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结集于近40年前的学术著作，何以在短时间内三印？
评论内容：
记得1963年，大学四年级时，刘子健先生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也在台湾大学校园内的斯坦福中心，兼有顾问之类的工作，同时台大历史系聘为客座教授。刘先生开了一门专题研究之类的课程，斯坦福大学来的老师，吸引了许多学生，一间大教室几乎坐满，我也不落人后，按时旁听。依稀记得刘先生介绍域外中国史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偏重日本学者的成果。
有一天许倬云老师把我叫到研究室，说刘先生希望找几个年轻人谈谈，还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向刘先生多多学习。于是，下课之后，在校园大道，一棵大王椰子树下，坐在草地上，听刘先生开示。刘先生总会拿出香烟点上，侃侃而谈，香烟也就一支接一支。有一次，刘先生发现香烟似乎不够，就很紧张，要到校门口的小店去买。
我的“同学”有近日逝世，当时是系助教的王德毅先生，我的同班李荣村同学，他已有学术文章在《大陆杂志》上发表，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另外一位杨姓的研究生学长。他们三位已进入学术领域，问题较多，刘先生详加解说，我又成了一个旁听生。
当时，刘先生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已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他给了我们每人一册。我读后十分佩服，私下问刘先生：“老师，这本书非常好看，与一般史学著作不同，是怎么写出来的？”刘先生说，我们找一个下午，你来史语所，我详细告诉你。刘先生从问题如何提出，到问题如何经由阅读、思考而得到解决，再讲到如何表述为佳，详详细细，举例说明。既像上了一门史学方法课，又像得到什么武林秘籍，功力即刻大增。那时，我正在修习傅乐成老师的“隋唐史”，就以陆贽的《陆宣公奏议》为分析对象，用从《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中学到的方法，写了大学毕业论文。由于论文只是学习的尝试，自知无甚价值，今天手边一本也无，完整的题目也想不起来。
刘先生还问我，有无打算去美国读书？我因家庭环境不可能有出国留学之想，就说没有。为什么？我的英文不好。刘先生说，美国可以不去，英文不可不好。学好英文并不困难，但要讲求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收音机，耳朵一面听，嘴巴跟着讲，只要有恒心，英文必然大有进步。我的语言才能低下，不敢尝试，只能找来一本厚厚的西洋史，猛查字典。记得有一次，与哈佛博士，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英文很好的宋家复聊及学英文，我提到刘先生的方法，他大为赞成。我进了台大的历史研究所，立即修习日文，后来还旁听曹钦源教授的“日文名著选读”课程。我主要阅读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佐伯富等学者的宋史论著。特别佩服宫崎市定，他的文章深刻而又清晰。再者，他文中所引资料，都用原文，我们读来，尤其方便。后来，我到大学教中国通史，一定会讲唐宋变革期。那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都有重大变革。我曾写高中历史教科书，就将唐宋变革的观念写入其中。在“大变革的新面貌”标题下，写道：“早春时节，枝头刚刚冒出新绿，在料峭寒风中，农民巡视田地里的冬麦，心中盘算麦作收成之后，是继续种麦，还是改种稻米。这种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耕作方式，唐代极少见到，宋代则十分普遍。……”至于学术思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述及宋代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最为精要，非日本学者所能及。多年前，我与大陆的中学历史老师多有接触，问及，你们也讲唐宋变革吗？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什么是唐宋变革？不知道今天是否仍然如此。
