（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七引钟惺评语），“公作此诗，盖同声之应也”，“公与元之相契在此”（王嗣奭《杜臆》卷九），认定两人莫逆于心而脱略行迹。今人刘跃进《〈箧中集〉与杜甫》（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收入作者《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1999年）则将此归咎于杜甫在长安应举时的言行，认为“他到处投诗献赋，企求援引，以至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最终引发了元结的强烈不满。杨承祖《元结文学交游考》（载《书目季刊》第13卷第1期，修订稿收入《杨承祖文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同样根据他们在京城时的不同表现，推断“或者二人初曾相识，即因此绝游；或尚未谋面，遂不复结交，皆甚有可能”，只是并未率然判定孰是孰非，而说起杜甫序中所言，推断“或者二人确有宿憾，乃出言如此，亦未可知”，口吻也仍在依违疑似之间。本书《元结在道州》一篇认为杨氏之说可从，继而猜测所谓“知我者”正是与杜、元两人关系都相当密切的孟云卿，双方由此形成间接的切磋互动，在关乎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上又能不计罅隙而达成共识，“在这里，恰好可以看到两人君子人格的完美表达”，“君子和而不同，有隔阂不妨欣赏赞美，互相吹捧就俗气了”，对这个积疑莫释的疑难问题提出了更为圆满的解答。又如韩愈早年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汴州幕中任职，期间撰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而俱文珍此后入朝擅权，成为宦官首领，非但胁迫顺宗内禅，更是镇压永贞革新的主谋。古人议及此事，往往为贤者讳，认为“昌黎一文一诗，本无关于兴亡大局，即送之之时，文珍恶尚未露，亦无害昌黎之为君子”（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六“韩昌黎”条），或主张“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方，盖深信文珍为端人矣。其后昌黎自为君子，文珍自为小人，本两不相妨”（同上，迮鹤寿按语），以君子、小人之别来替韩愈辩护，其实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今人对此则多有批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在考述士大夫与宦官的复杂关系时提及韩愈此篇，谓其“备极谄谀之词”；章士钊《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卷四《议辩》“《晋文公问守原议》条”更是指摘韩愈对宦官、方镇这两大祸患“不惟无一矢加遗，而且谄谀疏附，唯恐不及”，尤其以本篇为证，斥其“言下得意之状，跃跃纸上”。针对此类非议，蒋凡《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曾有驳正，指出韩愈撰作此篇时间在前，“与以后的‘永贞事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评价俱文珍在平定汴州叛乱中确有功绩，“韩愈《序》中的颂词基本上接近事实”，还分析说“就总的趋势来说，韩愈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不融洽的”，绝未依傍勾结。本书《韩愈与汴州》一篇则进一步强调，在唐代官僚体系的运转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故董晋率领幕僚恭送俱文珍归朝述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奉命撰序赋诗也属职务行为，“不必求之过深”。从制度层面探析其创作初衷，令读者顿生了解之同情，而不至求全责备。文中还联系到董晋不久病故，汴州再度发生大规模兵变，韩愈侥幸逃脱杀戮的惨痛经历，指出“他在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是很重要的”，让人体味到正是在这短短两年半间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变故，才促使初入仕途的韩愈沉静下来，仔细权衡个人取舍和朝政兴废的得失利弊，由此郑重规划好日后的人生道路。
