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一月就重印，这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为什么这么吸引读者？
评论内容：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作者列文森试图描述和解读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这也包括如何理解与他同时代的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同时对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皇权、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既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史题材的著作，又是一部具有通贯的眼光和宽广的理论视野的思想史著作。
全书共分为三卷：《思想连续性问题》《君主制的衰败问题》《历史意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书名中有一个副题“三部曲”），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曾在一篇读书札记中简要概括其内容：“第一部以文人画作为线索，着眼于儒教与现代社会进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第二部讨论了皇权与士大夫（儒教文官）的相互依存和紧张；第三部探讨1949年后儒教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见周教授微博）由此可以见出此书的宏大架构和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
列文森在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传播度很高的观点，比如在第一卷中，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就是把‘天下’变成‘国家’的过程。”第二卷中，他指出，“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无处不在的价值就是它的反职业主义。儒家个人教养的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业余主义”。等等。
我们知道，晚清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的最早版本应来自李鸿章），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说这个词，但这个“大变局”究竟是指什么，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列文森的这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正是要重新解读这个问题，解读传统中国面临的现代困境。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英文版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以来，持续影响了数代研究者，不仅吸引了包括作者的弟子、友人在内的众多海外学人与其展开对话，也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69年9月，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曾评论此书是“首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的困境做出全面探讨的严肃尝试”（书评，刊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的魏斐德说：“五十多年前，最杰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指出，20世纪初期中国所经历的巨大政治创伤就是从文化主义（culturalism）向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转折。”（《远航：魏斐德演讲访谈录》）
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认为：“儒教的历史命运，这一主题贯穿了中国思想史的漫长旅途，激发出大量的注释、阐发、争执，可谓引无数文人竞折腰，大量的才智精力倾注在‘我注六经’之上。列文森独辟蹊径，跳出文本，将儒教放在生动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和芸芸众生的具体行为之上。这是在这一领域中我特别欣赏的研究思路。”（《读书随笔三则——儒教、思想与社会生活》，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号）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指出：“这本1960年代的书，仍然值得重读，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列文森问题’（儒家是不是进了博物馆，中国是不是已经从天下到国家，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理智上背弃而情感上依恋传统……），现在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另一方面，从他的书出版之后六十多年中国的现状，反过来看他的结论和预言，似乎并不是完全如他所说，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一再回到出发点？他书中的结论和后来历史的变化的差异，并不是说一个历史学家的判断不对，而是说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学者的历史认知，这里是不是还有可以思考的问题？”（《波士顿书评》2024年第1期）
这里我们还可以引用近期一位读者的评价：三部曲的“每一部分都深刻地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框架”，“列文森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转型的钥匙”。（“缪斯的书屋”公号文）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目光深邃，洞见迭出，是一部对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两千年帝制中国的运行机制极有启发的巨著，能带给我们不一般的阅读体验和思想震撼。
作者列文森是谁，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中国题材的著作？
列文森，全名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 1920-1969），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58，1964，1965）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生前还出版有《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1953）等著作。
列文森是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和她的夫人费慰梅有两个著名的中国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而列文森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弟子：魏斐德和周锡瑞。
列文森的研究还影响了一位艺术史家，就是如今很多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以研究中国绘画史知名的高居翰，他是列文森当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同事。高居翰晚年在一篇名为《列文森与我的研究模式》的文章中写道：“列文森可谓是他那一代史家中的翘楚，且极具争议性。或是因为他悲剧性的戛然而止的生命，他的著述不多；但这些作品却激起大量的思考与争论，并对很多治中国史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也是其中一员。”（《读书》2010年第5期）