我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都是方豪老师指导，方老师十分爱护学生，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感念。我的博论题目是《宋代理学家的历史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我虽然修过屈万里老师的《尚书》课，戴君仁老师的“经学史”，细读过朱子的《诗集传》和《朱子语类》，对理学的认识仍嫌不足，加上做了些白工，像是把《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对读一遍。方老师都很纵容，让我自由发挥。那时方老师发表了一系列台湾史学术文章，除了宋史与中西交通史，又是台湾史的专家了。所以，我自知论文没写好，也就不值得出版。
再见到刘先生已是1984年。在刘先生的奔走接洽下，两岸宋史学者共同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宋史研讨会。我有幸得以参加，拜见邓广铭、陈乐素、漆侠等宋史学界大佬，瞻仰前辈风采，至感兴奋。我与梁庚尧、黄宽重来自台湾，与同辈的王曾瑜、朱瑞熙交谈甚欢，十分愉快。
在香港时，刘先生提到他想在两岸各办一个介绍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情况的暑期班。目的是让中国学生熟悉美国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为赴美深造做好准备，打些基础。办法是美国方面聘请讲员，支付钟点费与飞机票，中方提供讲员食宿以及暑期班开支。学员以各校研究生为主，大学高年级生亦可参加，名额二十个左右。刘先生说，美国方面已得到基督教联合基金会的资助允诺。中国台湾方面，由于我当时担任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嘱我与东吴联络。东吴教务长物理系刘源俊教授颇为赞成，尤其对刘先生为祖国做事，却不向祖国拿钱的作风，深表敬重。后来学校考虑到本身没有研究所，经费又不宽裕，认为应该由公立大学主办为妥，未予同意。1986年，我转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刘先生再提此事。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亦园教授大力支持，“中美文化比较研习班”顺利成立，并与台大合作，由新竹清华历史所与台大历史系轮流主办。首位讲员是葛平德（Peter Golas）教授，也成为给予学分的正式课程，有一百几十名学生修习，反响甚佳，宋家复教授就上过这个暑期班。1993年，因美方财务困难，台大方面宣布停办，前后办了六届。
刘先生本人很会教课，听他的课必须全神贯注，因为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学生则要跟着思考。徐泓教授曾到普林斯顿访问，听过刘先生的大班课，也是称赞不已。徐教授说，刘先生课教得好，主要是备课认真，不论资料印发、内容安排还是重点规划、问题设计，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尽量联系现实情况。由于教课效果很好，刘先生大受学生欢迎。记得有一次陪刘先生游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我问：“老师，您的课教得好，有没有什么窍门？”刘先生回答：“有的，就是准备要充分，特别是带领学生思考方面，要多花工夫。教学是有方法的，方法不难，重点在于，师生如何互动。任何教师，只要用心，一定可以掌握。”
刘先生也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力亲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学人》上发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与《包容政治的特点》两文。我在中国通史班上，印发给学生作为补充阅读。学生说，这种文章，读着读着就读完了，很有收获，都很喜欢。游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我也向刘先生报告，希望刘先生多写一些。刘先生说，我也想写啊，只是《中国学人》停刊了，写了也无处发表。双手一摊，一副无奈的表情。
再说一件小事。1983年，台大土木系茅声焘教授发起，在大学里找一些“不自量力”的朋友，为初中生办一份提供课外阅读的月刊，那就是一共出了十八期的《国中生》。我与刘源俊、徐泓都积极参与。不久徐教授到普林斯顿访问，刘先生知道我们做的这件傻事，也看到了这份刊物，或对徐教授说，或写信时提及，肯定它的意义，而且鼓励有加。
1988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我提供一篇论文《从王安石的先王观念看他和宋神宗的关系》，寄呈请刘先生指正。刘先生来信，录于下：
