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福尔摩斯？| 纪念柯南·道尔逝世95周年
评论内容：
在儿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问我：“爸爸，你怎么吃了我的饼干？”我很纳闷，问他怎么知道。他大声回答：“垃圾桶里有我的饼干包装袋呀。”我一看书桌旁的垃圾桶，里面正是我头天晚上扔掉的花花绿绿的包装袋。我晚上睡得晚，常常肚子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那次正好自己的干粮没了，就吃了儿子的。
我当时听了孩子的话，很稀罕他的观察能力，一下子想到有“当代福尔摩斯”之称的华裔神探李昌钰的故事。李昌钰钟情于观察垃圾，他说：“我每天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垃圾桶，一看就知道我太太做了什么事。”而且，在工作中他曾经依靠垃圾中得来的线索侦破了许多案件。
“福尔摩斯”是一个盛名已久的文化符号，用在李昌钰身上，足证李的传奇。话说7年前，我编辑出版历史学者李开元的著作，也曾以“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来界定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也是一种诉诸逻辑与想象，经由观察、推理、立论而寻找真相的智力体操。既然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接到编辑新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即“插图新注新译本”）的任务时，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下来了。但是，慢着，在编辑的过程中，时时会有这样的问题在追着我：一百多年以来，福尔摩斯各种译文层出不穷，何必再炒冷饭？而且为什么在中华书局出？
译者李家真曾在中华书局短暂地待过一段时间，与我们共事，彼此印象不错。我也知道他此前在《英语学习》杂志和外研社工作过，也做过翻译，英语水平应该很好。当最初拿到他的部分样稿时，我花了一点时间与最为流行的群众版对照了一下译文，并参看英文版（为编辑新版，我特地从京东商城买了两套Random House出的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我和另外一名编辑余瑾一人一套，以资参考）。原先的印象，群众版流畅好读，堪称经典。没想到对照下来，群众版却存在不少问题，李家真的译文要胜一筹。这使我对推出新版有了极大的信心。
在编辑过程中，我和李家真就译稿各方面频繁交流。我发现家真是一个非常认真和细致的人。他对全书的译文、版式、图片和注释等都倾注了心血。例如，在他发给我的信件中，曾提到关于书名号使用的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关于书名号，我的个人意见是，直接讲述某本书或某件作品的时候，书名或作品名前后加书名号，如果是在诸如‘某本书名叫某某’或者‘某作品的标题是某某’的结构当中，书名或作品名前后以引号为宜，因为这里说的是书或作品的名字，并不是书或作品本身。”也许这是因为家真曾经做过编辑的缘故，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编辑都不会细致到这种程度。
当然，我们交流更多的地方是对译文的讨论。我一直很关注新版与以前各版的区别，请家真给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并建议他将一些显明的名物典故改进译例写入译后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一篇A Study in Scarlet的篇名翻译。以往都译作“血书”或“血字的研究”，而家真别有见解：由故事中叙述可知此篇名为借用艺术术语，在艺术术语当中，“study”是“习作”的意思，故译为“暗红习作”，类似例子如同时期美国著名画家惠斯勒的《玫瑰色及褐色习作》以及法国著名画家夏加尔的早年作品《绿色背景之粉色习作》。除此之外，这是柯南·道尔爵士创作的第一篇福尔摩斯故事，亦暗合“习作”之意。他还提到，柯南·道尔的全部福尔摩斯故事，没有一篇篇名是靠血腥、暴力来吸引眼球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全集当中唯一的一个有名有姓的中国人出现在The Illustrious Client（《显赫的主顾》）当中，原文作“T’ang Ying”，各版将其译为众所周知的明代人物“唐寅”，实际上应该是“唐英”。家真说，旧式及新式拼音皆未有将“唐寅”拼作“T’ang Ying”之例。唐英（1682~1756）为清代雍正乾隆年间陶瓷艺术家，曾任景德镇督陶官，并曾奉圣旨编写讲述制瓷工艺的《陶冶图》，恰与该篇故事情节相符。唐英的《陶冶图》在19世纪即已由英国汉学家及中国陶瓷鉴赏权威卜士礼译成英文，可为柯南·道尔爵士所知。