即便是根据自家以往的研讨心得敷衍成篇，尚君先生也努力尝试揭橥新意。如盛唐文士郑虔因兼擅诗、书、画而受到玄宗称赏，被誉为“郑虔三绝”。《新唐书》《唐才子传》等虽都收有其传记，却多有讹谬缺漏。尚君先生曾撰《〈郑虔墓志〉考释》（收入作者《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其家族世系、仕宦经历、贬官归葬、家室子嗣、著作书画等做过巨细靡遗的考述。本书《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一篇则聚焦于两人历经数十年聚合离散而生死不渝的交谊，在分析杜甫《醉时歌》时尽管大抵依托旧作，却依据考古实测新增《广文馆位置示意图》，使读者得以设身处地，更直观地感受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所形成的强烈反差，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心中喷薄欲出的愤懑不平。在论及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时，旧作主要致力于爬梳史料，推断其获知友人噩耗的时间。新作中除了这一题中应有之意外，又逐层解析诗意大旨，展露他在老友凋零却无从告慰时沉痛至极的心情。继而又联系到《八哀诗》中有关郑虔的部分，揭示老杜对郑虔才学的充分肯定及对友情的无时或忘，由此“也可理解诗圣地位的确立，正是建立在他对所有曾交往结识的人的尊重、理解和真情之上的”，强调“诗圣”的意义并不停留于技艺层面，更关乎人格魅力。又如五代诗人和凝，其生平始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而原书已佚，通行者仅为清代辑本。尚君先生曾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利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大量文献对旧辑和凝传予以勘定补苴；另有《“花间”词人事辑》（收入《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钩索不同史料，详细排比考订过和氏的事迹及著述。本书《曲子相公和凝——文武兼资的断狱爱好者》一篇除据上述二者缕述其经历和诗作外，又涉笔成趣，附带提到由和凝辑录并经其子和㠓增订的《疑狱集》，认为书中收录的判案故事“看似复杂难解，办案者机智设局，让干犯者伏罪，真相亦得以究明”，故称其为“公案类小说的滥觞”，让读者领略到诗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还指出书中部分案例的发生时间晚于和㠓近百年之久，可见“原书多经后人增窜”，则这类故事在当时广受欢迎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追溯公案小说的源流时，小说史研究者虽然也会留意到《疑狱集》，以为“将其视为一部供消遣娱乐的公案小说集来读亦未尝不可”（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第一章《宋元公案小说的成熟及其特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并未细究其成书的始末原委，本书所论恰能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相较于其他时段，唐代文史研究已经拥有相当系统而完备的史料支持，不过大量新出石刻文献的裒辑整理，又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线索和议题。尚君先生在这方面深造有得，此前已有《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肆力于考索有唐一代金石文献。本书在结撰过程中也时常措意于此，充分依凭这类新出资料，将其中隐含的丰富信息抉发殆尽。如《贞元年间的诗人卢纶》一篇，通过近数十年间相继出土的卢纶之弟卢绶、弟媳张氏夫妇墓志（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以及其父卢之翰、其母韦氏夫妇墓志（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介绍诗人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述及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氵韦、李端等先后辞世时，卢纶曾赋五十韵长诗悼念亡友，又以新出土的耿氵韦墓志（载胡可先、杨琼编著《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为主，结合《旧唐书》《元和姓纂》等相关记载，推定此诗作于贞元五年或稍后一两年间。随即指出后世所谓“大历十才子”的提法，很可能即肇端于卢氏此诗，最初并非为了表彰当时创作成就最高的群体，而是泛指这批早年在长安城中依附于宰相元载、王缙和驸马郭暧门下，与自己交往密切的诗人。中唐诗人窦叔向膝下五子均位至郎官，并有《窦氏联珠集》传世，由此得到“联芳比藻，词价霭然”（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的盛誉，但就诗作本身而言，并没有引起前人太多的关注。本书《且说会写诗的中唐五窦》介绍长兄窦常《过宋氏五女旧居》慨叹姐妹五人被召入宫，虽有文名而终难尽展所长，特意指出所咏五女中宋若昭的墓志近年已经出土（载胡可先、杨琼编著《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比窦常尚晚去世三年。以当时人咏当朝事，诗人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这首看似寻常的诗作也就有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介绍老二窦牟时，提到他任洛阳令期间与韩愈多有过从，卒后由韩愈执笔撰写墓志，对其志行文学均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即提到“此方墓志近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与传世韩集的文本稍有差异，对窦牟研究有重大意义”，也令人不由得对窦氏刮目相看。
