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图谱》书影
罗伯特· 胡克利用显微镜所绘制的跳蚤
又例如在谈到捉虱子的政治意义的时候,选用了一幅苏联时代的宣传画(约1921年),画面上的士兵们正在洗澡、洗衣服,来消灭虱子。并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要么社会主义打败虱子,要么虱子打败社会主义。”(67页)这是在苏俄时期宣传画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图像史料,所反映的是处于饥荒以及向新经济政策艰难转变的处境。另外还有《近代捉虱子的中国人》(77页)、《“一战”时的西线战场》(97页)这两幅历史摄影照片,都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蚊子歌》附图
那么,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人如何变为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虫子的?在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对卡夫卡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的路径:在卡夫卡的自传看到他把童年经验中的父权恐惧引申到强大的、不可撼动的权力机构,正是“这个权力机构可以把人变成害虫”(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49页)。这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很多人原来还好,上去了就变成了害虫。当然也有另外一种人变为虫子的故事。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推销员格里高尔在某天早上醒来后变成了一只甲虫,不是无缘无故的。格雷高尔讨厌他的工作和上司,讨厌沉重的内卷压力,但是为了父母和家庭却不敢辞职、无法躺平。结果他没有变成白痴,而是变成了甲虫。但是他仍然有人类的意识,仍然关心他的父亲、妹妹和家里的各种事情,同时还要忍受家里人对他厌恶和唾弃,最后带着忧虑、内疚和被抛弃的悲伤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当理性的人被异化为甲虫,这只外形的甲虫比正常人更能体验和揭穿人的社会的冷漠、个体的孤独与对人类未来的无比绝望。他的心声是:“不,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出路,左边或右边,随便哪个方向都行。我别无他求,哪怕这出路只是假想出来自我安慰,我的要求极低,所以不会再有更大的失望。向前,向前!只要不是只抬着胳膊贴在一块木箱板上一动不动。”这真让人感到心碎,这只甲虫说出人的心声,就像一面朝向人类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