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涟 | 历史的人设与真相:读《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
评论内容：
近期看完张国刚老师的新书《治术》，颇受启发。
一、人设？真相？
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每个留下姓名的人都有“人设”，帝王尤其如此，他们的谥号已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褒贬。但往往对于一个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物，人们很容易将所有的脏水都往他们身上泼，把所有的坏事都当成是他们做的。在下一个朝代帝王的授意下，修史者对于前朝的“抹黑”有时是不遗余力，这样我们很容易对一个历史人物形成“非好即坏”的刻板印象，所以如何在粉饰过的、哈哈镜般的历史材料中找出真相，对他们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显得尤为重要。
张老师的《治术》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很多与之前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思考角度，这点让人非常惊喜。书中提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当时价值、延伸价值和抽象价值（意识形态价值）。张老师以隋炀帝这个著名的亡国帝王为例，他开凿了京杭大运河，“此事从当时的价值而论，是官逼民反，加速了社会对于隋朝的怨恨情绪。但是，到了唐宋时代，运河却成为帝国繁荣、南北沟通的重要基础设施。今天运河的意义依然存在，只是已经不如清代以前那么重要了。可是，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依然最长的人工河流，它的抽象价值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的形象展示。”
通常史书中将京杭大运河评价为“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隋炀帝一共征调了365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540余万人，共有257.3万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此处参考《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皮日休在《汴河铭》中就写道“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可见隋炀帝这项苦了隋朝老百姓的大工程对后世意义重大。
书中指出了隋炀帝性格好大喜功，虚荣心强烈，饰非拒谏，多疑与心胸狭隘等诸多缺点，但对于后世偏好指责其“私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隋炀帝共有5名子女存活下来，至少有二子一女是萧皇后所生。而对比唐太宗，他共留下35个孩子，因此说杨广荒淫好色，是不真实的。《迷楼记》（鲁迅推测为北宋人作品）一书中描写了隋炀帝晚年居“迷楼”，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终使隋朝灭亡的故事。这部书更像是为了博取“点击量”的戏说，张老师也认为其中添油加醋的成分偏多。这就像《三国演义》一书，虽然作为四大名著家喻户晓，里面的人物也深入人心，但作者为了让小说更吸引人对历史进行了改编，对比一下《三国志》就知道，小说中人物的“忠奸”人设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大相径庭。
至于后晋的石敬瑭，“因为割让燕云十六州，挨了一世的骂名”，张老师在书中也抽丝剥茧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他的出身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看法，能统一概括出来的观点为他是一个生长于胡地戎墟的猛将，他的顶头上司胡人李嗣源很欣赏他，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他还有很忠实的“粉丝”，后汉高祖刘知远也在李嗣源麾下效力，他不止一次冒死在战场上救了石敬瑭的命。因此，石敬瑭是“一个善于结纳，能让上级欣赏，下级追随的将军”。在治民理政上，他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于割让燕云及甘当“儿皇帝”，主要是因为他如果想战胜对手李从珂，需要契丹的支援。这有点类似于秦末楚汉相争时韩信如果帮刘邦就汉赢，如果帮项羽则楚胜。契丹看哪一方出的价码高，才决定支持谁。而石敬瑭玩了一手借花献佛的把戏，十六州中就控制权而论，石敬瑭实际掌控的不过蔚州而已。他其实是给了契丹一个承诺，如果你扶植我统治中原，我将兑现割让以上地区。只能说，在当时李从珂和赵德钧双面夹击的军事形势下，石敬瑭做出了对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称儿皇帝也是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他的继承人反而因为称孙而不称臣激怒了契丹。
