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睹书思故人：读《刘浦江著作集》
评论内容：
本文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在《刘浦江著作集》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出，略有删节。
在我看来，1988年调入北大以后，刘老师在开始用力金史的同时，似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在学术上从事调适的蛰伏时期。到世纪之交，他的关注全面铺展到辽金史以及与辽金史相关的宋史和宋代文献考证等领域。他发表在2009年《历史研究》上的“穷尽·旁通·预流”一文，既是对当日辽金史研究状况的一篇高屋建瓴的评述，我以为也是对他自己全面涉足该领域之后经验体会的小结。一网打尽式地“穷尽”史料和研究文献，取三史兼治和跨学科提问的“旁通”路径更深入地发掘辽金史的内在涵义，推崇“预流”史观强调利用民族语文资料的重要性，这三条不正是对他本人多年实践和努力的写照？他编写的“辽金史论著目录”、《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让我们看到，他在写作中所表达的那些独到见解，是在何等扎实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形成的。他不多几篇研究契丹文石刻资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我抢得，发表在由我编辑的《清华元史》创刊号上。这一直是让我引为骄傲的往事之一。
刘老师下笔向来低调，一生几无过激之词。但是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学术述评里，他写道：“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到达的那种高度。”刘老师说出这番话来，当然是以全面盘点当日中国的相关学术资产作为他的底气的。可是底气还不能全同于勇气。他指出上述现实，与《中国不高兴》在全国热卖几乎同时。我们不知道他对此曾否有所顾忌。可是我们知道他心里有一个榜样，那就是邓小南老师说的，“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的邓广铭。讲到这里，我想起今天还挂在复旦官方网站上的新闻学科老带头人王中的一帧照片，画面里打上了他的一句话：“可以保持沉默，一旦开口就必须讲真话。”一个人为了讲正确的话而不讲真话，不算是诚实的人；一个不大声讲出真话的民族是不诚实的民族，自然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族。“一旦开口就必须讲真话”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老新闻人的座右铭？在将来某一代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其中道理的时候，就是社会政治变得更加昌明之日。中国辽金史研究不如外人的情况，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已经改变了。浦江老师和在他引领与指导下的学生群体，在中间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已不需要参考中国以外地区的辽金史研究成果了吗？我以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随着世道变迁，日本学者中老一辈亲华占多数的知华派，逐渐为年轻一代里厌华占多数的知华派所替代。即便如此，我们对日本学术成果的跟踪和借鉴，仍然不可以终止。我们要有这点气量。日文应该与英文同样成为我们培养后辈学者时要再三再四地予以强调的第一外国语。
这恰恰是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需要。因为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并不是要通过把中国自己生产的知识体系化，用它来取代人类的共有知识财富。罗素说：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现。如果他的话不错，那么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与全体人类的共有知识体系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必需要建立在庞大的人类共有知识财富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包含的，不可能仅只是中国生产的知识。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定需要对外部世界的自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各学科知识保持充分开放的精神状态。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无法在脱离人类共同知识体系，或者在与后者相切割的情形下健全地存在。
刘老师的志向是通贯地考察宋辽金三史，他所娴熟的治史法门，经常是从清理不同史料间承继与流变的文献学、史源学角度切入问题讨论，从而厘清他所要论述的那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宋辽金三政权何为正统的问题是他无法回避的。他为宋辽金元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描绘出一轴详尽而清晰的历史长卷式的图画。我好奇的是，他个人究竟如何看待这场漫长的正统论争议中的核心问题，即以汉文明为中心的夷夏观呢？
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话用来正面揭示他本人的立场。不过他的意思仍多少透露在他的言辞之间。例如他说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书“辽金系年宋统之下，以比吴魏之于蜀”，此书“开后来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他又写道：“明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他把邱浚界定为坚持“狭隘的华夷观念”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也许我们总算捕捉到了他对明代华夷观念的一丝贬义。
以汉族为中心的夷夏史观曾在当代中国受到过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和自省。可是，“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记载”的格式，似乎正在今天的标准历史叙事里复活。把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标注为商代，好像商朝的疆域跟今日中国一样大。南朝和北朝不再允许被描写成两个对等的天子。凡说到大唐和唐代吐蕃的国书往还，只有唐朝天子发出的文书才称为诏书；明明在当时的蕃汉交流中被双方公认应该用汉语“诏书”来对译的那个藏文词语gtsigs，现在却坚决不能翻译为诏书。在南北分治时期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而以北虏或南蛮定位对方的正统论争中选边站，其逻辑必然通向元朝与清朝都不是中国的荒谬结论。按自古以来、越古越好的思维方式，或以内夏外夷的正统论为论证路线来书写的中国史，很难通得过时间的检验。
我十分怀疑，上述叙事中是否埋藏着一个与主流意志根本不相符合的对未来的愿景。我想我们必须澄清，我们的主流声音从来没讲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了变多为一，把中国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们的主流声音也从来没讲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要改变中国文明的复数属性，把它变成像溶入咖啡后的热水那样均质的单一文明体。当今世界各国早已改变了把单一民族国家当作现代国家典型范式来追求的政治理想，发达国家从1970年代起普遍改变了在各国内部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身处于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读书人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千万不能误解或误导主流意志，让全球社会误以为中国想回到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这条已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里去，让鼓吹去政治化、效法美国熔炉模式和改制建省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死灰复燃。