近十余年来尚君先生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注于纂辑《唐五代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志在全面搜求并深入校订所有存世的唐代诗作。对普通读者而言，尽管不可能披览那部几逾一千八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倒是不妨借助本书具体而微地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所在。如《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述及传主在狱中作《非所留幽系寄上韦使君》等诗，指出诗题均当从宋本《刘文房文集》作“非所”，而不能依照《四部丛刊》影明本《刘随州文集》改为“罪所”（清编《全唐诗》亦承其误），“‘非所’即今所谓看守所”，明刊本“为后人不明唐时习语而改”。《诗人朱庆余——人生道途上有幸有不幸》言及朱庆余向张籍投诗问讯的佳话，又信手拈来整合南宋书棚本《朱庆余诗集》、清席启寓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南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明高棅编《唐诗品汇》等，判定诗题应作《近试上张水部》，指出清编《全唐诗》在“张”下补出“籍”字纯属画蛇添足，“给尊者献诗，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这类校订虽仅一字之微，但已足见作者对唐诗文献及唐人习俗的熟稔。另如《贞元年间的诗人卢纶》提到李端的诗作，说起“日本伏见宫旧藏《杂钞》卷十四，有他多首七言歌行体佚诗保存，可以看到他诗歌写作另一方面的成就”。此前尚君先生在《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中的唐人佚诗》（收入《唐诗求是》）中已经公布过这批作品，足资参照比对。《作为诗人的南唐三主》在判定先主李昪《灯》诗的各种异文时，利用残存于韩国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认为该书“可以相信即是北宋末李颀《古今诗话》的转录本，且为时甚早”，据此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意。可知在搜讨追溯唐诗的过程中，作者对域外汉籍文献也予以高度的重视。再如《新见唐韩益〈悼亡诗八首〉发微》在新出李季推墓志（载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三秦出版社2022年）中发现墓主夫君韩益的悼亡之作，提到“墓志而附收悼亡诗，在唐墓志中尚属首见”，并参证夫妻两人墓志，借以展现唐代普通士人的夫妻日常生活。《詹敦仁父子——写下唐诗最后一抹余晖》介绍的詹敦仁、詹琲父子，在清编《全唐诗》中存诗寥寥，合计尚不足十首，而此次又在《重修清溪詹氏族谱》中新发现父子诗作共计一百三十首，“所存诗不仅增添作品，可补史阙，也可纠订《全唐诗》之误收”。尤其是詹敦仁《仆忝四门新颁九经大本喜而书之》一诗，留有五代时刊刻九经的重要记录。不难想见，经过这番旁搜远绍、钩沉索隐的细致工作，大批新披露的唐诗文本必定会拓宽唐代文史研究的范围。
当然，从读者理解的角度出发，除了需要依据勘定无误的文本，更需要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复杂人事和微妙情感，才有可能对诗意有更贴切的体会。孟浩然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投赠张九龄，含蓄地表明用世的心迹，张九龄在出任荆州长史后确实署其为从事，予以汲引提携。但令人诧异费解的是，孟浩然入幕后至少有七篇呈献给张氏的诗作，而张九龄在诗中却从未言及孟氏。本书《若即若离的尴尬交往——孟浩然在张九龄荆州幕府之始末》详述张九龄此前在政坛上大起大落的过程，认为受到个性差别、地位悬殊、经历迥异等多重因素影响，最终使得“张九龄经历高层剧烈变动而深怀难以言宣的痛苦，孟浩然无从知晓与理解”，双方短暂的共事经历，“后人远望似为一段佳话，仔细阅读他们的存诗，似乎一直有些若即若离”，将主宾之间的隔膜剖析得合情合理。盛唐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任华，因赋《杂言赠李白》《杂言赠杜拾遗》而享有盛誉，在晚唐时二诗就被韦庄选入《又玄集》，后人甚至称许其“将李、杜学力、性情，一一写得逼肖，如读两公本传，令人心目俱豁”（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一引《松石轩诗评》）。