元兄：
承告研习班由两校合作，雀跃。葛平德来信，闻之亦然。今后请与彼密切商议。台美之间电话亦便。并无必要告健。前函道谢，想已得达。并以副本径寄泓兄，感其热心也。
兹谨覆研题事。王曾瑜、梁庚尧均以为王安石应负变法失败之责。兄亦以为其尊古思想，此中先王观念，尤有关系。即与神宗不谐，亦缘此。此说颇有见地。
谨补充两点。（一）复古起于庆历，嗣尊古，至王安石则未免泥古。（二）宋室奖励尊王（含攘夷义），而实际之君王不如理想，故士大夫如王者必以法先王之说进言。且技术上言先王即可避免得罪当时之后王。
然健于此题，亦不无保留。（一）成败之责。负责似现代观念，然未脱古来功过褒贬之说。三十年前小本拙著，芜论变法，以为诸弊多出于政治制度之缺陷。既未追究荆公之失，亦未称颂旧党有何善法。
（二）前人所见，南宋陆象山，至清代蔡上翔，未可忽略。近人如日本东一夫巨册收集资料不少，可参。
（三）单线推论，健亦期期（“以为不可”四字未写出——引者注）。新法失败来自思想，思想来自尊古。此线虽可成立，但一线之傍，尚有他线。各线又互交叉。健偏向多元之论，故不敢以单线断言。
联经甫出版《两宋史研究汇编》，兄在台此，恕不奉赠。
又手头适有草稿“宋史或问”一节，姑附呈。研究王安石者殊不乏人。尚可考虑其他好题。尊意如何？
春禧！
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固有实际需要的背景，也应有借神宗权势施行先王之政的理想。神宗对“先王”并无深刻体会，并不像王安石在兹念兹，服膺不已。只是为了利用王安石的气魄与才干为他从事理财工作，以达其整军经武，湔雪前耻的目的。熙宁变法的不幸后果，王安石固然难辞其咎，但施政偏离最初目标，丧失崇高理想，则与神宗态度不无关系，似不可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之作为。
刘先生显然并不同意，主要是在方法上，不赞成单线的推论。
我联想到，多年之前，曾与几位高中老师谈到，我们一起选些现代历史学者作品的精要片段，略做说明，可作上课补充材料。我做了一些，其他老师并未跟进，我就继续做了给我的大学班上学生阅读，成效不差，也就结集出版。书名是《自学历史——名家论述导读》（台北：三民书局，2015）。
这本小书以中国史为主，从罗振玉开始，到刘先生结束。我选刘先生《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中的第一段。“把北宋算做一代，这是沿袭西汉东汉西晋东晋的先例……当时人就说，‘两浙畿内，福建江东为近畿’，而官吏则‘唯欲官于东南’。”（第22～25页）再选这段文字之前的“前言”：“各种学术都在跃进，历史的研究是怎样往前推动？……历史的研究，就可以不断的生长。”（第21～22页）
我在这段选文的下面，写了一段，抄录于下：
我们读这段文字时，如果能在“从多方面去看，提出新的分析，新的综合”；“看法愈多，对历史了解积累起来也愈广愈深”；“确定很具体的范围，做窄而深的研究”；“从大方面来看，作广泛的分析”以及“这类的分析一定要谨守两个限制，第一，它是建议性的看法，不是定论。第二，从大处着眼，希望提出一些新的刺激”这些字句的下面画上线，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这篇文字的重要概念了。
我想这应是刘先生治史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习作之时，应该信守的原则。
1963年，刘先生在台北，倡议成立研讨宋史的组织，得到学界大佬姚从吾、蒋复璁、赵铁寒、方豪的响应，于11月成立“宋史座谈会”，每年都有研讨活动。1993年9月，刘先生逝世，11月正逢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于是在研讨会上，先有哀悼仪式，又有专题演讲，请柳立言教授发表《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也邀约了纪念刘先生的文章，置于论文集中。我写了一篇《关心教育的刘子健先生》。
刘先生学术业绩丰盛之外，重视教学工作，以及历史知识的普及。对于如何教好下一代的方针大计与实际办法，也十分关心，以半宾为笔名，在报纸副刊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刘先生关心教育，并诉诸笔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奉献心力，这种情怀实可比拟宋代士大夫为天下为苍生，不为一己一身的崇高志节，是让人思念不已的。
（转自公众号“唐宋历史评论”，原标题为《刘子健先生纪念专栏 | 张元：学问道路指引前行的刘子健先生》）
导言
