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侯之71岁了。在德国柏林,他过上一种闲适的退休生活,“饿了就吃,困了就睡”。远隔重洋的电话采访,一口浓郁的京片子从对面流淌出来。他是北京“老三届”学生,却管太太叫“婆姨”,流利的关中话随口就来:“你做啥的嘛,你哈怂啊。”2022年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椿树峁》里,他信笔调取陕北方言,“掏地那阵儿啥,满没个吃上咧”“再的甚也没有”。
这源于一段集体记忆的烙印,一段远难用“闲适”形容的岁月。1970年代,在陕北一个闭塞的村子,谢侯之插了四年队。
物理学家史砚华和谢侯之当时在一处插队,远离京城,生活变成围绕打坝、修梯田的战场。史砚华那时在大队的“机房”负责伺候一台四面漏风的八马力柴油机磨面,而谢侯之“最常做的事情是在基建队受苦”。秋收,和老乡一起把上百斤庄稼从山上背到山顶场上,从天亮背到天黑。晚上,知青们待在一个屋子里读书、做题。没电,几人挤在一盏煤油灯前,灯熏得人早上起来“两大黑鼻孔”。
那些渺远的插队经历,原本仅在知青们相聚时触发谈兴。时间的蚀刻下,记忆也偶尔打架——谢侯之“澄清”,史砚华怕是记错了细节,那时知青每人会点两盏煤油灯。史砚华提起“请教习题”的故事,谢侯之坚称他的记忆出了差错,两人在电话里争了起来。
2000年起,谢侯之把过往纳入笔下。在博客上,他写延安的雨,一簇簇名为“地软儿”的菌类从潮湿的土里钻出来;写有夏月的晚上,一个人走夜路,“哼呼”鸟(后来才知猫头鹰)的叫声让他恐惧了一路。
“陕北,你改变对人生的观感。”拉拉杂杂又漫长,二十余年断断续续的写作,谢侯之形容,就像在爬一座实体的椿树峁。“不要往上看,不要有希冀,不要有企图,闷着头爬,爬,爬,回头一看,人啊,树啊,猫啊,狗啊,都小了。”
从北京到椿树峁
1969年,北京三中十来个半大小子,连同行李一起塞在北京站的一节硬座车厢里,前往陕北一个名为河庄坪的公社插队。算起来,他们是第四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此前动员过几批,要么去东北,要么去山西,但全看个人意志。那一年,初67级的中学生不得不动身了。
谢侯之也在那之中。他带了一只老式的樟木箱,四角包铜,书以及其他一些说不清的杂物塞在其中。那时国家给每个知青一张26块钱的箱子票,比30英寸更大一些的夹板箱,他没要。连同一个铺盖卷,是他行李的全部。
那些事后追认、外人揣测的苦闷并未浮现在他们脸上。大家“感觉像是春游”,想象着那个地方“多浪漫啊,多好玩啊。没有那么多顾虑想将来,没有那么多恐慌”。谢侯之兜里揣了俩煮鸡蛋,没一会便吃光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曾有个工艺美校的学生,不在需要插队的人群之列,也主动销掉北京户口,抱着自己的档案,跑到延安插队。“十几岁的青少年,玩心还挺重,兴趣还挺浓。”谢侯之说。
颠簸曲折的长途展现了现实艰难的一面。火车抵达西安,还要转坐6个小时的货运车到七十余公里之外的铜川,漫天大雪,山路湿滑,“把人冻死”。从铜川的汽车站,再坐一天长途车(带帆布斗篷的卡车)到延安。剩下的路途,全凭一个字,“腿(儿)”。
谢侯之至今没有为那段徒步找到精准的刻度,有老乡说是30里、40里或者80里。“早上从延安走,走到中午,或者半下午,走到河庄坪,从河庄坪再往前走,进西沟,再走上半天,然后就是万庄。回到万庄还没有到椿树峁,还得往山上爬。”
山里难见植被,满眼光秃秃的。要走很久的路程,才能零星看到一棵灌木、一株草。万庄乡人们劳作的内容,一项是修梯田,得把生土翻上来。然而来年根本就不长,把土皮也伤了,“可照样修”。很难说这样的耕作方式,能从贫瘠的土地里掏出足够的收成,春天开荒时,村民们把山都剃成了一个个的和尚头。
知青由国家定额供粮。谢侯之和其余8个知青被安排在椿树峁上插队,那时整个椿树峁只有9户人家,是河庄坪公社条件最为艰苦的地方。
山里音信不通,报纸也来不了多少。从对面山上收工往下走,谢侯之对着村里人喊,有信没信,等着看信。“信是唯一的跟外界的通道和快乐的源泉,想信,盼信盼得厉害。”临近春节,知青才有机会回趟北京,和队里请假,承诺按时回来。谢侯之回北京,刚到家门口,告诉家人他回来了,然后在门外把衣服脱光,光着身子进去洗澡,“否则将虱子全带进来了”。
