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全球微观史”研究转向在当下正悄然展开。这最早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拉皮杜斯教授戴维·A.贝尔于2013年刊发的一篇评论中提出，声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全球史”研究已到达了一个“收益递减点”；并说原因在于许多最有趣的历史现象通常都是通过细小微观，且难以置信的剧变开始，故现在是该研究“回归”的时候了。随后一部受到广泛好评，也获得若干重要学术奖项的著述，是在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艾米·斯坦利博士于2020年出版的《江户城里的异乡人：一个幕末时代叛逆女子的一生》。
斯坦利是书虽为“全球史”的主题，讲述的却是一位出生在农村僧侣家庭，名为常野的日本女性。因为有着不屈的顽强灵魂，她不愿继续过着与母亲相似的压抑生活，经历了私奔、失身、无后、五段婚姻，在幕府末期江户城里艰难谋生。作者先于2016年就已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刊发了题为《女仆的故事：书写欧亚大陆的家庭史和全球史（1699—1900）》一文，反思了以往全球历史学家过多关注全景式的交往和互动，忽视卑微个人历史创造的“能动性”或“主体性”；称希望重建人们在做出决定时的复杂社会和文化背景，通过再现亲密性、地方性的细节，为后人理解置身于其中个人的行动、思想提供鲜活的切身感受。
或可视为当下华文世界“全球微观史”书写的一部杰作，是高晞教授于2024年交由中 华书局出版的《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是书也以颇为丰富的细节，栩栩如生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故事：1831年前后有位来自广东新安、推测粤语拼音姓名大致是“何鲁”的32岁农民，因为长了一个超过一米（44英寸）、重二十五公斤（56磅）的巨大肿瘤，被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推介到当时世界最顶级的伦敦盖伊医院，由三位著名的外科大师执刀。在那个麻醉术尚未问世的年代，近两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何鲁疼痛万分、多次昏厥，最终不幸身亡。是书的核心问题于是就有：何鲁之死在医患之间形成了怎样的理解和误解，又如何影响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交流；以及由此引申出何谓“从中国出发的医学全球史”的话题。

那么，“从中国出发”与“从西方出发”的“医学全球史”有何不同？就英文世界来看，由于深受福柯关于“身体权力”的理论影响，一段时间里大行其道的是“殖民医学”的研究。尽管这些学者主观上是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但由于强调入侵者的知识霸权、话语控制和身体规训，论述主轴又不得不将本土视为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被动存在；结果是虽矢志于批判，却反倒不幸再次堕入“东方主义”蔑视在地文化之原有窠臼。鉴于此，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医学史教授沃尔特劳德·恩斯特于2017年撰文，呼吁超越“东方/西方”的简单二元对立，让本土社会成为被重点关注的主角。
由此说来，“从中国出发的医学全球史”就应围绕着“何鲁”而展开，大力开掘与之相关生命中的闪光人性。不容否认，那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猖獗的年代，其时与“何鲁之死”相关的英国社会舆论，不乏白人种族主义的各种无聊想象：如东方盛行怪病、神秘主义、医学落后、热衷迷信，以及华人天性冷漠、麻木、迟钝、孱弱和对疼痛的惊人耐力等。如果我们的讨论仅停留于此，只看这段历史的阴暗面，行文就只有揭露与批判。何鲁也注定是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他者”，而非一个有着自我、自主意识的大写行动主体。我们对其不幸最多是怜悯，绝不会被感动和萌发出由衷的尊敬。为了既鞭挞黑暗，也点燃光明，我们或可从高晞教授的精彩细腻讲述中，尝试勾勒出以下三点当事人、在场人的意愿和感受，给这个看起来令人沮丧的悲伤故事，增添几分鼓舞人心的历史光彩。
首先是何鲁的求治勇气。历史文献留下了当时不少在场英国人士的赞扬，称他的性格和蔼，还说“当他思考时，会显得些许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与和善的”。在他远航赴英之前，负责此项治疗的澳门西医郭雷枢说明了“手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启程了。这表明何鲁“完全知道手术可能产生的危险，但他仍渴望此次长途航行，就是为了接受手术治疗”（P3）。抵达伦敦医院之后，他尽可能不给人增加麻烦，令医护称赞不已。手术当天，他由两名护士、修女和医院组成的护理团队陪同，脸上露出一副很幽默的样子。接下来他微笑着躺在了手术台上，护士蒙上了他的脸，其手脚被捆绑固定在手术台上。甚至在葬礼上，“直到永远地与这个世界隔绝的最后一刻，他的面容仍然保持着他去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凡的平静”。