▲《刘浦江著作集》，中华书局，2025年1月版
走进这个会议室，看见摆放在桌上的浦江老师著作集，一种非常辛酸的遗憾就涌上我心头。浦江走得太早了。倘若天假其年，哪怕就是再有十年，更不用说如果还有二十年，那么他的著作集将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知道还要丰厚多少。在我看来，1988年调入北大以后，刘老师在开始用力金史的同时，似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在学术上从事调适的蛰伏时期。到世纪之交，他的关注全面铺展到辽金史以及与辽金史相关的宋史和宋代文献考证等领域。他发表在2009年《历史研究》上的“穷尽·旁通·预流”一文，既是对当日辽金史研究状况的一篇高屋建瓴的评述，我以为也是对他自己全面涉足该领域之后经验体会的小结。一网打尽式地“穷尽”史料和研究文献，取三史兼治和跨学科提问的“旁通”路径更深入地发掘辽金史的内在涵义，推崇“预流”史观强调利用民族语文资料的重要性，这三条不正是对他本人多年实践和努力的写照？他编写的“辽金史论著目录”、《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让我们看到，他在写作中所表达的那些独到见解，是在何等扎实的学术积累基础上形成的。他不多几篇研究契丹文石刻资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我抢得，发表在由我编辑的《清华元史》创刊号上。这一直是让我引为骄傲的往事之一。
刘老师下笔向来低调，一生几无过激之词。但是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学术述评里，他写道：“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到达的那种高度。”刘老师说出这番话来，当然是以全面盘点当日中国的相关学术资产作为他的底气的。可是底气还不能全同于勇气。他指出上述现实，与《中国不高兴》在全国热卖几乎同时。我们不知道他对此曾否有所顾忌。可是我们知道他心里有一个榜样，那就是邓小南老师说的，“他坚持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对的，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决不投机”的邓广铭。讲到这里，我想起今天还挂在复旦官方网站上的新闻学科老带头人王中的一帧照片，画面里打上了他的一句话：“可以保持沉默，一旦开口就必须讲真话。”一个人为了讲正确的话而不讲真话，不算是诚实的人；一个不大声讲出真话的民族是不诚实的民族，自然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民族。“一旦开口就必须讲真话”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老新闻人的座右铭？在将来某一代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其中道理的时候，就是社会政治变得更加昌明之日。中国辽金史研究不如外人的情况，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已经改变了。浦江老师和在他引领与指导下的学生群体，在中间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已不需要参考中国以外地区的辽金史研究成果了吗？我以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随着世道变迁，日本学者中老一辈亲华占多数的知华派，逐渐为年轻一代里厌华占多数的知华派所替代。即便如此，我们对日本学术成果的跟踪和借鉴，仍然不可以终止。我们要有这点气量。日文应该与英文同样成为我们培养后辈学者时要再三再四地予以强调的第一外国语。
这恰恰是创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紧迫需要。因为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张，并不是要通过把中国自己生产的知识体系化，用它来取代人类的共有知识财富。罗素说：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现。如果他的话不错，那么某个特定民族或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与全体人类的共有知识体系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必需要建立在庞大的人类共有知识财富的基础之上。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包含的，不可能仅只是中国生产的知识。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定需要对外部世界的自然、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各学科知识保持充分开放的精神状态。因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无法在脱离人类共同知识体系，或者在与后者相切割的情形下健全地存在。
刘老师的志向是通贯地考察宋辽金三史，他所娴熟的治史法门，经常是从清理不同史料间承继与流变的文献学、史源学角度切入问题讨论，从而厘清他所要论述的那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因此宋辽金三政权何为正统的问题是他无法回避的。他为宋辽金元清乃至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描绘出一轴详尽而清晰的历史长卷式的图画。我好奇的是，他个人究竟如何看待这场漫长的正统论争议中的核心问题，即以汉文明为中心的夷夏观呢？
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话用来正面揭示他本人的立场。不过他的意思仍多少透露在他的言辞之间。例如他说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书“辽金系年宋统之下，以比吴魏之于蜀”，此书“开后来明人改修宋史之先河”。他又写道：“明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他把邱浚界定为坚持“狭隘的华夷观念”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这里，也许我们总算捕捉到了他对明代华夷观念的一丝贬义。
以汉族为中心的夷夏史观曾在当代中国受到过学者们的普遍质疑和自省。可是，“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记载”的格式，似乎正在今天的标准历史叙事里复活。把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标注为商代，好像商朝的疆域跟今日中国一样大。南朝和北朝不再允许被描写成两个对等的天子。凡说到大唐和唐代吐蕃的国书往还，只有唐朝天子发出的文书才称为诏书；明明在当时的蕃汉交流中被双方公认应该用汉语“诏书”来对译的那个藏文词语gtsigs，现在却坚决不能翻译为诏书。在南北分治时期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而以北虏或南蛮定位对方的正统论争中选边站，其逻辑必然通向元朝与清朝都不是中国的荒谬结论。按自古以来、越古越好的思维方式，或以内夏外夷的正统论为论证路线来书写的中国史，很难通得过时间的检验。
我十分怀疑，上述叙事中是否埋藏着一个与主流意志根本不相符合的对未来的愿景。我想我们必须澄清，我们的主流声音从来没讲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为了变多为一，把中国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我们的主流声音也从来没讲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要改变中国文明的复数属性，把它变成像溶入咖啡后的热水那样均质的单一文明体。当今世界各国早已改变了把单一民族国家当作现代国家典型范式来追求的政治理想，发达国家从1970年代起普遍改变了在各国内部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身处于这样的形势下，中国读书人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千万不能误解或误导主流意志，让全球社会误以为中国想回到建设单一民族国家这条已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死胡同里去，让鼓吹去政治化、效法美国熔炉模式和改制建省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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