本书《狂生任华——从粉丝立场推动李杜齐名的第一人》尽管也充分肯定任华在推动两人声誉及齐名并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又仔细比对了李、杜两人的实际经历，站在受赠者的立场，毫不讳言诗中所言多据传闻而不符事实，“李白的痛苦与失望，任华是无法理解的”，“虽尽力鼓吹，估计杜甫并不太受用”，自然也就不能片面高估这两篇诗作的实际意义。中唐时的陆羽三岁而孤，由僧智积抚养长大。后因僧俗出处的选择不同，使得陆羽毅然逃离寺院。当僧智积辞世时，陆羽又感念养育之恩，赋诗悼念。《作为诗人的茶圣陆羽》一篇，指出陆诗中用以表明心志的“不羡白玉盏”四句，仍执着于当年的抉择而毫不后悔，“在年少的陆羽与养父的激烈冲突中，显然包含彼此都能体会的内涵”，可随后却陡然转入“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隐约透露出陆羽“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始终没有忽忘”，将那种欲言又止、矛盾纠结的心绪揭示得尤为细腻。
本书在序中反复强调“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其旨趣“与中国传统史书的存褒贬、载大节是不同的，与此间经常见到的或通篇歌颂、或彻底否定的写法也完全不同”，覆按书中篇章，确实在努力践行这一追求。如晚唐诗人杜荀鹤现存诗作多成于进士及第之前，因身经乱离而多展现民生疾苦，由此也得到后世尤其是今人的推崇，认为其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朝末年的社会面貌，表明了为民请命的意旨，富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诗歌史上极为罕见”（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下编《杜荀鹤研究》三《杜荀鹤的创作思想及其讽喻诗》，巴蜀书社，2005年）。本书《诗人杜荀鹤的乱世书写与末路毁誉》清理五代宋初的各类文献记载，指出其晚年竟然不自爱惜羽毛，“为了谋取晋身的官位，不惜写诗无耻地吹捧大乱的祸首之一朱全忠，以往的好名声扫地而尽”，百般逢迎之后虽然如愿以偿得授翰林学士，“仅在位五天就去世了”，读来真让人怵然惊心而不禁引以为戒。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历仕四朝而始终身居相位的冯道，其身后评价经历了一番高开低走的两极反转，宋初几乎将他视作才德兼备的完人而赞誉备至，此后却每况愈下，至欧阳修着眼于政治节操，索性斥其为“无廉耻者”（《新五代史·杂传序》）。本书《诗人冯道——武夫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时代的农儒名相》详细考察他在历仕各朝时的实际作为，主张在加以褒贬之际“要考虑他的现实困境”，尤其在纷乱的政局中，君臣其实各有职守，“军事决定君位，宰相运转朝政”，王朝政权虽有更迭兴替，行政运转必须正常稳定。身为宰相的冯道深谙此理而降志辱身，其实对自己的职责所在和权力边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今人显然不宜沿用“忠君死节”“夷夏大防”等迂腐之论来加以简单粗暴的论定。
在翻览本书的过程中，也偶有些许疑问。有些问题在结集时尚君先生已经有所注意，序中提到“卢纶一篇发表后不久，卢纶墓志在陕西出土”，其中内容对书中所述有所补充，可援引为据。顷见张弛《唐代诗人〈卢纶墓志〉考》（载《青少年书法》2023年第11期）、杨琼《新见卢纶墓志与卢纶生平创作发覆》（载《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8期），为了解诗人的行实和创作确实提供了不少细节，兹不赘述。再举一个在语词理解方面似可商讨的例子。《新见唐韩益〈悼亡诗八首〉发微》分析这组诗中的第四首，首联有云“去年十月备婚仪，岂料今为断草时”，认为“‘断草’语源待酌，似乎是丧事过程中的一种仪式，并非如枯蓬断草、蓬断草枯一般之泛指”。“断草”与“婚仪”相应而形成对比，乍看之下确实像是指某种丧葬仪式而言，但在文献中并无任何佐证。考沈约《宋书·礼志二》载宋大明五年皇太子妃薨，“造陵于龙山，置大匠卿断草”。所谓“大匠卿”即将作大匠（见杜佑《通典·职官七》），其具体职责为“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然则“断草”应该就是指清除地表杂草，因其为兴修土木的首要工序，故用作营建陵园的代称。《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语》第183则提到：“昨便断草，葬送期近，痛伤情深，奈何奈何。”则“断草”也可以用作普通人家营造墓穴的委婉语。韩益诗中所言想来也是如此，或许并无其他深意。
《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陈尚君著，中华书局2024年8月出版，416页，78.00元