张老师分析说：“后人首先是接受了宋人的批评立场，因为他们对华夷问题特别敏感，我们今日之评价应该跳出这个窠臼。其次惯从尊严与屈辱来判断政治人物的行为。其实政治家面对严酷现实，低头或者扬头，都是随时应变的把戏。”勾践在夫差面前卑躬屈膝，我们不会为勾践的行为叫屈，因为他赢了。同样，召忽为公子纠殉节，管仲却“变节”为对方老板公子小白做事，最终成就了一代霸主齐桓公。孔子赞扬的反而是管仲而不是召忽，认为后者的死毫无价值。近年也有一些声音为“乐不思蜀”的阿斗翻案，认为他的“不抵抗”是最大程度地保全了当地的老百姓，当然也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所定义的传统“人设”应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不要轻易下结论，有可能的话多读一些不同观点的史书，包括今人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分析历史人物，避免脸谱化。张老师积40年研究历史之功力，又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观察角度，他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按下葫芦浮起瓢
读书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是后朝通常都会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但往往在现实中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只有单一思维，就像打娃娃游戏一样，容易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结果，解决了旧的问题，但同时又冒出了新的问题。
东汉末年，朝中有外戚宦官专权，地方有军阀割据，朝纲不正。曹魏吸取这个教训，外戚宦官靠边站，宗室靠边站，最后司马懿在中央发动政变，朝中无奥援，地方无屏藩，江山立即易色。西晋的武帝建国后，又吸取了曹魏没有分封同室宗亲的教训，既用外戚辅政，又封了27个同姓王，都是司马家的，建立诸侯国。诸王可以选拔自己封国中的文武官员，收取租税，还统领着军队。最后诸侯王和贾南风、杨骏这些外戚都争着到前台来干政，暴发“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仅51年的历史。
唐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代价却是朝廷的权力移到宦官那里去了，最后宪宗本人竟然也死于宦官之手。
宋朝因为看到唐朝因为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国力由盛转衰，抑武重文，虽然创造了文化盛世，却一直饱受其他民族的欺负，疆域面积也是历史上最小的。可见，历史一再重演，不会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而让所有问题的总和变少。
当出现问题时，一定要思考问题本身是如何产生的？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说如果社会上盗贼横行，是因为当地民风彪悍还是因为闹饥荒，大家都吃不饱？如果是“总有刁民想闹事”，那可能需要建立比较严峻的法律，并且不折不扣地实行，“杀一儆百”以整肃民风；而如果是闹饥荒，首要任务当然是开仓放粮，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吃饭问题解决了，自然就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去从事盗贼这种“危险事业”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特别强调对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反而要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样才能解决长期问题。
老师总结说：“任何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都不是僵化的教条，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也不可不考虑现实的条件和形势。罔顾 ‘国情’，再有效的措施也会变成胶柱鼓瑟，文不对题。”在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时也不能太短视，只看前面一小段历史，多去比较各个朝代的得与失，具备系统性思维，才可能制定相对合理的制度，既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又能互相制衡，不会产生“一家独大”的问题。
一个人能锻炼出系统性思维固然最好，但毕竟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将不同人的智慧集中起来也许能产生“集体系统性思维”。
三、晚节如何保？
读历史时常常很感慨，不少皇帝最初“上岗”时励精图治，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就能有所成就。但往往和其他职场人一样，同样的“岗位”做久了就容易倦怠。别的人职业倦怠也就罢了，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仅仅因为几年的松懈就把前面所有的政绩都白搭进去了。