其次是医生们的职业操守。在何鲁启程前往英伦的前两年，郭雷枢就对即将到来的手术做了不少前期准备。他不仅与英国医院和医生们多次沟通，还寄去了由中国工匠制作的何鲁全身模型，这体现出他“对待病人也真诚尽心”。从澳门到英伦的三个月航程中，乘客中只有何鲁一位华人，郭雷枢委托医院另一位外籍助手全程“精心照料”。再当何鲁入住之后，“深受医院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欢迎，他们格外优待何鲁”。此外，医院为他提供以煮熟淀粉为主的食物，饭量不受限制；为了减轻其对手术的恐惧和对医生的担忧，医院还特别安排了病友间的心理安抚，这“充分展示了19世纪盖伊医院的专业化水平和医生的人道关怀”。再当手术不幸失败，何鲁痛苦辞世，院方葬礼力求按照中国习俗，“不会剥夺他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再次是英国社会的痛惜之情。对于何鲁之死的悲惨结局，“英国媒体和伦敦公众流露出更多的是悲悯，而非娱乐心态”。“可怜的何鲁”和“不幸的何鲁”是其时社会舆论和报纸相关论述反复出现的标题和词汇。有人甚至以“现代外科学就是一个吸人血的吸血鬼”为题，指责此次手术的残酷与医生的冷血残忍，声称“让我们姑且考虑一下他的痛苦吧”。尤其是何鲁的畸形身材及其悲剧性的手术过程，被牵扯到同时期英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旋涡中，充当国体约翰牛的形象。如有议员竞选演讲时以何鲁之死为例，说如果早点开刀，手术就会顺利，生命也可得到保全；对国家来说，越早割除腐败的“毒瘤”越好。这也是由于“情感和同情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医疗和外科改革运动中扮演了类似的政治角色”。

概括说来，何鲁的求治勇气，基于华夏文化更注重现世健康生命的人文理性；医生们的职业操守，则来自希波克拉底誓词“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英国社会的痛惜之情，更表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颠扑不破。这些都足以有效地超越“东方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偏狭和悖谬，值得史家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至于“何鲁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态度”推动了“传教医学”，则是百分之百“从中国出发的医学全球史”。因为伯驾于1841年7月访问时为西方医学教育中心的爱丁堡，做了一系列相关专题演讲，促成了爱丁堡医学传教会于四个月后成立，并按照其在华运行模式，开始了向海外各地大量派遣医学传教士。不过，这具体到中国的演化，“传教”与“医学”之间，似存在着不小的紧张、矛盾、对立和冲突，或不可将之本质化、绝对化和片面化。
先说“传教”，那几乎是一厢情愿的臆想。主要原因在于颇多免费，致使就诊病患络绎不绝，传教士医生们整天忙于诊疗而根本无暇布道。就连传教士医生先驱伯驾，也时常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到底是“拯救灵魂”，抑或更多“诊治病人”？再至19世纪6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医学传教”开始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华中、华北延伸，传教士医生们在各地创办的医院，既负责诊疗，又主持布道，一心实在无法二用。在汉口的英国传教士沙修道于1874年撰文，称当地教会医院作为一个传教机构，无疑非常失败，因为近十年来仅有五位皈依者；检索在华医学传教会的年报，他又发现从1861年至1872年的12年间，各地40万名教会医院就诊者中只有12人成为基督徒。
再说“医学”，那可有太多被人传诵的收获。主要原因在于其时本土医学主流由知书达理的“儒医”掌控，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理念，诊疗多采用汤醴草药及针灸；那些疼痛撕心裂肺、血流满地的外科，则由地位低下的走方郎中，或江湖游医担当，且也只能诊治疮疡、正骨、拔牙、外伤等小手术。传教士医生之所以被热情接纳、深受欢迎，就在于受到麻醉术、消毒术的快速进步之扶持，极大减少了手术中的痛苦和感染死亡率。进入20世纪，欧美各国世俗化日益加剧，医学专业化也日趋严格，西方医生们多转身为职业医生，鲜有热衷宣讲福音的传教士。再加上华人成为“医学”在华推进的主体，如1915年成立的中华医学联合会，标志着其认定“西医”须在地化，是本土医疗知识创新和学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回到前述斯坦利书中重点论述的常野。作者说她从未生产过一件出口产品，也未与外国人交谈和穿过进口服装，甚至几乎没有与外国人接触，很少直接参与外国市场；然作为一个个人、一个个体，一个敢于自我选择的女性，其颠沛流离、含辛茹苦的一生，为当时江户的繁荣，以及日后能迅速成为与巴黎、伦敦、纽约、上海比肩而立的现代都市之东京，贡献了属于自己的全部能量。同样，“何鲁”也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连其确切的中文姓名都不知道，但他的“个人品性和他对盖伊医院的信心感染了医生”，以“病人”“中国”的“主体性”“能动性”支持了医学向前发展。鉴于此，我们似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勇敢的“何鲁”，且其中肯定还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印度、非洲和北美等世界各地，西方医学方能最大限度地脱离地域限制，成为可造福全人类所共有、共享的一种普世知识体系和诊疗方法——这也许就是史家撰写“从中国出发的医学全球史”的意义之所在。