刘子健先生《宋史测度》（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于2024年3月上市，恰逢刘子健先生诞辰105周年，不仅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更有学界自发组织的多种纪念活动，缅怀、致敬这位宋史研究大家。
今年4月，《宋史测度》迎来三印本。这部结集于近四十年前的小书，为何具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刘子健先生的学术视野，怎样影响着当今的宋史学界？我们转载（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张元的这篇回忆文章，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子健先生为人为学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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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道路指引前行的刘子健先生
文 / 张 元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
有一天许倬云老师把我叫到研究室，说刘先生希望找几个年轻人谈谈，还说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向刘先生多多学习。于是，下课之后，在校园大道，一棵大王椰子树下，坐在草地上，听刘先生开示。刘先生总会拿出香烟点上，侃侃而谈，香烟也就一支接一支。有一次，刘先生发现香烟似乎不够，就很紧张，要到校门口的小店去买。
我的“同学”有近日逝世，当时是系助教的王德毅先生，我的同班李荣村同学，他已有学术文章在《大陆杂志》上发表，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另外一位杨姓的研究生学长。他们三位已进入学术领域，问题较多，刘先生详加解说，我又成了一个旁听生。
当时，刘先生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已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他给了我们每人一册。我读后十分佩服，私下问刘先生：“老师，这本书非常好看，与一般史学著作不同，是怎么写出来的？”刘先生说，我们找一个下午，你来史语所，我详细告诉你。刘先生从问题如何提出，到问题如何经由阅读、思考而得到解决，再讲到如何表述为佳，详详细细，举例说明。既像上了一门史学方法课，又像得到什么武林秘籍，功力即刻大增。那时，我正在修习傅乐成老师的“隋唐史”，就以陆贽的《陆宣公奏议》为分析对象，用从《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中学到的方法，写了大学毕业论文。由于论文只是学习的尝试，自知无甚价值，今天手边一本也无，完整的题目也想不起来。
刘先生还问我，有无打算去美国读书？我因家庭环境不可能有出国留学之想，就说没有。为什么？我的英文不好。刘先生说，美国可以不去，英文不可不好。学好英文并不困难，但要讲求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收音机，耳朵一面听，嘴巴跟着讲，只要有恒心，英文必然大有进步。我的语言才能低下，不敢尝试，只能找来一本厚厚的西洋史，猛查字典。记得有一次，与哈佛博士，任教于台大历史系，英文很好的宋家复聊及学英文，我提到刘先生的方法，他大为赞成。我进了台大的历史研究所，立即修习日文，后来还旁听曹钦源教授的“日文名著选读”课程。我主要阅读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佐伯富等学者的宋史论著。特别佩服宫崎市定，他的文章深刻而又清晰。再者，他文中所引资料，都用原文，我们读来，尤其方便。后来，我到大学教中国通史，一定会讲唐宋变革期。那就是日本学者提出的唐宋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都有重大变革。我曾写高中历史教科书，就将唐宋变革的观念写入其中。在“大变革的新面貌”标题下，写道：“早春时节，枝头刚刚冒出新绿，在料峭寒风中，农民巡视田地里的冬麦，心中盘算麦作收成之后，是继续种麦，还是改种稻米。这种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耕作方式，唐代极少见到，宋代则十分普遍。……”至于学术思想，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述及宋代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最为精要，非日本学者所能及。多年前，我与大陆的中学历史老师多有接触，问及，你们也讲唐宋变革吗？他们的回答往往是：什么是唐宋变革？不知道今天是否仍然如此。