“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
陕北的乡村,人皆淳朴,老乡们生活艰难,一件衣服穿四季。
到了冬天,每家的婆姨(方言:老婆)们应时将黑不溜秋的烂棉花,团团缕缕地塞进单褂的夹层里,做成壮袄(棉袄)御寒,到了夏天再将棉絮拖出来,变成单褂。
“如果到了深秋,他还穿着一个单褂子,抖索索地在山上锄地,或者到了盛夏,他还穿壮袄,别的婆姨就会说他的婆姨太懒了。”谢侯之说,知青的衣物储备倒是丰富,绒衣、毛衣、棉袄一应俱全。
靠地吃饭的老乡,以四时的流转为尺度安排活计。春天拿粪、赶牛耕地。山里的盛夏,阳光炽烈之极。谢侯之光着膀子打坝,皮肤晒得红大虾一般。薄薄一层皮晒得翘起来,一揭能揭出来一大张,“可以在上面抄一篇文章”。
谢侯之在“基建队”工作。日常劳作单调重复:天还黑黢黢的时候,被叫起来上山出早工。干到太阳出来,四周的景象都明朗了,送饭的人送来一罐饭,或稀或稠。如果劳作的地方离村里远,中午就地解决餐食。大伙派个半大小子去山上揽柴,打起一堆篝火,再各自从挎包里掏出一块饼。支一个树枝让饼立着受火,一面烤焦,再烤另一面,烤完拍一拍灰就这么吃了。
谢侯之那时“舍得气力”,然而高强度劳动后,没有菜也没有油,靠一块馍打发饥饿。“其实对我们男生来讲根本不够。”谢侯之说,天黑收工回庄。如此循环往复,“天天都是上工”。
劳力活,谢侯之最喜打坝:找一道山沟,挑一块窄地,铺一堆横道的土后,用夯将土打到紧实,然后再往上铺一层土,再夯砸紧实。一层土一层夯,砸起一个墙似的坝,挡住这条沟。打完坝,山雨一来,冲到夯起来的土坝上,雨水带着泥,带着羊粪,带着树枝,带着腐殖质,堆积起来。“那个土是很湿,很肥,很有生长力的。以前(在别处)种的糜子,都高不过小腿,得弯腰掐着它的脖去割。在那儿种上庄户,糜子长得比我人高。很棒。”
隔着电话,谢侯之不对那段时日附带更多的评判,语气淡然地回应年轻记者好奇的询问。“待那儿很不好,回忆很不坏。”他说,“这让你有一个精神,(后面再遇事)什么都能扛过去。我那种情况(山里)都待过来了,还有什么扛不过去的。”
陕北的风貌、人情,如今都深深刻在谢侯之的脑子里,没有丢。他后来远赴德国,异域的一切也别样新鲜,可从来不及陕北那几年,那样的“excited”。“你面前陡然打开了一扇门,你见的生活,见的环境,见的人民,见的语言,见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来不曾料到过,猝不及防。”
“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
当时,北京的中学,数字小的中学大多是单性别学校,比如男三中、女二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之类的附中基本是男女合校。谢侯之说,两种学校的学生在相处时便显出不同来。
“插队的时候,如果学校是男女合校,那就包一个公社,或者包一个队。但是到了河庄坪,发现我们男三中是男校,没女生,就搭了一个女校,丰盛中学。椿树峁要9个知青,女生就去了5个,我们三中去了4个,就是这样搭配。”谢侯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侯之观察到,男校的学生在青春期时,因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异性,插队的男女交往往往坦荡,异性间几无隔阂,自然对话,自然交往。而在清华附中插队的村子,情形则大不一样,他听说,清华附的男女生有事要交涉,女生从窑洞的窗子里递出话来,男生则派一个代表在外面喊,跟她们商讨。从不单独说话。
陕北知青相对自由,“老乡干部谁也不管你,你爱看什么书,你爱说什么言语,你爱到哪儿没有人管”。不过,河庄坪的知青,很少调皮捣蛋的。遇到雨天或者冬闲,大家有余裕便读书,以消解精神上的饥饿。
知青手里流传的书来源杂沓不明,或从家里带,或撬了图书馆。谢侯之从家里带了一本《浮士德》,内页的珂罗版插画占据整幅,笔道细腻,格外受欢迎。好书一经流传,则格外广泛,《浮士德》后来不知所终。屠格涅夫、莱蒙托夫、肖洛霍夫……以及一堆地下读物皆受欢迎。
