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资治通鉴》，应该先读哪部？
评论内容：
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是中心点，其实正在于《史记》《通鉴》体裁的不同：
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编年体。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
再收拢，则归于一个字：
人。
人，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由人组成的历史？
如果把看历史这件事，比喻成镜头语言的话，同样一段历史，导演要怎么在有限的条件内，展现出他对于万般熙攘兴衰荣枯生灭的理解？
纪传体，是聚焦在个体的身上，让镜头跟随这个人的活动、选择、摇摆、遭逢，以小见大，铺排出更多有关时代、有关命运的画卷；而聚焦于哪些“人”，他的事迹生平如何安排详略删削，就完全体现出导演的褒贬与判断。
编年体，是把镜头拉远，让无数个体的运动轨迹，交叉融汇成一条长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但服从于时间的逻辑，时隐时现；每一件事有它自身的演进速度，但同样服从于时间的流动秩序，或明或暗。人与事在时间长河中的浮与沉，共同指向“鉴往知来”这一读史的终极目的，也即，从纷乱变易中，寻找相对固定的规律。
回到两部书本身，《史记》的著作宗旨里有一句话：“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呕心沥血独立著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融入了个人毕生的学识、心血与情感；
而《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担任主编，多人协作完成，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司马光希望通过史料的合理剪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因此，更注重实用理性，讲求“有资于治道”。
于是，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史记》和《通鉴》里，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循着梁启超先生推荐《史记》十篇的路线，给大家做过《史记》的展示。
同样，我们也可以此为出发点，比较一下《史记》和《通鉴》的讲述方式。
就拿十篇中的《李将军列传》来说。
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广，是司马迁特别偏爱、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李将军列传》，也是《史记》文学价值相当高的名篇。
这一篇的第三部分，讲到李广晚年随卫青伐匈奴，被倾轧、逼迫至死。
其中，元狩四年（前119），李广被武帝、卫青徇私由前将军调往东道，最后因迷路失期，被逼自杀之事，尤其令人唏嘘——卫青要调走当时担任前将军的李广，好把建功的机会留给公孙敖。李广对此心知肚明，带着情绪执行军令，结果迷路，错失军机。
司马迁随后用十几个字交代了卫青遇到了什么事情：
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什么意思呢？卫青与单于开战，单于发觉形势不利，撤军逃跑，卫青没能抓到单于，只能回来。
接着，司马迁记述了李广被责令听候审讯，愤而自杀的经过。
而在《资治通鉴·汉纪》里，元狩四年，可不止发生了这一件事：
一开篇，先是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举措：制作皮币、重用桑弘羊；盐铁专营，推行“算缗”；重赏为国捐产的卜式。接着，记载天有异象。然后，讲到李广的遭遇。随后，是卫、霍打击匈奴，武帝重用酷吏，少翁装神弄鬼……
就在李广和卫青发生冲突这个关键点之后，《通鉴》详细记录了卫青遇到了什么：
大将军出塞千馀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馀粟而归。
比起《史记》的一笔带过，要详细得多。
所以，寥寥“弗能得而还”数字的背后，卫青其实打了相当漂亮的一仗！
更有意思的是，《通鉴》这段话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就是司马迁的用心所在，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互见”手法：《李将军列传》的主角就是李广，其他人的相关情节，在合适的地方再行安排；卫青的战功如果放在这里，横生枝蔓，不免冲淡李广的悲剧色彩。
如此处理，读者的目光，方能始终跟随着高明的史家笔法，缠绕在李广身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将军，才能引起后世无数不得志者的长久共鸣。为李将军下涕者，从此远不止司马迁一人。
有类似遭遇、相似个性者，读到这里，往往情感上触发巨大震动，从而展开联想：
究竟李广不得封侯，是个性的原因，还是时代的问题？
在他的故事里，卫青、武帝等等，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他的结局如此惨烈，是不是在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危险端倪？
如果我是李广，从哪一刻开始改变做法，能够扭转命运？
再由李广这个人向外延伸，就可以触及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各个层面，包括人员调度、战功奖惩、钱粮保障……
就像在长河之中，找到小舟一叶立足，远眺近察，便有了据点；至少，在这一段，再怎么波浪翻天，也不会目炫神昏。
两书的差异，不仅源于纪传体、编年体体例之别，更反映作者对著史的不同理解：《史记》，是人性的史诗；《通鉴》，是治国的镜鉴。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在同样伟大的《史记》和《通鉴》之间，我们推荐优先读《史记》。
这就是因为，读历史的，是人。
人，天然就对人的活动、人的选择、人的命运、人的结局，更感兴趣，更加留心，更容易调动情感，从而形成深刻的记忆。
这遵循人的一般认知规律：由己及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情及理。
愿每一位爱读历史的人，不论是从《史记》读起，还是从《通鉴》读起，都能读出专属于自己的心得体悟，殊途而同归，达到通透澄明的境界。
无论在直播间还是在公号后台，这个提问出现的频率都很高。
确实，《史记》《通鉴》，书，并称史学双璧；著书者，合称史家二司马。