比如唐玄宗登基时，启用了前朝著名宰相姚崇，姚崇提出“十事”政纲，如果玄宗不答应，他就不出任这个相位，结果玄宗“欣然同意”。后来又用了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这个时期君明，臣直且贤，没多久就进入开元盛世。盛世时本已经埋下了一些危机，待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一起后，他“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沉湎于音乐歌舞的世界。这时的玄宗也“杜绝逆耳之言”，让正直的张九龄“下岗”，转而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后来的安史之乱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不但葬送了玄宗本人亲手缔造的盛世，也让他被迫逃至成都避难，提前退位。以至于晚年的玄宗想起张九龄的好，还派人去他的墓上吊唁。
武则天精神抖擞地独自控制朝政21年，晚年也堕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温柔窝”里。关键是这二人还有权力欲望，在他们的怂恿下，武则天威逼太子李显将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干政的嫡长子和女儿都处死，当时武则天这个孙女还怀有身孕。中宗重新掌权后为冤死的儿子女儿修建了豪华的陵墓，就在西安著名景点乾陵内。
就连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唐太宗晚年都“进取志衰，有所懈怠，对于刺耳的谏诤也不爱听了，虚心纳谏的谦卑态度大不如前”。他不但怀疑已故的魏徵，还冤杀了张亮、刘洎等能臣。唐太宗毕竟只活了51岁，如果他再长寿些呢？他晚年因服仙丹而亡，晚年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而服用仙丹的皇帝不少，包括千古一帝秦始皇、英武超群的唐宪宗和英雄拓跋珪，这毫无疑问都是出自内心对死亡的恐惧。
历史上还有另一种情况，皇帝“上岗”时志气不小，但由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受挫后很快就变得意志消沉。如“唐昭宗即位之初，颇思振作，但是很快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变得十分暴躁，动辄杀害身边的侍从，引起宦官不满”。隋炀帝三次打高丽失败之后，一下子就泄气了。张老师在书中写道：“这特别像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开始干劲冲天，干着干着，碰到钉子了，一下就消沉了，意志力严重不足。”所以隋炀帝晚年面对乱局也不想作为，只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
如果异想天开穿越时空运用系统性思维来解决“晚节不保”这个问题，除了个人修身，也许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以保证国家这个机器有效地运转，而不是单单靠某个皇帝的个人能力。但在中央集权帝国制时期，难免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制度，制度的执行问题也难以有效解决；第二，改变帝王终身制的做法。当人上了年纪，体力、精力均大不如前，学习能力、记忆能力都会有一定的消退，再加上前期已取得一定成就，皇帝失去最初的目标，“忘了初心”，产生懈怠或享受生活的心态可以理解。现代社会有退休制度，但古代的帝王却是终身制。如果不是终身制呢？历史上提前退位的皇帝有的是因为被逼退位，如李渊、唐玄宗等；而主动提前退位的如赵武陵王因为两个儿子的争权问题也没有好结果，毕竟对新皇帝来说，老皇帝的存在是个威胁。因此，失去权力的老皇帝往往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这又变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皇帝即使怠政，也不敢或不愿放权。而且即使老皇帝能顺利提前退位，接班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在父传子的继承传统中，帝王只能在自己的子女中选择候选人，这导致的不确定性很大。候选人或者男性继承人不足，或者缺少贤能的人选，很难保证能选到优秀哪怕是合格的继任者。西晋的司马炎竟然在皇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劝说下立了一个智障儿太子，这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可见，这个体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即使运用了系统性思维，依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一批又一批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枭雄们经过奋战击败其他竞争者后风光上台，一段时间后再黯然落幕的轮回。
回到个人层面，对于皇帝来说，这个“职业”关系到一国的百姓，需要夕惕若厉，随时保持反省的能力，才可能防止晚节不保。而对一个初出茅庐即遇挫的年轻皇帝来说，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后期往往千疮百孔，想通过短时期的变革就改变现状，让国家快速强盛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对个人而言，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耐心很重要；也要有抗压性，有越挫越勇的精神，调整策略再进行下一轮改革，才有可能往前走一步。《坚毅》这本书用了300多页告诉我们坚毅比天赋重要。当然这些道理和几百年前的皇帝是说不着了，但还是可以提醒仍在职场中的人们，在工作中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松懈下来；还没取得什么成绩的人也不必灰心，只要朝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地去做，即使不像他人那样有高光时刻，也总会有发出微光的那一天。
