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强：“慢”是编撰年谱长编的唯一捷径
评论内容：
笔者未尝受教于史学课堂，可谓虽好撰述却无根基，昔日欲入专门研究所，遭人讥笑，每忆此处便掩面自愧。201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后，幸得轮岗机会，在善本阅览室负责接待读者两月，藉此对特色馆藏有了一知半解，思索之后遂以北堂印字馆（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北京地区西人印所、出版商的史料整理和研究。
因这种对象皆属边角、细碎之处，长久以来无人问津，先后写成《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亨利·魏智及其北京法文图书馆》《那世宝：报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商》《文殿阁书庄》等，颇受国外学术界好评，曾侥幸忝列“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至今日，此一脉络尚未能全部梳理完毕。倘若以门外汉谈治史体会，好奇心、恒心、眼界最为紧要，如有语言、财力加持，更得各方前辈及友好提携、相助，机缘巧合间便可驰骋于某一角落。
2013年底，笔者兴趣逐步拓展到北平城内的三大学术、文化机构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惊讶于今人对袁同礼先生知之甚少且流于泛泛之言，往往愈是常谈之事愈是不明就里，遂发愿撰写《袁同礼年谱长编》，供学界利用。入此“空门”后，才意识到编著年谱与馆史类专题研究全然不同，前者更要谨记两大要诀——隐忍不发、不厌其烦。
年谱初以五十万字为限，然一再陡增，至今日之三百余万，回首过往，亦潸然泪下。漫漫十载已逝，书稿无一日不缀于心中、浮于脑海，以致身心俱疲，目力、腰背皆废，近于溃败边缘，好在心志未泯、苦苦支撑，切身体会到了“狂胪文献耗中年”。而于嘈杂、繁乱的工作间隙，集腋成裘、积土成丘，一字一页均得来不易。
尤其“痛苦”的是，如此体量的书稿往往需要整块时间，用以对某一问题纵深考察，梳理前后因果、各方态度，确定信札年月，而笔者之专门时间几乎只限于每日戌、亥两时，仅以片刻之暇应对，则疲于重温之举，不能对问题予以解决，以致一再延宕。
与此同时，笔者染上一种“不良嗜好”——申请档案，几近成瘾。国内各档案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法国、瑞典、英国等地皆尝试联系，或付费申请，或请友人协助拍摄。
因此新史料纷至沓来，欣喜之余常有置身于巨型拼图中举棋不定的迟疑。所幸尽管一再迁延，却也能够不停磨练“认字”基本功，不至糟蹋史料；而且许多事件竟可通过汇集相关各方档案，以彼此对照的方式再现，避免偏听与短见，因历史之复杂程度往往超乎今日笔端下的那寥寥数笔，遂于困顿之中又能得偿窥见史实原貌的亢奋。
然而，面对源源不断的史料档案，则须时时改订按语表述并将其调整到新的位置，以期更为自洽，需要极大的耐心。这种“折磨”只有亲历者方能体会，也验证了“慢”是编撰年谱长编的唯一捷径。
以上种种皆属高见，但也仅是“关系的伟大”中的几许侧面。除此，袁同礼先生还有诸多不为人熟知的身份，譬如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黄郛在华盛顿会议时期的私人助理、故宫博物院的元老并长期担任该院图书馆馆长、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及抗战复员后的理事会主席、瓷器收藏家、京剧爱好者，以上皆应视作一人之立体面貌、时代之鲜活史料，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
倘若有人真心想了解袁同礼先生，或意欲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博物馆史有所认识，不妨费些气力读完这部年谱，并以先生为中枢再次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或可透过此种“关系的伟大”深刻体会时代洪流的复杂和个体的沉浮是如何互相影响、彼此成败，其过程动人心魄又伏脉千里，足供今人明了往昔之不易、当下之缘起。
（本文节选自《袁同礼年谱长编》后记，全文发表于《胡适评论》2024年10月7日，标题为编者所拟，文章结构有所调整）
一
国家图书馆总馆
笔者未尝受教于史学课堂，可谓虽好撰述却无根基，昔日欲入专门研究所，遭人讥笑，每忆此处便掩面自愧。2010年入职国家图书馆后，幸得轮岗机会，在善本阅览室负责接待读者两月，藉此对特色馆藏有了一知半解，思索之后遂以北堂印字馆（Peking Lazarist Mission Press）为切入点，逐步展开北京地区西人印所、出版商的史料整理和研究。
因这种对象皆属边角、细碎之处，长久以来无人问津，先后写成《北堂印书馆1931至1951年刊印书目考》《亨利·魏智及其北京法文图书馆》《那世宝：报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商》《文殿阁书庄》等，颇受国外学术界好评，曾侥幸忝列“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至今日，此一脉络尚未能全部梳理完毕。倘若以门外汉谈治史体会，好奇心、恒心、眼界最为紧要，如有语言、财力加持，更得各方前辈及友好提携、相助，机缘巧合间便可驰骋于某一角落。
《袁同礼年谱长编》编辑稿件
2013年底，笔者兴趣逐步拓展到北平城内的三大学术、文化机构之一——国立北平图书馆，惊讶于今人对袁同礼先生知之甚少且流于泛泛之言，往往愈是常谈之事愈是不明就里，遂发愿撰写《袁同礼年谱长编》，供学界利用。入此“空门”后，才意识到编著年谱与馆史类专题研究全然不同，前者更要谨记两大要诀——隐忍不发、不厌其烦。
