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1919—1993），曾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终生尊洪业为师。二战结束后，曾作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律代表团成员。后赴美从事政治军事研究，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任教，是世界公认宋史专家。
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说：“治学，非问不可。”纵观其学术著作，鲜明的问题意识、简洁的行文论述、理性的观点判断，无一不给人以深刻印象。《宋史测度》不同于刘子健完整的学术专著，而是数篇散论的集合，文章篇幅有限，遐思反而深远，贡献诸多真知灼见。正如他自己所言：“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考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简单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中国古代“教”的观念，指一切应该信服实践的教导，包括崇拜神的宗教、代代相继的传统、文化延续的信念，也包括不以超世神为主的信仰。因此，中国的信仰体系呈现复合状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社会的礼教、团集的崇教、别教、大众宗教。前两类并非西方文化所定义的“宗教”，但是中国人信服极深。
礼教是关系行为和仪式规范，是大家对于习俗和制度的信仰，没有超世神，但约束着众人的生活。崇教则辅助礼教，家庭团体要祭祀祖先，职业行会要祭拜“祖师爷”，核心就是将过去的人、当地的人、重要的人加以神化，当成神来崇敬。
自古以来，中国多有宗教信仰，然而无论佛、道，都没有排斥礼教、崇教，为了信仰传播，反而尽量沿用复合方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窥见到这种叠加状态——各式宗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都不免染上华夏色彩，归根结底是人们用自己的生活模式来接纳某种宗教，而不是宗教全然赋予生活意义。
在此意义上，理学具备宗教信仰的特征。首先，朱熹卷入政治纷争，起因于韩侂胄和赵汝愚的争权。宁宗即位后，赵汝愚被道学派赞许，韩侂胄拉拢不成，于是诋毁赵氏吸引朋党、培植势力，随后，韩侂胄以伪学、逆党之名，打击理学众人。此次庆元党禁的处罚不算严苛，朱熹等人被贬谪各地，史籍记载此事，很像被迫害的圣徒经历。实际上，这些人的远走也确实造成了理学声名的传播。
其次，理学的门人师友喜欢讨论学问，在地方上创办学校，排定功课日程，重视经世致用，在乎具体的体验和实践。于是，他们也在生活上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乡约以及公共福利，鼓励在本地建立祠堂，祭祀与本地有关的道德高尚之人。
朱熹本人非常推崇礼教，强调用礼来节制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他的日常衣冠都有规定，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他认为读书便是“维持此心”。这些生活方式再加上讲学、静修，确实非常类似宗教徒的生活。
再次，朱子学派对道统有特别追求，肩负接续传统、保存国粹的目标。在金人占据北方后，南宋格外需要文化正统性，以汉抗夷。朱熹追溯韩愈旧说、北宋五子，企图建立一套体系，对抗佛、道，将宇宙看法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人们的全部所思所行都有永恒的意义。
朱熹生前主张的正统性，最终在南宋垂亡之际得以实现。理宗昏庸，却要用道统理学收拾人心，以至于忠于宋朝的儒者，在蒙元一朝多有不仕之人。理学在宋亡之后，反而在社会各方面推动起来，奠定了儒家笼罩全盘的局面。
回到历史现场，其实朱子学派看不起科举“时文”，也对官僚制度感到不满，他们在朝为官，往往急流勇退，不希望自己同流合污。面对黑暗的环境，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则躬身入局、力主改革，一则以退为进、明哲保身，而朱熹等人在后一种倾向下，仍希望通过自身的道德力量，唤起他人的觉悟。从事实看，这只能是儒者一厢情愿的期待。
“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竟成天下法。”儒家理论与士人儒生的生存位，多体现为当政者的包容式笼络和装潢——名义上尊崇儒者，甚至给予高官厚禄，而实际上切要的军国大事却我行我素。南宋理学的发展脉络，正是这种现象的绝好例证。
刘子健认为：“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的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对抗。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正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这便是儒家与政治的深刻内在矛盾。儒家、儒教是国家的理论权威，但又依附、支持和凭借政治权力而存在，依附权力又要保持卓然之姿，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