在新版译者序言中，家真提到福尔摩斯系列“六十个故事如同一幅斑斓的长卷，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时空里的生活”。这是一个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观察角度。但我敢肯定，这也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读者忽视的方面。其实，早在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包天笑序言就认为私人侦探的作用在于“维持法律，保障人权，以为国家人民之利”。然而，虽然当时在中国也出现了私人侦探，但如冷血序言中所指出，这些侦探与 “抉隐发微，除奸锄恶，救人于困苦颠沛之中”的福尔摩斯式侦探大为不同，而是“种赃诬告，劫人暗杀，施其冤抑之手段，以陷人于困苦颠沛之中”，乃至冷血感叹：“世人有云，泰西之良法美意，传至中国，而无不变。”而自1949年鼎革以后，私人侦探销声匿迹至今。多年以前，作家梁晓声仍在发问：“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学者刘志琴也问：“从福尔摩斯到波洛探案，有关侦探的小说、电影，使西方人醉心了两个世纪，而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是‘包青天’、‘刘罗锅’，印数最多的是以清官为背景的公案或武侠小说。为什么西方人爱看侦探小说，中国人爱看清官戏，能不能倒过来哩？”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喜读福尔摩斯，就跟喜欢看金庸和清官戏一样，都只是当有趣的故事来看的，很难想到去“窥见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时空里的生活”，很难想象一个国王也站在法律之下的社会（《波西米亚丑闻》中，国王也不能使用武力解决自己的烦心事，而是如常人一样求助于私人侦探）。实际上，福尔摩斯类侦探的存在，是有其社会背景、法律制度支撑的。李家真的新版译文充分体现原文的内涵，并增加必要的注释，就有助于我们理解有这种支撑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
比如，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常常有警察对当事人说：“我必须警告你，你所说的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还可能被用于对你的指控。”李家真在注释中提醒读者，这是警察向嫌犯通知“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即被告有权拒绝自证其罪，因此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再如，The Adventure of the Red Circle（《红圈会》）当中，准备上楼抓人的时候，格雷森督察说：“When we have him by the heels we can see if New York can't help us to keep him. 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rresting him now.”家真认为，前文说过，因为证据不足，警方此时还没有拿到逮捕令，格雷森这话的意思是，现在先把这个人抓了（have him by the heels），然后再看纽约那边能不能提供足以继续羁押（keep）这个人的证据，而这个做法不符合程序，格雷森愿意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新版译文是：“把他逮起来之后，咱们可以问问纽约警方，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继续关押他的理由。咱们现在就去逮捕他，有什么责任都由我来担着。”以前各版译文由于不了解这其中的关节，译文自然无从忠实于故事背后的社会环境，无法体现格雷森所冒的风险（在福尔摩斯存在的那个时空中，警方没有逮捕令，是没有权力抓人的，否则将会承担严重后果），甚至大多与原文意思出入很大。（如群众版译文：“当我们还在盯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这样看来，从新版译文质量上来说，至少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可能超越以前各版、更忠实于原文、更有助于读者理解的一个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全新译本。那么，为什么中华书局要出新版福尔摩斯？
很多囿于成见的读者不了解，第一个中文版福尔摩斯全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正是中华书局在1916年推出的。我在编辑新版时，愈加感觉怎么定位这个新版比较重要。在几经打磨后的推广文案是：“侦探文学百年经典，全新译文插图注释。”在我看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历经一百多年的淘洗，完全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后来我读《北京青年报》的译者专访，发现这个定位与家真的理解几乎一致，他说：《福尔摩斯》不只是侦探小说，而且是文学经典。那么，我想，中华出福尔摩斯，岂不是：大社品牌，经典作品，谁曰不宜？
福尔摩斯既然与中华书局有这样的渊源，而2012年又是中华创立一百周年，推出新版自然更有纪念意义。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努力做好新版的装帧设计，版式、插图、纸张无不仔细斟酌，并特地附赠两件藏品：19世纪英国伦敦街道地图一份和中华书局1916年《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仿真本一册。新版推出以后，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首印数一万套售罄，并已经加印。更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去年两次选用中华新版福尔摩斯作为新浪微博活动赠品。听他们工作人员说，他们很认可新版的质量。