时隔数十年,谢侯之仍然记得,自己是如何被小说人物的精神力震撼。是一本小册子,里边收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和《墨西哥人》。他当时钟情于这种逆境求生的叙事——《墨西哥人》讲一个打拳从来不胜的人最后打赢了的故事;《热爱生命》写一个淘金人濒临死亡,然而还在沙滩上蠕动。“那种对生命的渴望,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决心。”他激动到把一个同伴摁在炕上,给他从头到尾念完《热爱生命》。
谢侯之后来的人生走向,堪称《热爱生命》的翻版。
插队三年,谢侯之始终带着不甘心和对大学的热望。1972年,他迎来了一缕曙光。那一年大学放开招生,知青间流传将恢复大学入学考试的消息。“大家搜罗各色初高中数理化书本,每晚窑中早早坐定,将煤油灯擦拭得雪亮,带着由幻想生出的激情,贪婪地读,好像在撑那可渡到彼岸的舟。”谢侯之在《椿树峁》中回忆。
然而这届只招工农兵学员。到了1973年,大学招生实实在在需要考试选拔。希望的火苗再度燃起。万庄这一帮人受到史砚华的鼓舞,个个都爱“折腾”,“见试就考,不说行不行,都说试一试”“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谢侯之说,这些都是史砚华的格言。
谢侯之已经无法细致回忆起1973年那场考试选做题的具体内容。大学刚开放招生,题目远达不到艰深,“简单得要死”。1973年,史砚华被招工到延安市农机厂,做钳工学徒工。谢侯之则成为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名大学新生。
山“居然全都绿了”
当时,“农林医师”四类学校没人愿意去,因为这四类号称是边远贫困地区需要的专业,去这四类校的学生,毕业分配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陕师大的生源基本是各县的农家子弟。
谢侯之在学校里被推选为学习委员,最荒僻、吃不上饭的地方做的项目,自己带人顶上。1976年,大学毕业的关口。当时陕师大的毕业实践,要求到各县办教师训练班。谢侯之在学校里联系了一位老师,老师手头有一个陕西公路桥梁设计院项目,内容是计算桥梁单桩的剪力。“头一次用计算机,130的老式机器,大得不得了。用的语言也比较古老,ALGOL编程语言。”谢侯之和其他北京来的同学跑到西安交大去算题,也因此没去上师范训练班。
毕业时,史砚华在农机所已经做得有模有样。谢侯之被推荐到农机厂工作,故交重逢。
两人白天和农机所的两位师傅一起倒腾组装小链轨拖拉机,晚上凑在桥儿沟那间冬凉夏热,四壁透音的小平房里一起做题。1977年,大学招生终于有教无类,不再看出身。“当时做题并没有很严格的目的性,现在回忆,你可能说是为了高考,但这根本都不至于。我们看的是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高考根本用不上,属于杀鸡用牛刀。”谢侯之说,史砚华别的专业都不报,只报理论物理。高考考到西北大学时,他比系里的其他新生大出一轮多。
没上两年,史砚华向学校提出要提前毕业,因为大学里的那些课他都会了。后来,很快通过了学校里的提前考试,去了国外。
两人的联系也因此变得稀少。二十余年后,在北京再见时,史砚华已坐在中科院国际物理大会的主席台上。史砚华平时连电视都不看,也没有微信,联系上他要靠他太太。但谢侯之理解这位老友对时间的紧张,过去长时间的壮志难酬,让他觉得那些娱乐活动都是一种浪费。
数年前,借着到国内讲学的机会,史砚华和谢侯之回了趟陕北,看到山“居然全都绿了”,山里已退耕还林,到处是灌木丛,一片郁郁葱葱,“绿得一塌糊涂”。
在万庄,他们碰到不少同代人。“老辈人大多仙逝,不敢打问太多。九户人家的椿树峁已然消失,村民们合并到万庄。山上退耕还林,乡民每月70元国家补助。万庄沟,打了水坝,涓涓流水积蓄成‘库’。”史砚华回忆。
再度登上椿树峁,谢侯之看到山里只剩下两孔残窑。
他们没在曾经插队的土地上再过一夜,陪伴前往的工会主席坚持把他们带回市里的宾馆。“其实,我们多想和乡亲们团坐炕上,打平伙,拉家常,干一瓶赊来的杂牌儿烧酒!”史砚华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