我的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都是方豪老师指导，方老师十分爱护学生，对我照顾有加，非常感念。我的博论题目是《宋代理学家的历史观——以〈资治通鉴纲目〉为例》，我虽然修过屈万里老师的《尚书》课，戴君仁老师的“经学史”，细读过朱子的《诗集传》和《朱子语类》，对理学的认识仍嫌不足，加上做了些白工，像是把《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对读一遍。方老师都很纵容，让我自由发挥。那时方老师发表了一系列台湾史学术文章，除了宋史与中西交通史，又是台湾史的专家了。所以，我自知论文没写好，也就不值得出版。
再见到刘先生已是1984年。在刘先生的奔走接洽下，两岸宋史学者共同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宋史研讨会。我有幸得以参加，拜见邓广铭、陈乐素、漆侠等宋史学界大佬，瞻仰前辈风采，至感兴奋。我与梁庚尧、黄宽重来自台湾，与同辈的王曾瑜、朱瑞熙交谈甚欢，十分愉快。
在香港时，刘先生提到他想在两岸各办一个介绍美国文化以及美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情况的暑期班。目的是让中国学生熟悉美国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为赴美深造做好准备，打些基础。办法是美国方面聘请讲员，支付钟点费与飞机票，中方提供讲员食宿以及暑期班开支。学员以各校研究生为主，大学高年级生亦可参加，名额二十个左右。刘先生说，美国方面已得到基督教联合基金会的资助允诺。中国台湾方面，由于我当时担任东吴大学历史系主任，嘱我与东吴联络。东吴教务长物理系刘源俊教授颇为赞成，尤其对刘先生为祖国做事，却不向祖国拿钱的作风，深表敬重。后来学校考虑到本身没有研究所，经费又不宽裕，认为应该由公立大学主办为妥，未予同意。1986年，我转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刘先生再提此事。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亦园教授大力支持，“中美文化比较研习班”顺利成立，并与台大合作，由新竹清华历史所与台大历史系轮流主办。首位讲员是葛平德（Peter Golas）教授，也成为给予学分的正式课程，有一百几十名学生修习，反响甚佳，宋家复教授就上过这个暑期班。1993年，因美方财务困难，台大方面宣布停办，前后办了六届。
刘先生本人很会教课，听他的课必须全神贯注，因为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学生则要跟着思考。徐泓教授曾到普林斯顿访问，听过刘先生的大班课，也是称赞不已。徐教授说，刘先生课教得好，主要是备课认真，不论资料印发、内容安排还是重点规划、问题设计，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尽量联系现实情况。由于教课效果很好，刘先生大受学生欢迎。记得有一次陪刘先生游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我问：“老师，您的课教得好，有没有什么窍门？”刘先生回答：“有的，就是准备要充分，特别是带领学生思考方面，要多花工夫。教学是有方法的，方法不难，重点在于，师生如何互动。任何教师，只要用心，一定可以掌握。”
刘先生也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力亲为，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学人》上发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与《包容政治的特点》两文。我在中国通史班上，印发给学生作为补充阅读。学生说，这种文章，读着读着就读完了，很有收获，都很喜欢。游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我也向刘先生报告，希望刘先生多写一些。刘先生说，我也想写啊，只是《中国学人》停刊了，写了也无处发表。双手一摊，一副无奈的表情。
再说一件小事。1983年，台大土木系茅声焘教授发起，在大学里找一些“不自量力”的朋友，为初中生办一份提供课外阅读的月刊，那就是一共出了十八期的《国中生》。我与刘源俊、徐泓都积极参与。不久徐教授到普林斯顿访问，刘先生知道我们做的这件傻事，也看到了这份刊物，或对徐教授说，或写信时提及，肯定它的意义，而且鼓励有加。