古人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用来形容尚君先生目前的状态应该再贴切不过了。年逾古稀的他仿佛总能释放出宛如顽童般令人咋舌的充沛精力，看似终日埋首于单调枯燥的文献钩稽考校之中，可探寻新奇有趣事物的兴致却时常旁逸斜出，动辄便按耐不住腾出手来，信笔挥就一篇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新近结集的《我认识的唐朝诗人2》（中华书局，2024年），又择取了三十位地位悬殊、遭际各异的诗人，用生动鲜活、雅俗共赏的笔触勾勒出他们忧乐交织的人生片段。尽管因体例所限，未遑逐篇进行详细的学术史梳理，但下笔之际都尽可能广泛参酌学界各方面的研讨成果，与此同时又力求传达独特新警的意见，绝非辗转稗贩、陈陈相因的简单重述。
有些问题历来多存异议，本就亟待辨正分歧。考较前人相关研究，不难觉察本书对此尤为注重。如盛唐末期诗人元结在出守道州时相继作《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杜甫读到后激赏不已，当即赋有《同元使君舂陵行》，有云“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然而在诗序中却出人意料地声称，“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并不期待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意。更有甚者，杜、元虽曾同年应举，朋友圈也不无交集，但除本篇之外，在留存的作品中竟然没有留下任何交往的记录。针对双方有悖常情的表现，古人或避而不谈，或浮泛地认为“古人酬唱往往如此，今人泛泛作神交诗者，又不得借口于此”（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七引钟惺评语），“公作此诗，盖同声之应也”，“公与元之相契在此”（王嗣奭《杜臆》卷九），认定两人莫逆于心而脱略行迹。今人刘跃进《〈箧中集〉与杜甫》（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收入作者《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1999年）则将此归咎于杜甫在长安应举时的言行，认为“他到处投诗献赋，企求援引，以至到了是非不分的程度”，最终引发了元结的强烈不满。杨承祖《元结文学交游考》（载《书目季刊》第13卷第1期，修订稿收入《杨承祖文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同样根据他们在京城时的不同表现，推断“或者二人初曾相识，即因此绝游；或尚未谋面，遂不复结交，皆甚有可能”，只是并未率然判定孰是孰非，而说起杜甫序中所言，推断“或者二人确有宿憾，乃出言如此，亦未可知”，口吻也仍在依违疑似之间。本书《元结在道州》一篇认为杨氏之说可从，继而猜测所谓“知我者”正是与杜、元两人关系都相当密切的孟云卿，双方由此形成间接的切磋互动，在关乎治乱兴亡的大问题上又能不计罅隙而达成共识，“在这里，恰好可以看到两人君子人格的完美表达”，“君子和而不同，有隔阂不妨欣赏赞美，互相吹捧就俗气了”，对这个积疑莫释的疑难问题提出了更为圆满的解答。又如韩愈早年在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汴州幕中任职，期间撰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而俱文珍此后入朝擅权，成为宦官首领，非但胁迫顺宗内禅，更是镇压永贞革新的主谋。古人议及此事，往往为贤者讳，认为“昌黎一文一诗，本无关于兴亡大局，即送之之时，文珍恶尚未露，亦无害昌黎之为君子”（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六“韩昌黎”条），或主张“昌黎，君子也，君子可欺以其方，盖深信文珍为端人矣。其后昌黎自为君子，文珍自为小人，本两不相妨”（同上，迮鹤寿按语），以君子、小人之别来替韩愈辩护，其实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今人对此则多有批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6年）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在考述士大夫与宦官的复杂关系时提及韩愈此篇，谓其“备极谄谀之词”；章士钊《柳文指要》（中华书局1971年）卷四《议辩》“《晋文公问守原议》条”更是指摘韩愈对宦官、方镇这两大祸患“不惟无一矢加遗，而且谄谀疏附，唯恐不及”，尤其以本篇为证，斥其“言下得意之状，跃跃纸上”。针对此类非议，蒋凡《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收入作者《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曾有驳正，指出韩愈撰作此篇时间在前，“与以后的‘永贞事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又评价俱文珍在平定汴州叛乱中确有功绩，“韩愈《序》中的颂词基本上接近事实”，还分析说“就总的趋势来说，韩愈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不融洽的”，绝未依傍勾结。本书《韩愈与汴州》一篇则进一步强调，在唐代官僚体系的运转中，“文武官任节帅，掌控军政，宦官代表皇帝，监督军政，节帅要有所作为，必须搞好与宦官的关系”，故董晋率领幕僚恭送俱文珍归朝述职自是人之常情，韩愈奉命撰序赋诗也属职务行为，“不必求之过深”。从制度层面探析其创作初衷，令读者顿生了解之同情，而不至求全责备。文中还联系到董晋不久病故，汴州再度发生大规模兵变，韩愈侥幸逃脱杀戮的惨痛经历，指出“他在此后一系列论著中倡导恢复儒家道统，讲求夷夏之分，力求在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现状，汴州的这段经历是很重要的”，让人体味到正是在这短短两年半间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变故，才促使初入仕途的韩愈沉静下来，仔细权衡个人取舍和朝政兴废的得失利弊，由此郑重规划好日后的人生道路。