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在一次泛舟旅行中意外去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为纪念他的学术贡献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1987年开始颁发。列文森图书奖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囊括了很多重要著作。其中，就有他的学生魏斐德教授关于明清易代的扛鼎之作《洪业：清朝开国史》（1987年获奖）和周锡瑞教授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经典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9年获奖）。
译者季剑青副教授在《译者导言》中指出，列文森最初接触的是日语，但他很快就决定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日本的遗产多数源于中国，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列文森发现中国历史独具魅力。他后来回忆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的初衷时说：“中国历史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独特性。在研究某个我们所知甚少的对象时，不会感到无聊。投身于诸如美国史这样非常成熟的领域，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样的领域中，我们不得不让自己适应一种就细枝末节或翻案文章吵来吵去的讨厌的环境……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我的气质，都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而在中国史中有大片开阔的处女地，很有可能在里面找到一条把我们引领回家园的漫长道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列文森不愿把自己局限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的欧美历史研究的藩篱中，前景广阔充满未知数的中国史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但同时他又意识到，中国研究有可能为西方认识自身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列文森早年所接受的西方主流学术的训练使他不为传统的汉学眼光所囿，从一开始他就形成了某种自觉的比较视野，正是这样的视野赋予他的研究以同时代汉学家难以比拟的高度和广度，并对此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多年前曾有中译本，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条件，翻译质量并不是很理想。2016年，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季剑青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针对旧译发表了一篇颇为详赡的批评文章，当时，我们想到中华书局有引进、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论著的传统，不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经典著作，至九十年代初和2000年以后还相继推出了十卷本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和规模更大的《世界汉学论丛》、《日本中国学文萃》，一直有意接续书局前辈的工作，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像《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样重要的经典著作，本来就应该有也一定会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不同的译本，因而便约季剑青博士据196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合订版重译此书。
诚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列文森的论学文体和风格迥异于专业化的论著，充满隐喻、双关、对仗等修辞手法，而他的学术视野又如此广博，书中征引日文、德文、法文文献的地方不胜枚举”，可以想见翻译工作是多么繁难和富有挑战。
译者接受稿约后，秉持为学界提供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译本的宗旨，费三年之功译毕全书，并对中文引文和征引文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还原，进入出版环节后，又精心打磨译文，使之更为准确、流畅。
在体例上，保留了英文版的面貌，作者原注和参考文献皆附于每卷之末，而译者的注释则以当页脚注的形式出现，如列文森对中文文献理解有误或不准确之处，就以译注的形式做了说明。
至于书名中“儒教”的译法，译者也在译后记中做了辨析说明，列文森本人应是认可“儒教”与“Confucian”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读者可以参看。
另外，参考文献中丰富的中文书刊，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尽力利用图书馆实物或网络电子资源进行核查，订正了若干失校之处。
这个新的译本，在忠实于英文版原文和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两方面，应该说都做得比较出色，期待读者和学界的检验。
作为出版方，我们将此书列入了中华书局自2023年推出的“中华学术·有道”丛书，并做了重点推介。万圣书园创办人、学者刘苏里先生在7月14日的新书分享会上曾说：希望读者能够借着这个新译本的上市，走近列文森，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走近列文森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列文森走向我们自己，理解我们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约瑟夫·列文森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希冀对中国抱持同情之了解的学者，可惜过早去世，终生没有踏入中国大陆的土地，但这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值得重译、重读，也值得作为公共话题进一步展开讨论。译者在本书《译者导言》中最后的这段话，我们曾经摘录出来印在封底，这里也再次分享给大家：
“在列文森随着生命的戛然而止而不得不停止思考的地方，他所关心的问题仍然向未来敞开，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意义。今天我们如何安放儒家文明，它在当代中国新的价值认同的重建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仍旧是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我相信，那些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依然可以从五十多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得到丰富的教益和启示。”
活动预告
8月28日周三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活动特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复旦大学戴海斌教授和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季剑青副教授出席，三位学者将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对谈讨论本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活动特邀《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先生主持。
活动报名即将启动，请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讲座图书馆”及中华书局官方公众号。
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全新译本备受瞩目。一部600页的精装学术书，上市一月即售罄，并不太常见，但对于这部书来说，也许并不出乎意料。因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不仅仅是一部海外中国研究的名著，而且它所关注和提出的一些问题今天仍在牵动着中国人的思考，有着强烈的当代性。历久弥新，正是一部经典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