1988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我提供一篇论文《从王安石的先王观念看他和宋神宗的关系》，寄呈请刘先生指正。刘先生来信，录于下：
元兄：
承告研习班由两校合作，雀跃。葛平德来信，闻之亦然。今后请与彼密切商议。台美之间电话亦便。并无必要告健。前函道谢，想已得达。并以副本径寄泓兄，感其热心也。
兹谨覆研题事。王曾瑜、梁庚尧均以为王安石应负变法失败之责。兄亦以为其尊古思想，此中先王观念，尤有关系。即与神宗不谐，亦缘此。此说颇有见地。
谨补充两点。（一）复古起于庆历，嗣尊古，至王安石则未免泥古。（二）宋室奖励尊王（含攘夷义），而实际之君王不如理想，故士大夫如王者必以法先王之说进言。且技术上言先王即可避免得罪当时之后王。
然健于此题，亦不无保留。（一）成败之责。负责似现代观念，然未脱古来功过褒贬之说。三十年前小本拙著，芜论变法，以为诸弊多出于政治制度之缺陷。既未追究荆公之失，亦未称颂旧党有何善法。
（二）前人所见，南宋陆象山，至清代蔡上翔，未可忽略。近人如日本东一夫巨册收集资料不少，可参。
（三）单线推论，健亦期期（“以为不可”四字未写出——引者注）。新法失败来自思想，思想来自尊古。此线虽可成立，但一线之傍，尚有他线。各线又互交叉。健偏向多元之论，故不敢以单线断言。
联经甫出版《两宋史研究汇编》，兄在台此，恕不奉赠。
又手头适有草稿“宋史或问”一节，姑附呈。研究王安石者殊不乏人。尚可考虑其他好题。尊意如何？
春禧！
子健1988.2.22
王安石主持的新法，固有实际需要的背景，也应有借神宗权势施行先王之政的理想。神宗对“先王”并无深刻体会，并不像王安石在兹念兹，服膺不已。只是为了利用王安石的气魄与才干为他从事理财工作，以达其整军经武，湔雪前耻的目的。熙宁变法的不幸后果，王安石固然难辞其咎，但施政偏离最初目标，丧失崇高理想，则与神宗态度不无关系，似不可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之作为。
刘先生显然并不同意，主要是在方法上，不赞成单线的推论。
我联想到，多年之前，曾与几位高中老师谈到，我们一起选些现代历史学者作品的精要片段，略做说明，可作上课补充材料。我做了一些，其他老师并未跟进，我就继续做了给我的大学班上学生阅读，成效不差，也就结集出版。书名是《自学历史——名家论述导读》（台北：三民书局，2015）。
这本小书以中国史为主，从罗振玉开始，到刘先生结束。我选刘先生《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中的第一段。“把北宋算做一代，这是沿袭西汉东汉西晋东晋的先例……当时人就说，‘两浙畿内，福建江东为近畿’，而官吏则‘唯欲官于东南’。”（第22～25页）再选这段文字之前的“前言”：“各种学术都在跃进，历史的研究是怎样往前推动？……历史的研究，就可以不断的生长。”（第21～22页）
我在这段选文的下面，写了一段，抄录于下：
我们读这段文字时，如果能在“从多方面去看，提出新的分析，新的综合”；“看法愈多，对历史了解积累起来也愈广愈深”；“确定很具体的范围，做窄而深的研究”；“从大方面来看，作广泛的分析”以及“这类的分析一定要谨守两个限制，第一，它是建议性的看法，不是定论。第二，从大处着眼，希望提出一些新的刺激”这些字句的下面画上线，可以说是已经掌握了这篇文字的重要概念了。
我想这应是刘先生治史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习作之时，应该信守的原则。
1963年，刘先生在台北，倡议成立研讨宋史的组织，得到学界大佬姚从吾、蒋复璁、赵铁寒、方豪的响应，于11月成立“宋史座谈会”，每年都有研讨活动。1993年9月，刘先生逝世，11月正逢座谈会成立三十周年，于是在研讨会上，先有哀悼仪式，又有专题演讲，请柳立言教授发表《刘子健先生的治学与教学》。也邀约了纪念刘先生的文章，置于论文集中。我写了一篇《关心教育的刘子健先生》。
刘先生学术业绩丰盛之外，重视教学工作，以及历史知识的普及。对于如何教好下一代的方针大计与实际办法，也十分关心，以半宾为笔名，在报纸副刊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刘先生关心教育，并诉诸笔墨，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奉献心力，这种情怀实可比拟宋代士大夫为天下为苍生，不为一己一身的崇高志节，是让人思念不已的。
（转自公众号“唐宋历史评论”，原标题为《刘子健先生纪念专栏 | 张元：学问道路指引前行的刘子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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