即便是根据自家以往的研讨心得敷衍成篇，尚君先生也努力尝试揭橥新意。如盛唐文士郑虔因兼擅诗、书、画而受到玄宗称赏，被誉为“郑虔三绝”。《新唐书》《唐才子传》等虽都收有其传记，却多有讹谬缺漏。尚君先生曾撰《〈郑虔墓志〉考释》（收入作者《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其家族世系、仕宦经历、贬官归葬、家室子嗣、著作书画等做过巨细靡遗的考述。本书《杜甫与郑虔的忘年交》一篇则聚焦于两人历经数十年聚合离散而生死不渝的交谊，在分析杜甫《醉时歌》时尽管大抵依托旧作，却依据考古实测新增《广文馆位置示意图》，使读者得以设身处地，更直观地感受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所形成的强烈反差，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心中喷薄欲出的愤懑不平。在论及杜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时，旧作主要致力于爬梳史料，推断其获知友人噩耗的时间。新作中除了这一题中应有之意外，又逐层解析诗意大旨，展露他在老友凋零却无从告慰时沉痛至极的心情。继而又联系到《八哀诗》中有关郑虔的部分，揭示老杜对郑虔才学的充分肯定及对友情的无时或忘，由此“也可理解诗圣地位的确立，正是建立在他对所有曾交往结识的人的尊重、理解和真情之上的”，强调“诗圣”的意义并不停留于技艺层面，更关乎人格魅力。又如五代诗人和凝，其生平始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而原书已佚，通行者仅为清代辑本。尚君先生曾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利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大量文献对旧辑和凝传予以勘定补苴；另有《“花间”词人事辑》（收入《唐诗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钩索不同史料，详细排比考订过和氏的事迹及著述。本书《曲子相公和凝——文武兼资的断狱爱好者》一篇除据上述二者缕述其经历和诗作外，又涉笔成趣，附带提到由和凝辑录并经其子和㠓增订的《疑狱集》，认为书中收录的判案故事“看似复杂难解，办案者机智设局，让干犯者伏罪，真相亦得以究明”，故称其为“公案类小说的滥觞”，让读者领略到诗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还指出书中部分案例的发生时间晚于和㠓近百年之久，可见“原书多经后人增窜”，则这类故事在当时广受欢迎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追溯公案小说的源流时，小说史研究者虽然也会留意到《疑狱集》，以为“将其视为一部供消遣娱乐的公案小说集来读亦未尝不可”（苗怀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史论》第一章《宋元公案小说的成熟及其特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并未细究其成书的始末原委，本书所论恰能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相较于其他时段，唐代文史研究已经拥有相当系统而完备的史料支持，不过大量新出石刻文献的裒辑整理，又提供了更多的细节、线索和议题。尚君先生在这方面深造有得，此前已有《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肆力于考索有唐一代金石文献。本书在结撰过程中也时常措意于此，充分依凭这类新出资料，将其中隐含的丰富信息抉发殆尽。如《贞元年间的诗人卢纶》一篇，通过近数十年间相继出土的卢纶之弟卢绶、弟媳张氏夫妇墓志（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以及其父卢之翰、其母韦氏夫妇墓志（载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介绍诗人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经历。述及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氵韦、李端等先后辞世时，卢纶曾赋五十韵长诗悼念亡友，又以新出土的耿氵韦墓志（载胡可先、杨琼编著《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为主，结合《旧唐书》《元和姓纂》等相关记载，推定此诗作于贞元五年或稍后一两年间。