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与《明代一条鞭法》
评论内容：
“一条鞭法”是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种重要的赋役制度，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税收短缺问题给出的一种被寄予厚望的解决方案，在整个明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中有着特殊的意味。但类似于后人理解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一样，在通俗认识中，“一条鞭法”只是作为张居正改革的代名词。这虽然抓住了“一条鞭法”这一赋税制度的正式确立与实质衰亡时间点，但同时也遮蔽了正确理解这一举措发展的眼光。对于“一条鞭法”而言，其系统梳理与分析，直至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基者、明代经济史研究专家梁方仲先生时方得以展开；而也正是梁先生的梳理与分析，后人才能够形成理解“一条鞭法”的正确框架。
关于“一条鞭法”，在梁先生留下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便是1936年刊布的《一条鞭法的名称》一文。该文从“一条鞭法”之前的赋役制度开始介绍，便于读者去掌握“一条鞭法”的产生背景。在介绍完赋役制度之后，梁先生便抓住“一条鞭法”的实质，向读者说明它的内涵，承此，将明代公私、央地史料中同名异写一网打尽，在释名与释义交融的过程中，将明代地方实施此法的相关记载融在一块，因此读者便对明代实施的“一条鞭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当然，此文应是梁先生在其名著《一条鞭法》完成之后所作的一种提纲式的总结。
在《一条鞭法的名称》一文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刊出了梁先生的代表作《一条鞭法》，此文在廓清“一条鞭法”的诞生前史的基础上，对于“一条鞭法”的各项内容作了一番“总账式的整理”，使得在明代以后的读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一条鞭法’”。在本文中，梁先生开宗明义地谈到：
从公元十六世纪，我国明代嘉靖万历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之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这两句话大破大立，点明“一条鞭法”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说明“一条鞭法”的实质——“田赋的缴纳由原先的实物缴纳为主体转变成以银钱缴纳为主体的缴纳方式”。这一触及本质的描写，在今天读来，仍旧感到震撼。承此而论，梁先生缕析“一条鞭法”诞生之前明代赋役图景之后，即转入对于“一条鞭法”内容上的讨论。用梁先生的话说：
一条鞭法定必包括赋内或役内的各款项的合并，或役与赋的合并。合并的程度，或为部分的，或为全部的。
于是，梁先生即从“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三个方面，附带对征收解运制度以及征收单据册籍二部分的考察，来说明“一条鞭法”的内外。
《一条鞭法》发表于1936年5月，七个月后，也即1937年，日本学者将此文翻译为日文刊布。不久，日本学者堀井一雄撰写了一篇专门的书评，发布于《东洋史研究》之上。可以说，在梁先生发表《一条鞭法》之前，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虽早已展开，但在梁先生发表此文之后，“一条鞭法”的研究便要以梁先生的研究为马首。
在《一条鞭法》一文之后，梁先生陆续写作《明代一条鞭法的争论》、《跋〈洞阳子集〉》、《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明代十段锦法》等文章，这些文章均是对“一条鞭法”研究的继续深化。1952年，梁先生发表了其修订近二十年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初稿）》，作为其对于“一条鞭法”的学术总结。纵览这些对于“一条鞭法”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研究不仅仅代表了梁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求精的学术追求，而且有极为可贵的学术范式意义。
在今人的研究中，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一般总结为由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也就是以现实问题为一切入点，以经济学方法为主干，结合起历史学、方志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对某一个经济史问题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一总结虽然概括性地把握了梁先生研究的特点，但同时也忽视了梁先生的一些个人特色。
首先，梁先生的研究注重于用发展的眼光去进行史料的搜罗排比。研讨一种历史问题，无论谁都不能不做相关史料的收集工作，都不能不做相关史料的时间考订。但梁先生的个人特色在于，注重将某一则具体的史料看成是业已经前人“浓缩”过的“叙述”，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由繁入简，形成周延的按断。此种特色可于梁先生梳理“一条鞭法”名实的相关章节中可见。
其次，梁先生的研究注重于用宏观的模型去定位历史问题的诞生环境。研讨历史问题，自乾嘉以来的传统朴学方法是“有什么说什么”，谨慎“越雷池一步”，这种方法固然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也不免将一些大问题细碎化。梁先生原为经济系学生，主修为财政学，学习经济学知识，自然会重视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关系。这种宏观经济关系决定了研讨某一历史问题，特别是经济史问题的一个大框架，在此大框架下去看待一种制度的“始、成、住、坏”，无疑更能切入历史细节而更能系联起一种宏大的历史发展方向。这无需多言，在多篇讨论“一条鞭法”的总括性介绍的位置，都可以看到梁先生这种专业出身所打下的“烙印”。在某些讨论中，这种特色也被总结为“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
关于梁先生研讨“一条鞭法”的成果，在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方仲文集”中，是与梁先生研讨明代粮长制度以及明代黄册的几篇文章共同集结为《明代赋役制度》一书出版的，至最近中华书局2025年重版的“梁方仲著作集”中，则将“一条鞭法”的相关论文重新集结为《明代一条鞭法》一书。如此编排，将泛化的、大概的“明代赋役制度”明晰为“明代一条鞭法”，不仅体现了编辑的巧思，也更合乎梁先生本人的构思——1957年，梁先生曾应三联书店之约，要将其讨论“一条鞭法”的相关论文汇编为一集。虽然梁先生应约结集文章并重加订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这部讨论“一条鞭法”的论集并未能成功出版。现在新版的“梁方仲著作集”中有此一部符合著者意愿的《明代一条鞭法》，作为一个读者想来，此亦庶几可成先人之志乎！