这部书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为什么说它是一部经典巨著？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作者列文森试图描述和解读近现代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这也包括如何理解与他同时代的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同时对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皇权、官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既是一部近现代中国史题材的著作，又是一部具有通贯的眼光和宽广的理论视野的思想史著作。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6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合订版
全书共分为三卷：《思想连续性问题》《君主制的衰败问题》《历史意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书名中有一个副题“三部曲”），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曾在一篇读书札记中简要概括其内容：“第一部以文人画作为线索，着眼于儒教与现代社会进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第二部讨论了皇权与士大夫（儒教文官）的相互依存和紧张；第三部探讨1949年后儒教文化在中国的命运。”（见周教授微博）由此可以见出此书的宏大架构和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
列文森在书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传播度很高的观点，比如在第一卷中，他说：“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就是把‘天下’变成‘国家’的过程。”第二卷中，他指出，“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的、无处不在的价值就是它的反职业主义。儒家个人教养的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业余主义”。等等。
我们知道，晚清曾经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的最早版本应来自李鸿章），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说这个词，但这个“大变局”究竟是指什么，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和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可以说，列文森的这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正是要重新解读这个问题，解读传统中国面临的现代困境。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英文版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以来，持续影响了数代研究者，不仅吸引了包括作者的弟子、友人在内的众多海外学人与其展开对话，也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969年9月，华裔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曾评论此书是“首次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现代中国的困境做出全面探讨的严肃尝试”（书评，刊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的魏斐德说：“五十多年前，最杰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家约瑟夫·列文森指出，20世纪初期中国所经历的巨大政治创伤就是从文化主义（culturalism）向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转折。”（《远航：魏斐德演讲访谈录》）
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认为：“儒教的历史命运，这一主题贯穿了中国思想史的漫长旅途，激发出大量的注释、阐发、争执，可谓引无数文人竞折腰，大量的才智精力倾注在‘我注六经’之上。列文森独辟蹊径，跳出文本，将儒教放在生动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和芸芸众生的具体行为之上。这是在这一领域中我特别欣赏的研究思路。”（《读书随笔三则——儒教、思想与社会生活》，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号）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指出：“这本1960年代的书，仍然值得重读，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我称之为‘列文森问题’（儒家是不是进了博物馆，中国是不是已经从天下到国家，中国知识人为什么理智上背弃而情感上依恋传统……），现在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另一方面，从他的书出版之后六十多年中国的现状，反过来看他的结论和预言，似乎并不是完全如他所说，为什么我们不得不一再回到出发点？他书中的结论和后来历史的变化的差异，并不是说一个历史学家的判断不对，而是说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学者的历史认知，这里是不是还有可以思考的问题？”（《波士顿书评》2024年第1期）
这里我们还可以引用近期一位读者的评价：三部曲的“每一部分都深刻地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议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框架”，“列文森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转型的钥匙”。（“缪斯的书屋”公号文）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目光深邃，洞见迭出，是一部对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两千年帝制中国的运行机制极有启发的巨著，能带给我们不一般的阅读体验和思想震撼。
作者列文森是谁，他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中国题材的著作？
列文森，全名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 1920-1969），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58，1964，1965）是他最有影响的代表作，生前还出版有《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心灵》（1953）等著作。
约瑟夫·里奇蒙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
列文森是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和她的夫人费慰梅有两个著名的中国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而列文森有两位非常杰出的弟子：魏斐德和周锡瑞。
右起：梁思成、费正清、林徽因、费慰梅、金岳霖（1934年）
列文森的研究还影响了一位艺术史家，就是如今很多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以研究中国绘画史知名的高居翰，他是列文森当年在加大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同事。高居翰晚年在一篇名为《列文森与我的研究模式》的文章中写道：“列文森可谓是他那一代史家中的翘楚，且极具争议性。或是因为他悲剧性的戛然而止的生命，他的著述不多；但这些作品却激起大量的思考与争论，并对很多治中国史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也是其中一员。”（《读书》2010年第5期）