《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 张国刚著
中华书局 2020年8月出版
一、人设？真相？
不夸张地说，历史上每个留下姓名的人都有“人设”，帝王尤其如此，他们的谥号已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褒贬。但往往对于一个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物，人们很容易将所有的脏水都往他们身上泼，把所有的坏事都当成是他们做的。在下一个朝代帝王的授意下，修史者对于前朝的“抹黑”有时是不遗余力，这样我们很容易对一个历史人物形成“非好即坏”的刻板印象，所以如何在粉饰过的、哈哈镜般的历史材料中找出真相，对他们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显得尤为重要。
张老师的《治术》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很多与之前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思考角度，这点让人非常惊喜。书中提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当时价值、延伸价值和抽象价值（意识形态价值）。张老师以隋炀帝这个著名的亡国帝王为例，他开凿了京杭大运河，“此事从当时的价值而论，是官逼民反，加速了社会对于隋朝的怨恨情绪。但是，到了唐宋时代，运河却成为帝国繁荣、南北沟通的重要基础设施。今天运河的意义依然存在，只是已经不如清代以前那么重要了。可是，作为世界上迄今为止依然最长的人工河流，它的抽象价值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的形象展示。”
隋炀帝画像
通常史书中将京杭大运河评价为“这是我们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连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凿永济渠，隋炀帝一共征调了365万名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540余万人，共有257.3万人永远消失在河道之中（此处参考《中国是部金融史》一书）。皮日休在《汴河铭》中就写道“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可见隋炀帝这项苦了隋朝老百姓的大工程对后世意义重大。
书中指出了隋炀帝性格好大喜功，虚荣心强烈，饰非拒谏，多疑与心胸狭隘等诸多缺点，但对于后世偏好指责其“私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隋炀帝共有5名子女存活下来，至少有二子一女是萧皇后所生。而对比唐太宗，他共留下35个孩子，因此说杨广荒淫好色，是不真实的。《迷楼记》（鲁迅推测为北宋人作品）一书中描写了隋炀帝晚年居“迷楼”，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终使隋朝灭亡的故事。这部书更像是为了博取“点击量”的戏说，张老师也认为其中添油加醋的成分偏多。这就像《三国演义》一书，虽然作为四大名著家喻户晓，里面的人物也深入人心，但作者为了让小说更吸引人对历史进行了改编，对比一下《三国志》就知道，小说中人物的“忠奸”人设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大相径庭。
至于后晋的石敬瑭，“因为割让燕云十六州，挨了一世的骂名”，张老师在书中也抽丝剥茧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他的出身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看法，能统一概括出来的观点为他是一个生长于胡地戎墟的猛将，他的顶头上司胡人李嗣源很欣赏他，而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他还有很忠实的“粉丝”，后汉高祖刘知远也在李嗣源麾下效力，他不止一次冒死在战场上救了石敬瑭的命。因此，石敬瑭是“一个善于结纳，能让上级欣赏，下级追随的将军”。在治民理政上，他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于割让燕云及甘当“儿皇帝”，主要是因为他如果想战胜对手李从珂，需要契丹的支援。这有点类似于秦末楚汉相争时韩信如果帮刘邦就汉赢，如果帮项羽则楚胜。契丹看哪一方出的价码高，才决定支持谁。而石敬瑭玩了一手借花献佛的把戏，十六州中就控制权而论，石敬瑭实际掌控的不过蔚州而已。他其实是给了契丹一个承诺，如果你扶植我统治中原，我将兑现割让以上地区。只能说，在当时李从珂和赵德钧双面夹击的军事形势下，石敬瑭做出了对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称儿皇帝也是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他的继承人反而因为称孙而不称臣激怒了契丹。