今年是柯南·道尔爵士（1859年5月22日—1930年7月7日）逝世95周年。这位创造出福尔摩斯的文学巨匠，以六十个故事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推理宇宙，更在百年间与中国读者结下不解之缘。从1916年文言译本掀起阅读热潮，到2012年新版以学术匠心还原经典，再到2022年修订新版精益求精，中华书局始终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文世界的忠实传播者。
今天，我们重新推送新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编辑手记，希望在回溯这部经典中文版百年传播历程的同时，能与读者朋友们一同感受书局新版译笔的精妙之处。
在儿子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问我：“爸爸，你怎么吃了我的饼干？”我很纳闷，问他怎么知道。他大声回答：“垃圾桶里有我的饼干包装袋呀。”我一看书桌旁的垃圾桶，里面正是我头天晚上扔掉的花花绿绿的包装袋。我晚上睡得晚，常常肚子饿了就要找点东西吃，那次正好自己的干粮没了，就吃了儿子的。
我当时听了孩子的话，很稀罕他的观察能力，一下子想到有“当代福尔摩斯”之称的华裔神探李昌钰的故事。李昌钰钟情于观察垃圾，他说：“我每天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垃圾桶，一看就知道我太太做了什么事。”而且，在工作中他曾经依靠垃圾中得来的线索侦破了许多案件。
“福尔摩斯”是一个盛名已久的文化符号，用在李昌钰身上，足证李的传奇。话说7年前，我编辑出版历史学者李开元的著作，也曾以“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来界定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也是一种诉诸逻辑与想象，经由观察、推理、立论而寻找真相的智力体操。既然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当我接到编辑新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即“插图新注新译本”）的任务时，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下来了。但是，慢着，在编辑的过程中，时时会有这样的问题在追着我：一百多年以来，福尔摩斯各种译文层出不穷，何必再炒冷饭？而且为什么在中华书局出？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新注新译本，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
译者李家真曾在中华书局短暂地待过一段时间，与我们共事，彼此印象不错。我也知道他此前在《英语学习》杂志和外研社工作过，也做过翻译，英语水平应该很好。当最初拿到他的部分样稿时，我花了一点时间与最为流行的群众版对照了一下译文，并参看英文版（为编辑新版，我特地从京东商城买了两套Random House出的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我和另外一名编辑余瑾一人一套，以资参考）。原先的印象，群众版流畅好读，堪称经典。没想到对照下来，群众版却存在不少问题，李家真的译文要胜一筹。这使我对推出新版有了极大的信心。
在编辑过程中，我和李家真就译稿各方面频繁交流。我发现家真是一个非常认真和细致的人。他对全书的译文、版式、图片和注释等都倾注了心血。例如，在他发给我的信件中，曾提到关于书名号使用的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关于书名号，我的个人意见是，直接讲述某本书或某件作品的时候，书名或作品名前后加书名号，如果是在诸如‘某本书名叫某某’或者‘某作品的标题是某某’的结构当中，书名或作品名前后以引号为宜，因为这里说的是书或作品的名字，并不是书或作品本身。”也许这是因为家真曾经做过编辑的缘故，才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编辑都不会细致到这种程度。
当然，我们交流更多的地方是对译文的讨论。我一直很关注新版与以前各版的区别，请家真给我举了很多的例子，并建议他将一些显明的名物典故改进译例写入译后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第一篇A Study in Scarlet的篇名翻译。以往都译作“血书”或“血字的研究”，而家真别有见解：由故事中叙述可知此篇名为借用艺术术语，在艺术术语当中，“study”是“习作”的意思，故译为“暗红习作”，类似例子如同时期美国著名画家惠斯勒的《玫瑰色及褐色习作》以及法国著名画家夏加尔的早年作品《绿色背景之粉色习作》。除此之外，这是柯南·道尔爵士创作的第一篇福尔摩斯故事，亦暗合“习作”之意。他还提到，柯南·道尔的全部福尔摩斯故事，没有一篇篇名是靠血腥、暴力来吸引眼球的。
“A Study in Emerald”（《翠绿习作》书影）