年谱初以五十万字为限，然一再陡增，至今日之三百余万，回首过往，亦潸然泪下。漫漫十载已逝，书稿无一日不缀于心中、浮于脑海，以致身心俱疲，目力、腰背皆废，近于溃败边缘，好在心志未泯、苦苦支撑，切身体会到了“狂胪文献耗中年”。而于嘈杂、繁乱的工作间隙，集腋成裘、积土成丘，一字一页均得来不易。
尤其“痛苦”的是，如此体量的书稿往往需要整块时间，用以对某一问题纵深考察，梳理前后因果、各方态度，确定信札年月，而笔者之专门时间几乎只限于每日戌、亥两时，仅以片刻之暇应对，则疲于重温之举，不能对问题予以解决，以致一再延宕。
雷强先生拍摄的袁同礼先生亲笔函
与此同时，笔者染上一种“不良嗜好”——申请档案，几近成瘾。国内各档案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法国、瑞典、英国等地皆尝试联系，或付费申请，或请友人协助拍摄。
因此新史料纷至沓来，欣喜之余常有置身于巨型拼图中举棋不定的迟疑。所幸尽管一再迁延，却也能够不停磨练“认字”基本功，不至糟蹋史料；而且许多事件竟可通过汇集相关各方档案，以彼此对照的方式再现，避免偏听与短见，因历史之复杂程度往往超乎今日笔端下的那寥寥数笔，遂于困顿之中又能得偿窥见史实原貌的亢奋。
然而，面对源源不断的史料档案，则须时时改订按语表述并将其调整到新的位置，以期更为自洽，需要极大的耐心。这种“折磨”只有亲历者方能体会，也验证了“慢”是编撰年谱长编的唯一捷径。
二
袁同礼(1895—1965)
中国近现代史中鲜有像袁同礼先生一样，能够具有坚实旧学根基，同时能积极接纳、学习西方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知识，通过开展各类型的现代图书馆业务，持续丰富、优化馆藏并以此不懈推动全国领域社科、文史、自然等方方面面学术研究的人物。
不仅如此，先生主动与西方学术名流、机构交往互动，借鉴西式方法整理中国固有之典籍、文化，提升中国学界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实为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幕后之巨擘。而最令笔者叹服的是，袁同礼先生对积累文献（编写书目）与催生新知二者相辅相成关系有深刻洞见，换言之，先生的学术敏感度极高，常有先见之明、非凡之举，赵万里语“袁先生做事很快”即此意。
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同人撮影
今日学界尝有“关系的伟大”来阐释梁启超“理想专传”的构想，意在定义“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之特性。假以此说，袁同礼先生实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图书馆学及博物馆学史、欧美汉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无法绕过的一位伟大人物，堪作“理想专传”的理想对象。于是乎，各界人士对袁同礼先生有相近之评价：
譬如，蒋介石题写“望重士林”以表哀荣；近代史大家郭廷以以“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作为盖棺定论；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称先生为中国图书馆界的精英（top gun）；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先生为第一流的学术推动者（an academic entrepreneur of the first magnitude）。
1930年3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开会欢迎新任馆长江瀚（前排右一为袁同礼）
以上种种皆属高见，但也仅是“关系的伟大”中的几许侧面。除此，袁同礼先生还有诸多不为人熟知的身份，譬如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黄郛在华盛顿会议时期的私人助理、故宫博物院的元老并长期担任该院图书馆馆长、中国政治学会会员及抗战复员后的理事会主席、瓷器收藏家、京剧爱好者，以上皆应视作一人之立体面貌、时代之鲜活史料，不应被研究者所忽略。
倘若有人真心想了解袁同礼先生，或意欲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博物馆史有所认识，不妨费些气力读完这部年谱，并以先生为中枢再次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化、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或可透过此种“关系的伟大”深刻体会时代洪流的复杂和个体的沉浮是如何互相影响、彼此成败，其过程动人心魄又伏脉千里，足供今人明了往昔之不易、当下之缘起。
（本文节选自《袁同礼年谱长编》后记，全文发表于《胡适评论》2024年10月7日，标题为编者所拟，文章结构有所调整）
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图）馆长的一生行迹与学术交往
详实呈现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
现代图书馆博物馆事业奠基的恢宏历程
2800多件书信、档案初次整理披露
雷强 撰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6452-7
9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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