随即指出后世所谓“大历十才子”的提法，很可能即肇端于卢氏此诗，最初并非为了表彰当时创作成就最高的群体，而是泛指这批早年在长安城中依附于宰相元载、王缙和驸马郭暧门下，与自己交往密切的诗人。中唐诗人窦叔向膝下五子均位至郎官，并有《窦氏联珠集》传世，由此得到“联芳比藻，词价霭然”（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的盛誉，但就诗作本身而言，并没有引起前人太多的关注。本书《且说会写诗的中唐五窦》介绍长兄窦常《过宋氏五女旧居》慨叹姐妹五人被召入宫，虽有文名而终难尽展所长，特意指出所咏五女中宋若昭的墓志近年已经出土（载胡可先、杨琼编著《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比窦常尚晚去世三年。以当时人咏当朝事，诗人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这首看似寻常的诗作也就有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介绍老二窦牟时，提到他任洛阳令期间与韩愈多有过从，卒后由韩愈执笔撰写墓志，对其志行文学均给予极高的评价，随即提到“此方墓志近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与传世韩集的文本稍有差异，对窦牟研究有重大意义”，也令人不由得对窦氏刮目相看。
近十余年来尚君先生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注于纂辑《唐五代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志在全面搜求并深入校订所有存世的唐代诗作。对普通读者而言，尽管不可能披览那部几逾一千八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倒是不妨借助本书具体而微地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所在。如《诗人刘长卿的两次迁谪》述及传主在狱中作《非所留幽系寄上韦使君》等诗，指出诗题均当从宋本《刘文房文集》作“非所”，而不能依照《四部丛刊》影明本《刘随州文集》改为“罪所”（清编《全唐诗》亦承其误），“‘非所’即今所谓看守所”，明刊本“为后人不明唐时习语而改”。《诗人朱庆余——人生道途上有幸有不幸》言及朱庆余向张籍投诗问讯的佳话，又信手拈来整合南宋书棚本《朱庆余诗集》、清席启寓编《唐诗百名家全集》、南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明高棅编《唐诗品汇》等，判定诗题应作《近试上张水部》，指出清编《全唐诗》在“张”下补出“籍”字纯属画蛇添足，“给尊者献诗，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这类校订虽仅一字之微，但已足见作者对唐诗文献及唐人习俗的熟稔。另如《贞元年间的诗人卢纶》提到李端的诗作，说起“日本伏见宫旧藏《杂钞》卷十四，有他多首七言歌行体佚诗保存，可以看到他诗歌写作另一方面的成就”。此前尚君先生在《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中的唐人佚诗》（收入《唐诗求是》）中已经公布过这批作品，足资参照比对。《作为诗人的南唐三主》在判定先主李昪《灯》诗的各种异文时，利用残存于韩国的《唐宋分门名贤诗话》，认为该书“可以相信即是北宋末李颀《古今诗话》的转录本，且为时甚早”，据此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诗意。可知在搜讨追溯唐诗的过程中，作者对域外汉籍文献也予以高度的重视。再如《新见唐韩益〈悼亡诗八首〉发微》在新出李季推墓志（载刘文、杜镇编著《陕西新见唐朝墓志》，三秦出版社2022年）中发现墓主夫君韩益的悼亡之作，提到“墓志而附收悼亡诗，在唐墓志中尚属首见”，并参证夫妻两人墓志，借以展现唐代普通士人的夫妻日常生活。《詹敦仁父子——写下唐诗最后一抹余晖》介绍的詹敦仁、詹琲父子，在清编《全唐诗》中存诗寥寥，合计尚不足十首，而此次又在《重修清溪詹氏族谱》中新发现父子诗作共计一百三十首，“所存诗不仅增添作品，可补史阙，也可纠订《全唐诗》之误收”。尤其是詹敦仁《仆忝四门新颁九经大本喜而书之》一诗，留有五代时刊刻九经的重要记录。不难想见，经过这番旁搜远绍、钩沉索隐的细致工作，大批新披露的唐诗文本必定会拓宽唐代文史研究的范围。
当然，从读者理解的角度出发，除了需要依据勘定无误的文本，更需要了解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复杂人事和微妙情感，才有可能对诗意有更贴切的体会。孟浩然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投赠张九龄，含蓄地表明用世的心迹，张九龄在出任荆州长史后确实署其为从事，予以汲引提携。但令人诧异费解的是，孟浩然入幕后至少有七篇呈献给张氏的诗作，而张九龄在诗中却从未言及孟氏。本书《若即若离的尴尬交往——孟浩然在张九龄荆州幕府之始末》详述张九龄此前在政坛上大起大落的过程，认为受到个性差别、地位悬殊、经历迥异等多重因素影响，最终使得“张九龄经历高层剧烈变动而深怀难以言宣的痛苦，孟浩然无从知晓与理解”，双方短暂的共事经历，“后人远望似为一段佳话，仔细阅读他们的存诗，似乎一直有些若即若离”，将主宾之间的隔膜剖析得合情合理。