《明代一条鞭法》梁方仲著，中华书局2025年1月版，78.00元
“一条鞭法”是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种重要的赋役制度，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税收短缺问题给出的一种被寄予厚望的解决方案，在整个明代经济史乃至政治史中有着特殊的意味。但类似于后人理解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一样，在通俗认识中，“一条鞭法”只是作为张居正改革的代名词。这虽然抓住了“一条鞭法”这一赋税制度的正式确立与实质衰亡时间点，但同时也遮蔽了正确理解这一举措发展的眼光。对于“一条鞭法”而言，其系统梳理与分析，直至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基者、明代经济史研究专家梁方仲先生时方得以展开；而也正是梁先生的梳理与分析，后人才能够形成理解“一条鞭法”的正确框架。
关于“一条鞭法”，在梁先生留下文章中，最早的一篇便是1936年刊布的《一条鞭法的名称》一文。该文从“一条鞭法”之前的赋役制度开始介绍，便于读者去掌握“一条鞭法”的产生背景。在介绍完赋役制度之后，梁先生便抓住“一条鞭法”的实质，向读者说明它的内涵，承此，将明代公私、央地史料中同名异写一网打尽，在释名与释义交融的过程中，将明代地方实施此法的相关记载融在一块，因此读者便对明代实施的“一条鞭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当然，此文应是梁先生在其名著《一条鞭法》完成之后所作的一种提纲式的总结。
在《一条鞭法的名称》一文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刊出了梁先生的代表作《一条鞭法》，此文在廓清“一条鞭法”的诞生前史的基础上，对于“一条鞭法”的各项内容作了一番“总账式的整理”，使得在明代以后的读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一条鞭法’”。在本文中，梁先生开宗明义地谈到：
从公元十六世纪，我国明代嘉靖万历间开始施行的一条鞭法，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之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子为主体，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这两句话大破大立，点明“一条鞭法”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也说明“一条鞭法”的实质——“田赋的缴纳由原先的实物缴纳为主体转变成以银钱缴纳为主体的缴纳方式”。这一触及本质的描写，在今天读来，仍旧感到震撼。承此而论，梁先生缕析“一条鞭法”诞生之前明代赋役图景之后，即转入对于“一条鞭法”内容上的讨论。用梁先生的话说：
一条鞭法定必包括赋内或役内的各款项的合并，或役与赋的合并。合并的程度，或为部分的，或为全部的。
于是，梁先生即从“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三个方面，附带对征收解运制度以及征收单据册籍二部分的考察，来说明“一条鞭法”的内外。
《一条鞭法》发表于1936年5月，七个月后，也即1937年，日本学者将此文翻译为日文刊布。不久，日本学者堀井一雄撰写了一篇专门的书评，发布于《东洋史研究》之上。可以说，在梁先生发表《一条鞭法》之前，关于“一条鞭法”的研究虽早已展开，但在梁先生发表此文之后，“一条鞭法”的研究便要以梁先生的研究为马首。
在《一条鞭法》一文之后，梁先生陆续写作《明代一条鞭法的争论》、《跋〈洞阳子集〉》、《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明代十段锦法》等文章，这些文章均是对“一条鞭法”研究的继续深化。1952年，梁先生发表了其修订近二十年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初稿）》，作为其对于“一条鞭法”的学术总结。纵览这些对于“一条鞭法”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研究不仅仅代表了梁先生宏阔的学术视野、求精的学术追求，而且有极为可贵的学术范式意义。
在今人的研究中，梁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一般总结为由现实出发的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也就是以现实问题为一切入点，以经济学方法为主干，结合起历史学、方志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对某一个经济史问题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一总结虽然概括性地把握了梁先生研究的特点，但同时也忽视了梁先生的一些个人特色。
首先，梁先生的研究注重于用发展的眼光去进行史料的搜罗排比。研讨一种历史问题，无论谁都不能不做相关史料的收集工作，都不能不做相关史料的时间考订。但梁先生的个人特色在于，注重将某一则具体的史料看成是业已经前人“浓缩”过的“叙述”，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概括，由繁入简，形成周延的按断。此种特色可于梁先生梳理“一条鞭法”名实的相关章节中可见。
其次，梁先生的研究注重于用宏观的模型去定位历史问题的诞生环境。研讨历史问题，自乾嘉以来的传统朴学方法是“有什么说什么”，谨慎“越雷池一步”，这种方法固然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也不免将一些大问题细碎化。梁先生原为经济系学生，主修为财政学，学习经济学知识，自然会重视一段时间内的宏观经济关系。这种宏观经济关系决定了研讨某一历史问题，特别是经济史问题的一个大框架，在此大框架下去看待一种制度的“始、成、住、坏”，无疑更能切入历史细节而更能系联起一种宏大的历史发展方向。这无需多言，在多篇讨论“一条鞭法”的总括性介绍的位置，都可以看到梁先生这种专业出身所打下的“烙印”。在某些讨论中，这种特色也被总结为“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
关于梁先生研讨“一条鞭法”的成果，在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梁方仲文集”中，是与梁先生研讨明代粮长制度以及明代黄册的几篇文章共同集结为《明代赋役制度》一书出版的，至最近中华书局2025年重版的“梁方仲著作集”中，则将“一条鞭法”的相关论文重新集结为《明代一条鞭法》一书。如此编排，将泛化的、大概的“明代赋役制度”明晰为“明代一条鞭法”，不仅体现了编辑的巧思，也更合乎梁先生本人的构思——1957年，梁先生曾应三联书店之约，要将其讨论“一条鞭法”的相关论文汇编为一集。虽然梁先生应约结集文章并重加订补，但由于众所周知的时代原因，这部讨论“一条鞭法”的论集并未能成功出版。现在新版的“梁方仲著作集”中有此一部符合著者意愿的《明代一条鞭法》，作为一个读者想来，此亦庶几可成先人之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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