成就同样举世瞩目，地位同样举足轻重，无论能沉下心来读进去哪一部，对人的能力、文笔、眼界、格局提升，都是作用巨大的。
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必须做出一个先后选择的话，三全君的建议是：
先从《史记》读起。
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是中心点，其实正在于《史记》《通鉴》体裁的不同：
一个是纪传体，一个是编年体。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
再收拢，则归于一个字：
人。
人，怎样看待人，怎样看待由人组成的历史？
如果把看历史这件事，比喻成镜头语言的话，同样一段历史，导演要怎么在有限的条件内，展现出他对于万般熙攘兴衰荣枯生灭的理解？
纪传体，是聚焦在个体的身上，让镜头跟随这个人的活动、选择、摇摆、遭逢，以小见大，铺排出更多有关时代、有关命运的画卷；而聚焦于哪些“人”，他的事迹生平如何安排详略删削，就完全体现出导演的褒贬与判断。
编年体，是把镜头拉远，让无数个体的运动轨迹，交叉融汇成一条长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运动轨迹，但服从于时间的逻辑，时隐时现；每一件事有它自身的演进速度，但同样服从于时间的流动秩序，或明或暗。人与事在时间长河中的浮与沉，共同指向“鉴往知来”这一读史的终极目的，也即，从纷乱变易中，寻找相对固定的规律。
回到两部书本身，《史记》的著作宗旨里有一句话：“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呕心沥血独立著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融入了个人毕生的学识、心血与情感；
而《资治通鉴》，是由司马光担任主编，多人协作完成，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司马光希望通过史料的合理剪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因此，更注重实用理性，讲求“有资于治道”。
于是，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在《史记》和《通鉴》里，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循着梁启超先生推荐《史记》十篇的路线，给大家做过《史记》的展示。
同样，我们也可以此为出发点，比较一下《史记》和《通鉴》的讲述方式。
就拿十篇中的《李将军列传》来说。
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广，是司马迁特别偏爱、投入大量情感的人物；《李将军列传》，也是《史记》文学价值相当高的名篇。
这一篇的第三部分，讲到李广晚年随卫青伐匈奴，被倾轧、逼迫至死。
其中，元狩四年（前119），李广被武帝、卫青徇私由前将军调往东道，最后因迷路失期，被逼自杀之事，尤其令人唏嘘——卫青要调走当时担任前将军的李广，好把建功的机会留给公孙敖。李广对此心知肚明，带着情绪执行军令，结果迷路，错失军机。
司马迁随后用十几个字交代了卫青遇到了什么事情：
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
什么意思呢？卫青与单于开战，单于发觉形势不利，撤军逃跑，卫青没能抓到单于，只能回来。
接着，司马迁记述了李广被责令听候审讯，愤而自杀的经过。
而在《资治通鉴·汉纪》里，元狩四年，可不止发生了这一件事：
一开篇，先是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重要经济举措：制作皮币、重用桑弘羊；盐铁专营，推行“算缗”；重赏为国捐产的卜式。接着，记载天有异象。然后，讲到李广的遭遇。随后，是卫、霍打击匈奴，武帝重用酷吏，少翁装神弄鬼……
就在李广和卫青发生冲突这个关键点之后，《通鉴》详细记录了卫青遇到了什么：
大将军出塞千馀里，度幕，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拿，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捕斩首虏万九千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留一日，悉烧其城馀粟而归。
比起《史记》的一笔带过，要详细得多。
所以，寥寥“弗能得而还”数字的背后，卫青其实打了相当漂亮的一仗！
更有意思的是，《通鉴》这段话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这就是司马迁的用心所在，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互见”手法：《李将军列传》的主角就是李广，其他人的相关情节，在合适的地方再行安排；卫青的战功如果放在这里，横生枝蔓，不免冲淡李广的悲剧色彩。
如此处理，读者的目光，方能始终跟随着高明的史家笔法，缠绕在李广身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李将军，才能引起后世无数不得志者的长久共鸣。为李将军下涕者，从此远不止司马迁一人。
有类似遭遇、相似个性者，读到这里，往往情感上触发巨大震动，从而展开联想：
究竟李广不得封侯，是个性的原因，还是时代的问题？
在他的故事里，卫青、武帝等等，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他的结局如此惨烈，是不是在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危险端倪？
如果我是李广，从哪一刻开始改变做法，能够扭转命运？
再由李广这个人向外延伸，就可以触及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各个层面，包括人员调度、战功奖惩、钱粮保障……
就像在长河之中，找到小舟一叶立足，远眺近察，便有了据点；至少，在这一段，再怎么波浪翻天，也不会目炫神昏。
两书的差异，不仅源于纪传体、编年体体例之别，更反映作者对著史的不同理解：《史记》，是人性的史诗；《通鉴》，是治国的镜鉴。
所以，出于这个考虑，在同样伟大的《史记》和《通鉴》之间，我们推荐优先读《史记》。
这就是因为，读历史的，是人。
人，天然就对人的活动、人的选择、人的命运、人的结局，更感兴趣，更加留心，更容易调动情感，从而形成深刻的记忆。
这遵循人的一般认知规律：由己及他，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情及理。
愿每一位爱读历史的人，不论是从《史记》读起，还是从《通鉴》读起，都能读出专属于自己的心得体悟，殊途而同归，达到通透澄明的境界。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