在新版译者序言中，家真提到福尔摩斯系列“六十个故事如同一幅斑斓的长卷，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时空里的生活”。这是一个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观察角度。但我敢肯定，这也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读者忽视的方面。其实，早在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包天笑序言就认为私人侦探的作用在于“维持法律，保障人权，以为国家人民之利”。然而，虽然当时在中国也出现了私人侦探，但如冷血序言中所指出，这些侦探与 “抉隐发微，除奸锄恶，救人于困苦颠沛之中”的福尔摩斯式侦探大为不同，而是“种赃诬告，劫人暗杀，施其冤抑之手段，以陷人于困苦颠沛之中”，乃至冷血感叹：“世人有云，泰西之良法美意，传至中国，而无不变。”而自1949年鼎革以后，私人侦探销声匿迹至今。多年以前，作家梁晓声仍在发问：“为什么中国产生金庸，英国产生克莉斯蒂，而不是反过来呢？”学者刘志琴也问：“从福尔摩斯到波洛探案，有关侦探的小说、电影，使西方人醉心了两个世纪，而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是‘包青天’、‘刘罗锅’，印数最多的是以清官为背景的公案或武侠小说。为什么西方人爱看侦探小说，中国人爱看清官戏，能不能倒过来哩？”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喜读福尔摩斯，就跟喜欢看金庸和清官戏一样，都只是当有趣的故事来看的，很难想到去“窥见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时空里的生活”，很难想象一个国王也站在法律之下的社会（《波西米亚丑闻》中，国王也不能使用武力解决自己的烦心事，而是如常人一样求助于私人侦探）。实际上，福尔摩斯类侦探的存在，是有其社会背景、法律制度支撑的。李家真的新版译文充分体现原文的内涵，并增加必要的注释，就有助于我们理解有这种支撑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
比如，在福尔摩斯故事中，常常有警察对当事人说：“我必须警告你，你所说的话都会被记录在案，还可能被用于对你的指控。”李家真在注释中提醒读者，这是警察向嫌犯通知“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即被告有权拒绝自证其罪，因此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再如，The Adventure of the Red Circle（《红圈会》）当中，准备上楼抓人的时候，格雷森督察说：“When we have him by the heels we can see if New York can't help us to keep him. I'll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rresting him now.”家真认为，前文说过，因为证据不足，警方此时还没有拿到逮捕令，格雷森这话的意思是，现在先把这个人抓了（have him by the heels），然后再看纽约那边能不能提供足以继续羁押（keep）这个人的证据，而这个做法不符合程序，格雷森愿意承担由此而来的后果。新版译文是：“把他逮起来之后，咱们可以问问纽约警方，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继续关押他的理由。咱们现在就去逮捕他，有什么责任都由我来担着。”以前各版译文由于不了解这其中的关节，译文自然无从忠实于故事背后的社会环境，无法体现格雷森所冒的风险（在福尔摩斯存在的那个时空中，警方没有逮捕令，是没有权力抓人的，否则将会承担严重后果），甚至大多与原文意思出入很大。（如群众版译文：“当我们还在盯着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纽约方面是否可以协助我们拘留他。而现在，我可以负责逮捕他了。”）
这样看来，从新版译文质量上来说，至少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这将是一个有可能超越以前各版、更忠实于原文、更有助于读者理解的一个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全新译本。那么，为什么中华书局要出新版福尔摩斯？
很多囿于成见的读者不了解，第一个中文版福尔摩斯全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正是中华书局在1916年推出的。我在编辑新版时，愈加感觉怎么定位这个新版比较重要。在几经打磨后的推广文案是：“侦探文学百年经典，全新译文插图注释。”在我看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历经一百多年的淘洗，完全配得上经典的地位。后来我读《北京青年报》的译者专访，发现这个定位与家真的理解几乎一致，他说：《福尔摩斯》不只是侦探小说，而且是文学经典。那么，我想，中华出福尔摩斯，岂不是：大社品牌，经典作品，谁曰不宜？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珍藏版附赠1916年版复刻本一册
福尔摩斯既然与中华书局有这样的渊源，而2012年又是中华创立一百周年，推出新版自然更有纪念意义。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努力做好新版的装帧设计，版式、插图、纸张无不仔细斟酌，并特地附赠两件藏品：19世纪英国伦敦街道地图一份和中华书局1916年《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仿真本一册。新版推出以后，受到很多读者的好评，首印数一万套售罄，并已经加印。更让我们感到振奋的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去年两次选用中华新版福尔摩斯作为新浪微博活动赠品。听他们工作人员说，他们很认可新版的质量。
（本文选自《春华集——中华书局员工文选2014》，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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