张老师分析说：“后人首先是接受了宋人的批评立场，因为他们对华夷问题特别敏感，我们今日之评价应该跳出这个窠臼。其次惯从尊严与屈辱来判断政治人物的行为。其实政治家面对严酷现实，低头或者扬头，都是随时应变的把戏。”勾践在夫差面前卑躬屈膝，我们不会为勾践的行为叫屈，因为他赢了。同样，召忽为公子纠殉节，管仲却“变节”为对方老板公子小白做事，最终成就了一代霸主齐桓公。孔子赞扬的反而是管仲而不是召忽，认为后者的死毫无价值。近年也有一些声音为“乐不思蜀”的阿斗翻案，认为他的“不抵抗”是最大程度地保全了当地的老百姓，当然也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所定义的传统“人设”应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不要轻易下结论，有可能的话多读一些不同观点的史书，包括今人的评价，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分析历史人物，避免脸谱化。张老师积40年研究历史之功力，又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正的观察角度，他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二、按下葫芦浮起瓢
读书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是后朝通常都会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但往往在现实中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只有单一思维，就像打娃娃游戏一样，容易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结果，解决了旧的问题，但同时又冒出了新的问题。
东汉末年，朝中有外戚宦官专权，地方有军阀割据，朝纲不正。曹魏吸取这个教训，外戚宦官靠边站，宗室靠边站，最后司马懿在中央发动政变，朝中无奥援，地方无屏藩，江山立即易色。西晋的武帝建国后，又吸取了曹魏没有分封同室宗亲的教训，既用外戚辅政，又封了27个同姓王，都是司马家的，建立诸侯国。诸王可以选拔自己封国中的文武官员，收取租税，还统领着军队。最后诸侯王和贾南风、杨骏这些外戚都争着到前台来干政，暴发“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仅51年的历史。
唐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代价却是朝廷的权力移到宦官那里去了，最后宪宗本人竟然也死于宦官之手。
宋朝因为看到唐朝因为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国力由盛转衰，抑武重文，虽然创造了文化盛世，却一直饱受其他民族的欺负，疆域面积也是历史上最小的。可见，历史一再重演，不会因为解决了一个问题而让所有问题的总和变少。
当出现问题时，一定要思考问题本身是如何产生的？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说如果社会上盗贼横行，是因为当地民风彪悍还是因为闹饥荒，大家都吃不饱？如果是“总有刁民想闹事”，那可能需要建立比较严峻的法律，并且不折不扣地实行，“杀一儆百”以整肃民风；而如果是闹饥荒，首要任务当然是开仓放粮，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吃饭问题解决了，自然就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去从事盗贼这种“危险事业”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特别强调对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反而要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样才能解决长期问题。
老师总结说：“任何政治制度和治理措施，都不是僵化的教条，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也不可不考虑现实的条件和形势。罔顾 ‘国情’，再有效的措施也会变成胶柱鼓瑟，文不对题。”在解决问题和制度设计时也不能太短视，只看前面一小段历史，多去比较各个朝代的得与失，具备系统性思维，才可能制定相对合理的制度，既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又能互相制衡，不会产生“一家独大”的问题。
一个人能锻炼出系统性思维固然最好，但毕竟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将不同人的智慧集中起来也许能产生“集体系统性思维”。
三、晚节如何保？
读历史时常常很感慨，不少皇帝最初“上岗”时励精图治，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就能有所成就。但往往和其他职场人一样，同样的“岗位”做久了就容易倦怠。别的人职业倦怠也就罢了，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仅仅因为几年的松懈就把前面所有的政绩都白搭进去了。
