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书籍的出版过程中，负责出资或者管理工作的出版者应该是最具话语权的一方。因此，在字体的选择上，通常首先会遵从出版者的意愿，即由出版者指定某种字体，或提供示范样本。特别是一些对版刻风格有个性化要求的出版者，普遍都会亲自书写或提供写样稿。如道光年间南浔范锴，刻书喜欢用一种篆书与楷书的综合体写样，显得颇为怪异。黄裳称其“喜欢用奇字刻书，满纸都是怪字，常将篆隶化入今体。书刻得并不精致，但一见就知道这是他的著作了。如《花笑庼随笔》、《汉口丛谈》、《浔溪记事诗》、《幽华诗略》等都是”（黄裳《清代版刻一隅·清刻之美》，第426页）。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所刻《浔溪纪事诗》二卷后有范氏自跋，叙此书写样、刻书事极详：
汉口剞劂氏梅玉溪发瑶，善碑刻。其尊甫春华老人与余相交有素。余作《纪事诗》，忽忽三十馀载，拟梓未果。乙未春，玉溪来言，近有写样者颇识偏旁，不致写俗体字。余因以稿本付之，偶曰：“试写诗句何如？”时余归省先茔，匆匆挂席，八阅月始返，而诗刻已竣，似篆非篆，无可更易，阅者幸勿讶其怪诞。（范锴《浔溪纪事诗》卷末自跋，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文中提到此书刻工为汉口梅发瑶，而写样之人则是由梅氏专门介绍来的所谓善识小篆偏旁者。有趣的是，此书刻成后，果因字体太过怪异而遭人诟病，以至于不得不找友人陈文述商量对策，陈氏在序中叙此事云：
所作《浔溪纪事诗》，竹垞《鸳湖棹歌》流亚也……昨岁重来，则刻工梅生玉溪已为梓成。诗用篆体，从君原来本也。盖君喜《说文》字，尝病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讹伪日滋，故平日作楷旁每用篆体，梅生遂仍其旧。读者苦之，议为修改，则裒然大集，势有所难。属其弟子诗僧韵禅冒雨渡江，就予商榷……若以楷书汇录各诗，列之卷首，则读者便若列眉。其征引记载，则如注之有疏，纲之有目，不难次第寻绎。藉此转移，以通骑驿，亦《春秋》调人法也。（范锴《浔溪纪事诗》卷首陈文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