盛唐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任华，因赋《杂言赠李白》《杂言赠杜拾遗》而享有盛誉，在晚唐时二诗就被韦庄选入《又玄集》，后人甚至称许其“将李、杜学力、性情，一一写得逼肖，如读两公本传，令人心目俱豁”（余成教《石园诗话》卷一引《松石轩诗评》）。本书《狂生任华——从粉丝立场推动李杜齐名的第一人》尽管也充分肯定任华在推动两人声誉及齐名并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但又仔细比对了李、杜两人的实际经历，站在受赠者的立场，毫不讳言诗中所言多据传闻而不符事实，“李白的痛苦与失望，任华是无法理解的”，“虽尽力鼓吹，估计杜甫并不太受用”，自然也就不能片面高估这两篇诗作的实际意义。中唐时的陆羽三岁而孤，由僧智积抚养长大。后因僧俗出处的选择不同，使得陆羽毅然逃离寺院。当僧智积辞世时，陆羽又感念养育之恩，赋诗悼念。《作为诗人的茶圣陆羽》一篇，指出陆诗中用以表明心志的“不羡白玉盏”四句，仍执着于当年的抉择而毫不后悔，“在年少的陆羽与养父的激烈冲突中，显然包含彼此都能体会的内涵”，可随后却陡然转入“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又隐约透露出陆羽“内心的不安和愧疚，始终没有忽忘”，将那种欲言又止、矛盾纠结的心绪揭示得尤为细腻。
本书在序中反复强调“坚持现代传记文学的立场”，其旨趣“与中国传统史书的存褒贬、载大节是不同的，与此间经常见到的或通篇歌颂、或彻底否定的写法也完全不同”，覆按书中篇章，确实在努力践行这一追求。如晚唐诗人杜荀鹤现存诗作多成于进士及第之前，因身经乱离而多展现民生疾苦，由此也得到后世尤其是今人的推崇，认为其诗“真实地反映了唐朝末年的社会面貌，表明了为民请命的意旨，富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其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诗歌史上极为罕见”（胡嗣坤、罗琴《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下编《杜荀鹤研究》三《杜荀鹤的创作思想及其讽喻诗》，巴蜀书社，2005年）。本书《诗人杜荀鹤的乱世书写与末路毁誉》清理五代宋初的各类文献记载，指出其晚年竟然不自爱惜羽毛，“为了谋取晋身的官位，不惜写诗无耻地吹捧大乱的祸首之一朱全忠，以往的好名声扫地而尽”，百般逢迎之后虽然如愿以偿得授翰林学士，“仅在位五天就去世了”，读来真让人怵然惊心而不禁引以为戒。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历仕四朝而始终身居相位的冯道，其身后评价经历了一番高开低走的两极反转，宋初几乎将他视作才德兼备的完人而赞誉备至，此后却每况愈下，至欧阳修着眼于政治节操，索性斥其为“无廉耻者”（《新五代史·杂传序》）。本书《诗人冯道——武夫政权与文人政府共治时代的农儒名相》详细考察他在历仕各朝时的实际作为，主张在加以褒贬之际“要考虑他的现实困境”，尤其在纷乱的政局中，君臣其实各有职守，“军事决定君位，宰相运转朝政”，王朝政权虽有更迭兴替，行政运转必须正常稳定。身为宰相的冯道深谙此理而降志辱身，其实对自己的职责所在和权力边界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今人显然不宜沿用“忠君死节”“夷夏大防”等迂腐之论来加以简单粗暴的论定。
在翻览本书的过程中，也偶有些许疑问。有些问题在结集时尚君先生已经有所注意，序中提到“卢纶一篇发表后不久，卢纶墓志在陕西出土”，其中内容对书中所述有所补充，可援引为据。顷见张弛《唐代诗人〈卢纶墓志〉考》（载《青少年书法》2023年第11期）、杨琼《新见卢纶墓志与卢纶生平创作发覆》（载《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8期），为了解诗人的行实和创作确实提供了不少细节，兹不赘述。再举一个在语词理解方面似可商讨的例子。《新见唐韩益〈悼亡诗八首〉发微》分析这组诗中的第四首，首联有云“去年十月备婚仪，岂料今为断草时”，认为“‘断草’语源待酌，似乎是丧事过程中的一种仪式，并非如枯蓬断草、蓬断草枯一般之泛指”。“断草”与“婚仪”相应而形成对比，乍看之下确实像是指某种丧葬仪式而言，但在文献中并无任何佐证。考沈约《宋书·礼志二》载宋大明五年皇太子妃薨，“造陵于龙山，置大匠卿断草”。所谓“大匠卿”即将作大匠（见杜佑《通典·职官七》），其具体职责为“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然则“断草”应该就是指清除地表杂草，因其为兴修土木的首要工序，故用作营建陵园的代称。《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语》第183则提到：“昨便断草，葬送期近，痛伤情深，奈何奈何。”则“断草”也可以用作普通人家营造墓穴的委婉语。韩益诗中所言想来也是如此，或许并无其他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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