比如唐玄宗登基时，启用了前朝著名宰相姚崇，姚崇提出“十事”政纲，如果玄宗不答应，他就不出任这个相位，结果玄宗“欣然同意”。后来又用了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这个时期君明，臣直且贤，没多久就进入开元盛世。盛世时本已经埋下了一些危机，待唐玄宗和杨贵妃在一起后，他“完全放纵了自己的欲望，把个人兴趣置于政事之上，沉湎于音乐歌舞的世界。这时的玄宗也“杜绝逆耳之言”，让正直的张九龄“下岗”，转而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后来的安史之乱极大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不但葬送了玄宗本人亲手缔造的盛世，也让他被迫逃至成都避难，提前退位。以至于晚年的玄宗想起张九龄的好，还派人去他的墓上吊唁。
武则天精神抖擞地独自控制朝政21年，晚年也堕入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温柔窝”里。关键是这二人还有权力欲望，在他们的怂恿下，武则天威逼太子李显将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干政的嫡长子和女儿都处死，当时武则天这个孙女还怀有身孕。中宗重新掌权后为冤死的儿子女儿修建了豪华的陵墓，就在西安著名景点乾陵内。
武则天画像
就连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唐太宗晚年都“进取志衰，有所懈怠，对于刺耳的谏诤也不爱听了，虚心纳谏的谦卑态度大不如前”。他不但怀疑已故的魏徵，还冤杀了张亮、刘洎等能臣。唐太宗毕竟只活了51岁，如果他再长寿些呢？他晚年因服仙丹而亡，晚年为了求得长生不老而服用仙丹的皇帝不少，包括千古一帝秦始皇、英武超群的唐宪宗和英雄拓跋珪，这毫无疑问都是出自内心对死亡的恐惧。
历史上还有另一种情况，皇帝“上岗”时志气不小，但由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受挫后很快就变得意志消沉。如“唐昭宗即位之初，颇思振作，但是很快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变得十分暴躁，动辄杀害身边的侍从，引起宦官不满”。隋炀帝三次打高丽失败之后，一下子就泄气了。张老师在书中写道：“这特别像一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开始干劲冲天，干着干着，碰到钉子了，一下就消沉了，意志力严重不足。”所以隋炀帝晚年面对乱局也不想作为，只想做缩头乌龟躲起来。
如果异想天开穿越时空运用系统性思维来解决“晚节不保”这个问题，除了个人修身，也许可以分为以下两个层次：第一，要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以保证国家这个机器有效地运转，而不是单单靠某个皇帝的个人能力。但在中央集权帝国制时期，难免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制度，制度的执行问题也难以有效解决；第二，改变帝王终身制的做法。当人上了年纪，体力、精力均大不如前，学习能力、记忆能力都会有一定的消退，再加上前期已取得一定成就，皇帝失去最初的目标，“忘了初心”，产生懈怠或享受生活的心态可以理解。现代社会有退休制度，但古代的帝王却是终身制。如果不是终身制呢？历史上提前退位的皇帝有的是因为被逼退位，如李渊、唐玄宗等；而主动提前退位的如赵武陵王因为两个儿子的争权问题也没有好结果，毕竟对新皇帝来说，老皇帝的存在是个威胁。因此，失去权力的老皇帝往往处于比较危险的境地。这又变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皇帝即使怠政，也不敢或不愿放权。而且即使老皇帝能顺利提前退位，接班人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在父传子的继承传统中，帝王只能在自己的子女中选择候选人，这导致的不确定性很大。候选人或者男性继承人不足，或者缺少贤能的人选，很难保证能选到优秀哪怕是合格的继任者。西晋的司马炎竟然在皇后“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劝说下立了一个智障儿太子，这也加速了西晋的灭亡。可见，这个体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即使运用了系统性思维，依然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一批又一批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枭雄们经过奋战击败其他竞争者后风光上台，一段时间后再黯然落幕的轮回。
回到个人层面，对于皇帝来说，这个“职业”关系到一国的百姓，需要夕惕若厉，随时保持反省的能力，才可能防止晚节不保。而对一个初出茅庐即遇挫的年轻皇帝来说，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后期往往千疮百孔，想通过短时期的变革就改变现状，让国家快速强盛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对个人而言，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耐心很重要；也要有抗压性，有越挫越勇的精神，调整策略再进行下一轮改革，才有可能往前走一步。《坚毅》这本书用了300多页告诉我们坚毅比天赋重要。当然这些道理和几百年前的皇帝是说不着了，但还是可以提醒仍在职场中的人们，在工作中不能因为取得一点成绩就松懈下来；还没取得什么成绩的人也不必灰心，只要朝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地去做，即使不像他人那样有高光时刻，也总会有发出微光的那一天。
（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有侵权，请私信删除）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