列文森英年早逝，1969年在一次泛舟旅行中意外去世。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为纪念他的学术贡献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1987年开始颁发。列文森图书奖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囊括了很多重要著作。其中，就有他的学生魏斐德教授关于明清易代的扛鼎之作《洪业：清朝开国史》（1987年获奖）和周锡瑞教授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经典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9年获奖）。
译者季剑青副教授在《译者导言》中指出，列文森最初接触的是日语，但他很快就决定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日本的遗产多数源于中国，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列文森发现中国历史独具魅力。他后来回忆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的初衷时说：“中国历史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独特性。在研究某个我们所知甚少的对象时，不会感到无聊。投身于诸如美国史这样非常成熟的领域，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样的领域中，我们不得不让自己适应一种就细枝末节或翻案文章吵来吵去的讨厌的环境……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我的气质，都不适宜做这样的工作。而在中国史中有大片开阔的处女地，很有可能在里面找到一条把我们引领回家园的漫长道路。”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列文森不愿把自己局限在已经高度专业化的欧美历史研究的藩篱中，前景广阔充满未知数的中国史为他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但同时他又意识到，中国研究有可能为西方认识自身提供有价值的参照。列文森早年所接受的西方主流学术的训练使他不为传统的汉学眼光所囿，从一开始他就形成了某种自觉的比较视野，正是这样的视野赋予他的研究以同时代汉学家难以比拟的高度和广度，并对此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译者导言
关于此书的翻译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多年前曾有中译本，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条件，翻译质量并不是很理想。2016年，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季剑青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针对旧译发表了一篇颇为详赡的批评文章，当时，我们想到中华书局有引进、译介海外中国研究论著的传统，不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等经典著作，至九十年代初和2000年以后还相继推出了十卷本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和规模更大的《世界汉学论丛》、《日本中国学文萃》，一直有意接续书局前辈的工作，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像《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样重要的经典著作，本来就应该有也一定会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不同的译本，因而便约季剑青博士据196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合订版重译此书。
诚如译者在《译后记》中所说，“列文森的论学文体和风格迥异于专业化的论著，充满隐喻、双关、对仗等修辞手法，而他的学术视野又如此广博，书中征引日文、德文、法文文献的地方不胜枚举”，可以想见翻译工作是多么繁难和富有挑战。
译者接受稿约后，秉持为学界提供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译本的宗旨，费三年之功译毕全书，并对中文引文和征引文献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还原，进入出版环节后，又精心打磨译文，使之更为准确、流畅。
在体例上，保留了英文版的面貌，作者原注和参考文献皆附于每卷之末，而译者的注释则以当页脚注的形式出现，如列文森对中文文献理解有误或不准确之处，就以译注的形式做了说明。
至于书名中“儒教”的译法，译者也在译后记中做了辨析说明，列文森本人应是认可“儒教”与“Confucian”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读者可以参看。
另外，参考文献中丰富的中文书刊，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尽力利用图书馆实物或网络电子资源进行核查，订正了若干失校之处。
三校样中对参考文献的核校
这个新的译本，在忠实于英文版原文和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两方面，应该说都做得比较出色，期待读者和学界的检验。
作为出版方，我们将此书列入了中华书局自2023年推出的“中华学术·有道”丛书，并做了重点推介。万圣书园创办人、学者刘苏里先生在7月14日的新书分享会上曾说：希望读者能够借着这个新译本的上市，走近列文森，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走近列文森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列文森走向我们自己，理解我们的时代。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约瑟夫·列文森是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希冀对中国抱持同情之了解的学者，可惜过早去世，终生没有踏入中国大陆的土地，但这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值得重译、重读，也值得作为公共话题进一步展开讨论。译者在本书《译者导言》中最后的这段话，我们曾经摘录出来印在封底，这里也再次分享给大家：
“在列文森随着生命的戛然而止而不得不停止思考的地方，他所关心的问题仍然向未来敞开，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意义。今天我们如何安放儒家文明，它在当代中国新的价值认同的重建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仍旧是迫切而重要的问题。我相信，那些关心这些问题的人们，依然可以从五十多年前出版的这部著作中得到丰富的教益和启示。”
活动预告
8月28日周三晚，《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新书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活动特邀请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复旦大学戴海斌教授和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季剑青副教授出席，三位学者将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对谈讨论本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活动特邀《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先生主持。
活动报名即将启动，请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讲座图书馆”及中华书局官方公众号。
扫码关注“讲座图书馆”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列文森久负盛誉的代表性著作
一部关于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经典巨著
全新中文译本
[美]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 季剑青 译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6209-7
98.00元
©2002-2027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2931号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www.zhbc.com.cn zhbc@zhbc.com.cn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邮编: 10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